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乡与知青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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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下乡与知青定律

作者：梁志全

定律指的是客观事物中存在的一种规律和法则，它是根据长期的观察和实践总结出来的结论，具有一定普遍性和稳定性。定律可以分为自然定律（如万有引力定律）和社会定律（如从众效应定律）。需要说明一点，自然科学定律非常严谨，没有例外。而社会定律则是对人类社会趋同现象的一种归纳性总结，其中不乏个别例外，但不会影响定律的成立。

本文研究的知青定律，属于一种社会定律，主要探讨知青群体对农村岁月的切身体会和感性认知，从各自不同的感受中总结出来几条有代表性的客观定律。文末也对上山下乡运动进行了一些肤浅的理性思考。读完此文后，您对农村岁月的感受属于哪一种？敬请对号入座。

01上山下乡运动概述

文革中的上山下乡运动始于1968年底，随着最高领袖发出号令：“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由此，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遍及城镇的每一个角落。

到1977年止，官方公布：全国共有1700多万（文革前还有一百多万）城镇青年下乡。当时全国城镇人口约两亿，三千多万个家庭，1700万知青按每家一个计算，意味着城镇超过半数的家庭都有子女上山下乡。

历时十年的上山下乡运动涉及人数之多、范围之广、影响之深，使其它运动望尘莫及。时至今日，“知青”这个特殊的名词，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它的含义可能只是一个名词或一段历史，但对于当年的亲身参与者来说，它代表的却是一段刻骨铭心的人生记忆。

文革中最早上山下乡的知青是“老三届”。老三届现在已成为一个专用名词，特指1966年5月16日文革开始时正在学校读书的1966、67、68三个年级的初、高中学生，全国约有几百万人。他们对应的出生年份是1947年至1952年，是共和国的同龄人。

老三届知青在文革初期的两年多时间里，经历了社会角色的两次大转换，也历经了从大喜到大悲的全过程。文革之初，他们被冠以“毛主席的红卫兵”称号，被捧为“革命小将”。在批判三家村、破四旧立四新、大串联、批判“走资派”的运动中，他们锋芒毕露，红遍大江南北。然而好景不长，随着一大批“走资派”的相继倒台，上山下乡运动立即展开，他们又从天上摔回人间，社会角色从“红卫兵”突然转变为“知识青年”，从教育别人到自己接受“再教育”，任何人都难以接受这种快速转换的社会角色。

其实，他们什么都不是，他们只是一群稚气未脱的青少年学生，需要的是在学校接受正规的国民教育，但学校的大门却在文革中关闭，他们的唯一出路就是去农村！由于年少失学、文化偏低，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二十多年后，还将面临着社会角色的又一次大转换——下岗工人。

文革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三种方式：第一种叫插队知青，即一两个知青单独落户到一个生产队（此种知青的人数最多），同社员一起劳动，单独食宿；也有由父母单位或学校组织的十多个知青同时下到一个生产队，他们轮流做饭，一起出工，叫做知青集体户；第二是有些地方政府以兴办集体农场、林场的形式吸纳一批城市青年；第三是大城市以学校为单位组织青年加入到边疆的生产建设兵团，他们与兵团战士共同劳动、领取工资、集体生活，通常叫做兵团知青或支边青年。

笔者是插队知青。从下乡的第一天起，就试图从正面去思考上山下乡运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端正自己的思想，努力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但农民并不太欢迎知青的到来，由于人多地少，物质匮乏，粮食紧张，他们公开抱怨说，知青下乡是“扯稀了秧子”，意思是分走了他们为数不多的口粮。当我主动表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他们竟然嗤之以鼻，然后说：农村活路，眼见功到，有什么好学？

当时的农业生产工具之原始，劳动强度之大，农民生活之贫困，大大超出了我的想象。从生产工具来看，全队没有一台农业机械，只有几头水牛。大家使用的劳动工具还是与秦汉时期相似的锄头、镰刀、粪桶之类。

从生活资料看，全队六十几户人，草房与瓦房的比例大约各占一半。社员家中除了床，就是桌、凳和几口装谷子的木柜而已。厨房中，也只有一灶一风箱，一锅一水缸，然后就是几个黑色的陶瓷碗。城里一些人家拥有的自行车、手表、大立柜等，在这里是看不见的。社员都穿补疤衣服，只要天气不太冷，都是穿草鞋或者打赤脚。只有嫁女、或是娶儿媳妇，才请裁缝来家里做几件新衣。

