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公振德，笑谈光明颂贶恩------纪念王贶甫先生诞辰125周年，逝世58周年

心园寄语

王贶甫先生生平年表

（王戌、王俭、王京、王耆、王足、王耋2001年初稿整理完成，2024年徐一大补充完成）

1901年7月21日（农历六月初六）出生，因六月初六为天贶节，故取名为贶，号贶甫，别号王梦盦（an）。系长子，倍受父母及祖母宠爱。

1911年进学塾，受业于寿镜吾先生的儿子寿涧邻。

1912年母亲周桂珍（周恩来姑母）因生第五个儿子时，患产褥热去世。

1914年祖母中风去世。他因此十分伤心。

1913年下半年入袍渎敬敷小学。

1915年入东浦热诚学校。不久随父王子余去苏州第二高小学习。

1917年春随父回绍。1917年7月由王子余的朋友蔡元康介绍进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任练习生。1917年10月入上海青年会中学（插班）读一年级。

1918年调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无锡分行，为练习生。

1920年升为职员，参加绍兴同乡会，任总干事。

1921年与陈建功的二妹陈建珍结婚。

1922年生长子于无锡，取名戌。

1923年7月调调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杭州分行任出纳。

1924年秋回绍，入绍兴县州山善庆学校任教。同年生次子，时王子余任绍兴俭德会会长，故取名俭。

1925年离州山至余姚，在绍兴县公署实业科工作。

1926年4月由表兄朱敏生介绍至北京直鲁军用票管理局任发行科科员。

1926年8月入北京山东省银行任出纳。

1927年1月调南京分行任发行兼出纳主任。2月山东省银行南京分行解散，回北京分行，后调天津分行。第三子出生于北京，取名京。

1928年7月返绍入大明电气公司与华光电灯公司共管处任会计。

1929年生一子，因在大明公司工作，取名明。不久因病夭折。

1930年长女出生，取名安，特别钟爱。1933年-1939年历任大明电气公司营业科、总务科科员，后升科长。期间曾担任私立同仁、西营、成章、锡麟等小学校董。

1933年第四子出生，因正值王子余60岁，故取名耆。

1936年爱女安病亡，极为悲痛。

1937年上半年，患急性咽炎，住院治疗，后往孙端上亭公园疗养，妻陈建珍带戌陪同。

1939年3月28日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身份赴绍，下午来家。29日贶与长子王戌陪同祭扫祖墓。晚来家共进晚餐，饭后为大家题词。30日晚，在王家召开了工人座谈会。会后给很多人题了词。31日早晨，周恩来来家合影，离绍。

1940年妻陈建珍因患急性伤寒性痢疾，仅半个月去世，终年38岁。

1940-1945年，因日本入侵，医药无着，先后去世共十一位亲属。按去世时间依次为：妻陈建珍、堂嫂、陈氏岳丈、三叔王子澄、三妹王逸鸥、三弟媳妇、父王子余、二弟媳妇、堂弟云甫、堂弟媳妇、四弟王同甫等。他们的丧事主要由贶甫操办。

1940年12月续弦唐晓霞。（唐晓霞兄唐彦斋为鲍顺泰酱园帐房）

1941年4月绍兴沦陷，同年辞去大明电灯公司工作，闲居一年半，做过碾米厂、汽车运输等生意。

1941年10月次女出生。因已有四个儿子，再有此女，感到“足矣”，又意“知足常乐”，故名足。

1943年2月又进大明公司任秘书。同年第六个儿子出生，因王子余70岁，故取名耋。

1944年8月8日，贶父王子余去世，终年71岁。

1946年7月，被聘任为大明电气公司副经理。1946年10月，绍兴城区秋谨、元培、鲁迅、成章、锡麟、汤公六镇合并为越王镇，被推选为镇长。因不满抽壮丁之举，提出辞职，未被批准。在县府催交壮丁名单时晕倒，名单终未交出。

