乾隆时期能否称得上盛世之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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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4.04

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公认的盛世有“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与“康乾盛世”，而“康乾盛世”尤为突出。乾隆时期，中国人口众多，国力强盛，在世界范围内亦属强大富庶之国。然而，张宏杰所著《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借助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国访华这一视角，并结合相关文献做了与当时的欧洲对比分析。那么，乾隆时代是否还能担得起人们心中盛世之名呢？

首先，从百姓层面来看，彼时中国人与欧洲人在民生和民权方面存在巨大差距。

一方面，生活水准差异显著。18世纪工业革命前夕，英国普通农场雇工的一日食谱颇为丰富：早餐有牛奶、面包以及前一日剩余的咸猪肉；午餐包含面包、奶酪、少量啤酒、腌猪肉、马铃薯、白菜或萝卜；晚餐则是面包与奶酪。工业革命后，英国人的生活水平更是大幅提升。1808年（乾隆去世九年后），英国农民家庭消费清单中增添了2.3加仑脱脂牛奶、1磅奶酪、17品脱淡啤酒、各半磅的黄油和糖，还有1英两茶。

然而，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国使团访华时发现，为其服务的中国百姓个个面容消瘦，对使团的残羹剩饭感恩戴德，甚至争抢用过的茶叶煮水再饮。乾隆时期，民众以糠菜果腹的情况屡见不鲜，辛苦劳作一年仍需负债三两方能维持生计。一旦遭遇饥荒，普通家庭即刻破产，卖儿卖女的悲剧时有发生。

另一方面，政治地位天差地别。因不熟悉中国航线，英国使团请求浙江总兵帮忙寻找领航员。结果，当地总兵强行召集所有从海路去过天津的百姓，不论其意愿如何，要求他们一小时内准备就绪。船行至内河时，官兵强征大量百姓拉纤，每日仅支付6便士工资，且不提供返程路费，导致百姓不断逃亡。官员便派人到附近村庄强行抓村民加入船队，兵丁还时常鞭打试图逃跑或因年老体弱请求免役的民夫，这些民夫缺衣少食、身形孱弱，宛如被驱使的马匹。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747年（乾隆十二年），即英国使团访华46年前，普鲁士国王建造夏宫“无忧宫”，选址在一座平民风磨坊旁。磨坊主起诉国王，称新建王宫阻碍了风力，影响风磨运转。最终，国王向磨坊主作出赔偿。

其次，从国家文明发展角度而言，当时的中国与欧洲在技术文明和政治文明方面差距悬殊。

1522年，即乾隆出生200年前，麦哲伦已完成环球航行，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国相继来到中国南海，全球化进程已然开启。乾隆即位后，对此毫无敏锐反应，反而将民间社会的活力与自发精神视为大清统治稳固的最大威胁，耗费60年时间构建起历史上最为牢固的专制统治：运用恩威并施的手段，杜绝了皇族外戚干政的可能；对敢于反抗的普通百姓，一味采取镇压措施；对知识分子，则以极端恐怖的手段扼杀一切可能危及统治的思想萌芽。

然而，18世纪世界文明发展的主流趋势是通过限制权力和代议制实现“对统治者的驯化，将其关进法律的牢笼”。1748年（乾隆十三年），孟德斯鸠发表名著《论法的精神》；1776年，美国宣布独立；1789年，法国爆发资产阶级大革命，提出“主权在民原则”；1797年，华盛顿拒绝担任第三任总统，美国民主政体得以确立。

横向对比18世纪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乾隆时代是一个民众仅有生存权而无发展权的盛世，是一个充斥饥饿、恐怖与僵化的盛世，是为满足少数统治者利益最大化而设计的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