农民经常说：二、三月间鬼门关，饿得走路打偏偏。因为此时大米、红苕已经所剩无几，而新粮：小麦与豌豆还在扬花之中，于是家家户户的牛皮菜稀饭都清澈见底。

我所在的公社和生产队，基本上所有家庭的收入都是用于吃，很少用于穿和用，恩格尔系数（家庭食物支出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至少达到80%以上，属于赤贫。

当年在烈日下挥汗锄地，临近中午，往往汗流浃背，饥肠辘辘，因血糖偏低而头昏脑胀。我曾篡改古诗一首：“锄禾日当午，饥肠响如鼓，回家煮午饭，几只烂红薯”，这就是很多插队知青生活的真实写照。当然也偶有快意之事，我总结为知青四大幸事：“天雨不出工，公社喊开会，混进宣传队，夜读禁书时”，这也算是苦中有乐吧！

02知青定律：知青对农村岁月的感性认知

离开农村后的几十年时间里，凡是接触到当年的知青，我都要与之攀谈，交流彼此对农村岁月的感受。在众说纷纭的意见中，我发现知青们对农村的亲身感受大不相同，大致可分为感觉良好型、温和评介型以及坚决反对型三种。

为什么同一群体的当事人对同样的人生经历竟然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感受呢？经过长期的分析与思考，我忽然从中发现了知青定律。

知青定律一：知青对农村岁月的感受与下乡时间成反比

文化革命运动历经十年，在这个大运动中套有许多小运动，这是现在许多青年不知道的。经笔者粗略的不完全的回忆，就有：批判三家村、破四旧、大串联、批判走资派、清查516分子、文攻武卫、上山下乡、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批林批孔、吐故纳新、批陈整风、反击右倾翻案风等十多个小运动，这些运动长的有一两年，短的仅数月。但是上山下乡运动则长达十多年，从时间上看，超越了文革。但文革在进行了十年之后，被当局彻底否定了！但贯穿于文革中的上山下乡运动却被人遗忘，当局对这场运动不置可否，既不肯定也不否定，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由于家庭背景、个人能力与机遇的不同，知青在农村插队的时间也不尽相同。就我接触的知青来看，插队时间短的一年左右，大多数是2至6年，最长的老三届知青和兵团知青竟然长达十多年。我发现，知青对农村岁月感受的不同，正是来源于他们下乡时间的长短。

一般来说，下乡时间越短，对农村感觉越好；反之，下乡时间越长，对农村的感觉越糟。我在与知青的交谈中发现，大多数感觉良好型的知青在农村呆的时间都不长，一般为1至2年，有的连国家供应粮都未吃完便离开农村，在以后几十年的个人生活中，留下的多是新鲜和有趣的记忆。

另外，知青所在生产队的富裕程度、离家的远近、是否有亲属照应都会影响到他们对农村感受的评判。比如，在城郊落户的，或是投亲靠友的知青由于生活条件较好，对农村的感觉就好很多；反之，那些离家较远，生活条件艰苦，时间又长达数年乃至于十多年的知青，身体和精神的煎熬都达到了极限，有的还染上重病（笔者就是因为患严重的肺结核被病退回城当居民），少数女知青还受到基层流氓干部的凌辱。因此，他们对上山下乡运动产生极大的反感就在情理之中。

其实，大多数知青并不惧怕农村的劳作之苦，贫困之苦，他们惧怕的是回城不公之苦！当你看到身边一同下乡，甚至还比你晚几年下乡的知青都纷纷离去之时，那种孤独之苦、绝望之苦难以言表！为了给各级干部留下良好的印象，你还不得不违心的表示要“扎根农村一辈子”，那种虚伪的言不由衷，反而导致内心的更加凄苦。

就我接触的知青来看，明确否定上山下乡运动的占了大多数，他们的道理很简单：荒废了学业，蹉跎了青春，回城后从事艰苦的低薪工作，老来一事无成！

知青定律二：知青对上山下乡运动的好恶与日后的人生境遇成正比

当年的知青离开农村后，人生境遇大不相同。一般来说，知青日后事业不顺、家庭经济条件较差者，对上山下乡运动多持否定态度；反之，少数日后一帆风顺、事业成功者对上山下乡运动多持赞成态度，二者有非常紧密的关联关系。