1947年夏，绍兴大旱，向省里求援，同意调抽水机，结果抽水机仍未调来，大失所望，十分郁闷。

1948年，获准辞去越王镇镇长职。

1949年春，国民党军队溃败江南至绍兴，伤兵聚众闹事，社会秩序混乱，绍兴各界成立救济委员会，被推选为副主任委员，共同维持秩序。贶又利用此关系与城外的浙东人民解放军（三五支队）进行联络。

1949年5月7日绍兴解放。同年任绍兴县人民委员会委员。同年长子王戌参加南下服务团，去信表示支持。

1949年夏，绍兴锡箔业停业，为解决锡箔工人的就业问题，和商界共同投资建麻纺厂，他出资四石大米，成为股东。期间，曾为解决经济困难和劳资纠纷，连续协商两个通宵，解决问题。1949年11月，任绍兴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1949年7月，鲁迅文化馆成立。联络寿积明等人士，向全国发出倡议，征集文物资料，恢复鲁迅故居。筹建鲁迅纪念馆。

1950年4月，任大明电气公司经理。1950年11月，鼓励三子京参军抗美援朝。同年长子戌所在单位寄来家庭困难补助14元，他用此款购10件卫生衫捐赠救济部门。同年冬患肺病，吐血住院。

1951年1月，任工商联中苏友好协会会长，并任市抗美援朝委员会副主任。1951年8月，绍兴市召开人民代表大会，被选为绍兴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分管文教卫生等工作。1951年11月，绍兴市工商联正式成立，任主任委员。1950年-1966年8月历任绍兴市人民代表、浙江省人民代表。绍兴市政协常委、浙江省政协委员。

1952年10月，任浙江省工商联常委。

1952年，鲁迅文化馆（鲁迅纪念馆前身）内成立文物管理小组，任组长。后和省文管会一起确定了绍兴最早的一批文保单位。

1953年，成立红十字会绍兴分会，担任副会长、会长。将解放路百货商店（原源兴恒百货店）房产捐赠给红十字会。

1953年底-1954年1月，学习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有关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针后，代表大明公司私方，向市府申请公私合营，获准后，成立公私合营大明电气公司。他在庆祝会上说：“这是我们新的开始，有国家做后盾，我们电力工业一定能更加兴旺发达。”公私合营后，他仍任公司经理。同年他在工商界带头认购国家建设公债。同年在他的推动下，成立文化馆书画大组。徐生翁先生任大组长，沈定庵任国画组组长，孙敬静任西画组组长。年底组织工商业主学习，迎接公私合营高潮。

1956年，全市工商业公私合营，他喜气洋洋，笑容满面，带领全市私方人员游行庆祝。大明电气公司转为国营。8月绍兴民主建国会成立，任主任委员直至1967年。10月到北京参加全国民建和工商联会议。在会议期间周总理与他见了面，并勉励他带头走社会主义道路。同年绍兴市成立文物管理委员会，他任副主任委员。他带头捐献文物。

1957年春，贶继母陶青君病逝。1957年秋，患肺病和头风病，住院治疗。

1958年绍兴建钢厂，工商界负责西施山新开河的挖掘，发掘出很多青铜器。经他联系，全部上缴给市文管会。市文管会把其中大部分缴到了省文管会。

1959年，写信给亲属，要求将39年周总理的题词寄回，并通过绍兴地委上交国家。1959年11月28日，邓颖超和帅孟奇到绍视察，他陪同参观。中饭后邓到王家探视、与家人交谈。1959年12月，赴京参加民主党派“神仙会”，受到周总理接见并在西花厅请吃饭，并与家人交谈家常。

1961年为了弥补政府办学经费不足，以工商联名义组建民办学校。还多次赴沪、杭，动员绍兴旅外人士捐款。

1962年请六位老先生来家鉴定自藏字、画、石章、照片等，从中挑选了20余件连同书箱、画箱赠送给了文管会。4月响应建公墓的号召，率先将王子余的墓迁入。8月发现血尿，赴杭检查确诊为膀胱癌。11月转上海中山医院开刀，术后第二天，即要女儿写信给绍兴市委统战部和大明电厂党委，告知手术情况，并表示感谢。同年工商联捐办的民办“青年中学”和“青年补习夜校”开学，他捐款3000元。

