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

常春藤

　　我家老屋三十几年前卖给了堂姐。老屋有人管理，依然屹立不倒。周边的许多老屋倒的倒，塌的塌，残垣断壁，荆棘丛生。老屋的东面原来是一大片旱厕，那时家家没有卫生间，大床边摆了个解决小号的马桶，上大号得出门到厕区解决。老屋区域人口密集，那个年代，这一片旱厕曾立下汗马功劳，既解决人们的燃眉之急，又为农作物提供优质的肥料。站在“灶脚”顶棚都能看到蹲厕的人头，听到“叮咚”的响声。这一大片旱厕也上演着不少精彩故事。

清明节前一天，我走进了老屋。这座老屋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修建的，当了八年兵的父亲从部队转业回来，领回几百块安置金，在众乡亲帮助下，建成了两层大屋顶小楼。老屋虽然破旧，但有人打理，使它不致于惨遭倒塌的厄运。勤劳的堂姐把屋子收拾得干净。客厅还挂着我小时候就有的关公神像，手握偃月大刀端坐马背的关公依旧是那样的慈祥而不失威严。黑漆的客厅大门虽然斑驳掉漆，但依旧坚实，它是我上小学时写字、演算数学题的黑板。

当年老屋住着七口人，阿嬷、阿爸、阿妈还有我、两个姐姐、一个妹妹。那时生活不富裕，一家人却其乐融融。阿嬷勤俭持家，把持着家里的财政大权，客厅大床的席垫下是她的小金库，一掀开竹凉席就能看到十元的、五元的、一元两元的还有几角几分的。我家四个小孩都知道这个秘密，但谁也不会伸手去拿其中的一分一角钱。阿嬷不识字，头脑里装着许多故事，晚上闲着没事，就在煤油灯下为我们讲故事。“牛郎织女的故事”“溪美进士两脚猫的故事”“邻居阿溪将军的故事”以及上几代人弱势遭人欺的一些零零种种。阿嬷的故事，我听进去了，它在我的心里生根发芽。两个大姐没能读书，捡拾猪屎狗屎，搂搂柴草，帮家里干些农活，是他们的工作。我和妹妹比较幸运，都能读上书，后来都成了小学教师。回不去的昨天，老屋的往事却如电影一般在头脑里清晰上演：“灶脚”里还有阿嬷围着灶台整日忙碌的身影；小天井里猪圈边，姐弟几人围坐小桌吃着地瓜丝粥配咸菜、萝卜干；楼上是我秉烛夜读的“书房”，说是书房其实是多功能房，既是存放粮食的仓库，又是一家人的寝室，床头边放尿桶，床前的柜子当书桌，书香伴尿香伴我度过了小学和初中。

门前的小巷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白天，青壮年出工到地里忙活；小孩子背着书包到学校读书；老人坐巷边石墩上闲聊，偶尔串串家。身材矮小声音洪亮的“阿软婆”是我家的常客，她是个话唠，我们总爱跟她开玩笑。16岁那年，我考上师范，她笑着对我说：“你还是个小孩子就要去当老师啊？”我对她说：“等我读完三年师范，我就长大了呀。”那一年，我走出了家乡，离开了老屋。

巷子里的“阿软婆”们基本上都走了，他们的后代们基本上都搬离了此地，老屋区一片死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