上山下乡运动直接改变了一代青年的命运：他们在渴望知识的时候中断了学业；在身体发育的青少年（有些是未成年人）时期遭受着饥饿和繁重的体力劳动。农村严酷的现实粉碎了他们的青春理想，为了国家不得不作出重大牺牲，把自己最美好的青春留在了农村，从而成为文革的牺牲品。

许多老三届知青的人生轨迹可以概括为：“60年代吃过糠、70年代下过乡、80年代返回城、90年代又下岗”。许多人历尽磨难，到头来却要面对下岗失业，靠低保度日的艰难处境，成为衣食不保的弱势群体，这就是那场运动的后遗症。可以说，大多数知青日后的事业是不成功的，他们否定上山下乡运动是必然的。

但个别知青日后事业的成功影响了他们对上山下乡运动的主观评判，他们产生了错觉，出现了逻辑混乱：认为人生事业的成功一定要经过农村的磨练。这些人以富商巨贾和党政官员为主（其中或许有言不由衷者）。他们认为，正是由于经过农村艰苦的磨练，才能取得今天的成就。

对此，我只想轻轻地问一句：我国神舟太空飞船的研发者、宇航员以及地面的操控人员，他们下过乡吗？现在成长起来的中青年企业家，他们下过乡吗？现在留学归国、成功创办高科技企业的青年才俊，他们下过乡吗？如果他们也中断学业去下乡，神舟太空飞船还能飞上天吗？

时至今日，还有少数知青高喊“青春无悔”的口号，对上山下乡运动给予充分的肯定。那么，他们当初为什么不愿意“扎根”农村一辈子呢？“青春无悔”真是他们发自肺腑的心声吗？请看知青定律三。

知青定律三：即便是支持上山下乡运动的知青也不愿意“扎根”农村一辈子

与上述两条定律相比，这更是一条人人自觉遵守的铁律。文革中，当局树立了一些优秀知识青年的典型人物（恕我不在此处点名），并且把他们提拔为官员，由此成为知青贵族。知青们为了挣表现，也高调不断，口号震天，纷纷表示要“扎根”农村一辈子，内心却期盼早日回城。

知青回城之初，尚有规则可言，主要由公社推荐劳动表现较好的知青给企业招工组。不久，潜规则盛行，那些有家庭背景的知青，天天高喊“扎根农村”的口号，下乡后很短时间就进了工厂、或是参军、上工农兵大学。没有家庭背景的知青，只能眼睁睁地望着别人离去。

知青在农村的处境牵动着亿万父母和亲属的心。为了孩子早日跳出“农门”，家长们使出了各种招数，“拉关系，走后门”（《人民日报》用语）的不正之风由此盛行。

由于知青人数众多，每年招工名额实在太少，回城的拥挤程度远甚于当今的公务员考试人数。基层革委会官员的子女到农村犹如蜻蜓点水，个别的是户口下乡人不去，很快就因招工、参军或是读工农兵大学而离开，成为名副其实的“山寨”版知青；一些文革中未倒台的中高级干部，连“山寨”的形式也不用走，直接把子女安排进部队当兵而躲过了上山下乡运动。这些事在文革中屡见不鲜，很多小说、影视剧如《血色浪漫》就有祥实而又精彩的描写，此处不作赘述。

普通老百姓子女“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能在农村苦熬。如果家庭出生不好，或是直系亲属有历史问题，那就只能等到1980年的知青大返城了。

讫今为止，很少有志愿留在农村而不返城的知青，倒是有极个别知青因与社员结婚，自己想回城但按政策却不能返城。由此可见知青定律三的正确性。

知青定律四：不同的返城方式决定着不同的社会阶层

我这里讲的社会阶层，是按照职业性质和家庭经济收入来划分的不同社会群体。

当年知青的人生起点、下乡的道路以及经济收入都是相似的。所以，知青都同属于一个阶层。但由于个人的能力和机遇、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的差异，他们的回城的方式、回城的时间却各不相同。更重要的是回城后工作单位的不同：有的参军，有的进厂，有的进入机关事业单位，有的病退回城当居民。更多的人则是在1980年知青大返城时才回到原籍。

由于当时国民经济非常落后，城市没有更多的工作岗位，按照政策，他们有的是让父母提前退休而顶替其职业；有的是进入父母所在单位的大集体、小集体；有的进入街道生产组；还有的则是从事个体摊贩或者长期“待业”。