1963年1月回家休养。

1964年4月参加浙江省政协会议，在会上表态，积极支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表示要动员唯一女儿支农。回绍后即告女儿，女儿立即向团市委写了要求上山下乡的报告。这是绍兴第一份要求支农的报告。8月26日全市举行欢送知识青年下乡的大会。会上他代表家长发言，精神抖擞地向女儿提出“十要三必争”的要求（注1）。读完后大声喊着“王足，你能做到吗？”会场激动，气氛热烈。会后，绍兴第一批90名知识青年出发到下灶大队。

1965年春以人大代表名义，到下灶视察知青插队情况。由于走得急摔了一交，手臂上包裹了纱布，还召开了知青座谈会。会上勉励大家要尽快地渡过生活关和劳动关，争取自力更生。还为知青送去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同年夏又血尿，住第二医院泌尿科，夏收完毕，女儿回城陪护。不料查出女儿患“钩端螺旋体病”，于是住同一个医院。

1966年春大量血尿，送杭州浙江医院，诊断为膀胱癌复发，应动第二次手术。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医疗被停。9月与妻一起被揪回绍兴，游街批斗，扫地出门，停止治疗，停发工资。住灶间。

1967年2月女儿足进城来探视时，对女儿说：“很想去杭州，可以火葬”。又说，“你是我最宠爱的独生女儿，送你到农村去的这条路是走对了。我的问题一定能搞清楚的。要相信党跟党走。”3月1日晚8时去世，终年67岁。

1969年，妻唐晓霞第二次被揪斗。

1970年8月，妻唐晓霞被平反摘帽。1970年10月妻唐晓霞因患流感，引起高血压心脏病，不治去世，终年64岁。

1978年12月27日绍兴县革委会在绍兴县礼堂举行“王贶甫先生追悼大会”，会上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悼词中写道：“王贶甫先生是我县知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早在抗日战争时期，王贶甫先生就拥护我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赞同国共合作一致抗战，抗日战争中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特别是一九三九年春，敬爱的周总理前来故乡绍兴进行革命实践活动时，王贶甫先生积极主动做好宣传和保卫接待工作，并精心保藏了周总理在绍兴的大量珍贵革命文物，作出了重要贡献。全国解放后，王贶甫先生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他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等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热爱社会主义祖国。他积极响应我党领导的历次政治运动，贯彻执行我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他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认真改造思想。多年来，他在我县工商界以及爱国人士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团结、教育、改造的工作中起了积极带头作用，为巩固和发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贡献了力量。他对我县教育、卫生和文物保护等工作也做出了贡献。他是一位与我党长期合作共事的老朋友。他的那种热爱党热爱毛主席和周总理，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2001年5月18日 绍兴市政协召开纪念王贶甫先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政协领导、市的老领导、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座谈会。与会人员在座谈会中认为：王贶甫先生的一生，是爱国爱乡的一生。纪念王贶甫先生，就要学习他忠于祖国，热爱家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学习他赤胆忠心，肝胆相照，对本职工作兢兢业业，踏实苦干的精神；学习他艰苦朴素，廉洁自律，甘于奉献，助人为乐的精神…。　

注1：“十要三必争”以《绍兴市副市长王贶甫家训》为题刊于《绍兴市志》第三卷第325页。

在纪念王贶甫先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亲属代表的发言

（王足，王贶甫女儿）

市政协领导、各位领导、各位老前辈，在座的各位女士、先生们：

首先我代表我们兄妹六人向政协领导组织这次纪念父亲诞辰100周年的座谈会表示感谢，也感谢在座的各位前辈各位女士先生出席座谈纪念先父。谢谢！

父亲生前对我们说过：“我在解放前不知为什么活着，只有解放后，跟着共产党，自己生活有了方向，做的事有意义，干的也有劲。”