由此，在以后几十年的人生职场中逐渐形成了不同的社会阶层：有的进入国家中、上级领导阶层；有的成为民营企业家；有的是机关事业单位职员或教育界的文化人；更多的、尤其是大返城回来的知青则沦为下岗工人。因为职业不同也导致家庭经济收入和退休工资大不相同。

由此见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社会定律：知青不同的返城方式、返城时间以及不同的工作单位决定着他们将来处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当然也有个别例外，如有的知青把握住了历史的机遇，在恢复高考后成功考入了大学；也有个别下岗工人努力拼搏成就了自己的一番事业。

03对上山下乡运动的理性思考

1978年，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运动被彻底否定了！但同处于文革时期的上山下乡运动却争议不断。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除了一些反映知青生活的文学、文艺作品外，国家领导层很少评介上山下乡运动。对于上山下乡运动的各种争论，当局讳莫如深，既不肯定，也不否定。

怎样评价上山下乡运动呢？我认为，正是由于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才导致了上山下乡运动的产生，两者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因果关系。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实质是解决城市青年的就业问题，但长期以来却被描述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反修防修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是“缩小三大差别的重要措施”。如此种种，给上山下乡运动涂上了许多神圣的光环。

如今剥开这些光环，我们会发现：知青下乡完全是因为文革动乱的无奈之举。如果不搞文革，就没有红卫兵组织和社会上各种“造反兵团”的出现；没有社会各派的撕裂，就不会有大规模武斗发生。大规模武斗导致工厂停工，商店歇业、学校关门，城市青年无法安置，所以只能上山下乡，与农民争食。

更严重的后果是，当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又为80年代初的知青大返城留下了后遗症，这种后遗症又在90年代再一次爆发：一些进入国企和被安排到父母单位“大集体”、“小集体”的知青，又在以后的国企改革浪潮中下岗。从这个意义上讲，知青是文革的牺牲品。

所以，既然否定了文革，就必然要否定上山下乡运动（注意：否定的是运动）！

上山下乡运动是当时的一项重大国策，带有一定的强制性，知青别无选择！所以，“青春无悔”论可以休矣！不是自己的选择，何来有悔无悔？但愿这种论调只是他们怀旧的无奈之语。一位国家领导人在谈到上山下乡运动时曾经说过：“社会上议论很多，四个不满意是我讲的。青年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嘛”。

有人提出，知青下乡劳动锻炼，培养了青年人吃苦耐劳的精神，缩小了城乡差别，推动了农业经济发展。对此，我认为：知青们在农村学会了农活，参与农田水利建设等劳动，确实培养了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另外，有的知青还在农村担任了教师、赤脚医生、电工、生产队长等职务，发挥了城市青年的一技之长，给边远地区和农村带去了些许城市文明。但是，知青在农村劳动锻炼的所得远远小于他们在青年时期的所失：他们失去了接受完整的、系统的国民教育的机会，导致整整一代人文化偏低，成为以后人生事业发展的重大障碍。

90年代初有一个调查报告指出：在全国高校和国有企业、科研单位的教师、科研人员中，要么是白发苍苍的教授、工程师，要么是刚刚毕业的青年学者，由此形成一个文化断层：缺乏年富力强的中年教学和科研工作者。而这个断层就是出生于50年代当过知青的一代。

正是由于上山下乡运动导致一代青年的失大于得，国家才断然终止上山下乡运动，并且立即恢复高考。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1700万知青到农村十多年，农村经济落后的整体面貌依然没有大的改变。只有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大大提高，用几年时间就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50年代有一个响亮的口号，叫做“缩小三大差别”（指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脑差别）。这一想法是不错的，但采取的方法却大错特错：把知识分子的工资降下来，就叫缩小体脑差别？把城市青年送往农村，就叫缩小城乡差别？把人民生活水平较高者向较低者靠齐，这种方法犹如削足适履，把大家弄得一般穷、一般痛！为什么不可以通过发展国民经济的方法，把一些农村人口变为城市人口，让低收入者向高收入者靠齐？

我们欣喜地看到，改革开放几十年来，国家终于找到了发展国民经济的正确路径：允许劳动者自由流动、自主择业和创业；允许农民大力发展家庭副业，鼓励农民进城务工，以此提高他们的家庭经济收入，最终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这才是缩小三大差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正确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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