父亲从17岁离家，进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工作。为了谋生，转辗无锡、北京，最后回到绍兴，在大明电气公司工作，一直靠薪俸维持生活。由于父亲为人诚实，工作认真负责，职务从职员升到总务科长，抗战胜利后，被公司董事会聘为副经理。为了振兴电业，许多事务要广为联系，并要与地方协调，头绪繁杂，父亲为此付出诸多辛劳。解放前夕物价飞涨，发电成本日益增高，最后只能苦撑局面。

1949年解放前夕，父亲积极地参与临救会组织，迎接解放军，1950年父亲被聘为公司经理。记得1953年大明电气公司奉准公私合营时，我随父母去偏门外公司参加庆祝典礼，并参观了发电机房，那天父亲特别高兴，说：“我们的电力工业真正的走上了兴旺发展之路，这全靠共产党领导好。” 1949年8月父亲受人民政府委派，主持接收旧商会并筹备新工商联。1951年12月担任绍兴市工商联主委，从1950年开始至1967年，父亲先后担任了绍兴市政协副主席、绍兴市副市长等职务。在副市长任期内，他分管文教卫生，兼任文管会副主任、主任。从1949年倡议恢复三味书屋、建立鲁迅文化馆开始，直至五十年代的绍兴第一次文物普查，他都事必亲躬，发动老先生一起调查、商讨保护文物的工作，并带头捐赠。在教育方面，也是全力贯彻教育方针，提倡乡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经常应团市委之邀，向青少年介绍绍兴风俗。困难时期又发动工商界创办民办中学，等等。上面各位领导已提及，我不再多谈。

有一件事对我们子女的教育很深。在一个冬天，他穿了长袍走在仓桥直街上，刚好一个挑粪担的农民迎面走过来，粪桶的圈箍突然断了，粪泼得到处都是，也把父亲的衣服弄脏了。当时那个农民吓得不知怎样才好，一下子围观了不少人，一些人认得父亲的，就责怪那个农民，这时父亲非但不怪罪这个农民，而是买了条毛巾给农民，要农民自己把自己身上衣服擦干净，好言安慰这个农民，给他压惊，父亲则到附近朋友家换了衣服。然后请人和农民冲洗好路面再离开。在我们问及这件往事时父亲说道：“挑粪担的并不是故意的，当时他自己也吓坏了，如果不快点把路搞干净了，别人就不好走了。”这件事在当时传了开去，在选举人民代表时，不少选民提起这件事。此事也使我们知道为人处世须要厚道，要循规守矩。

父亲待人如此，待亲友也是以传统的尊老爱幼，扶持孤贫。 父亲一直尊奉着少年时的三位老师，一位是三味书屋寿镜吾先生的儿子寿涧鄰先生，另一位是张伯焘先生，是教音乐的，后来在大明公司任稽查，整年穿一件蓝布工作大衣。拿一根手杖，经常来我家。绍兴沦陷后，他被日寇逮捕，被狼狗咬死。再一位是王声初先生，他早年毕业于杭州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回绍后在袍渎敬敷小学任教师和校长。他与祖父过从甚密。父亲对这三位老师尊敬有加，不仅在节日，平日也经常到他们家去嘘寒问暖。解放后父亲任副市长，也经常到王声初先生家拜访，还就地方建设事宜听取意见。

父亲是长子，当祖父年老体衰时，父亲就担起主持、协调大家庭的重任。抗战以后，各房失业在家人数剧增，加上缺医少药，从祖父去世前后，母亲去世，父亲的弟、妹及堂房亲属，三年内连续去世达12位，父亲接连料理丧事，把安排收养遗孤，接济资助为已任。为表对逝者负责和帮助遗族，其中除被亲戚认领者外，自己曾先后收养扶持亲友或其子女十几人，有些为他们介绍工作，有些供读到小学、初中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因此亲友邻里至今谈起父亲，总是讲：“你爹做事心细，待人极好，宁可苦自己。”

父亲对我们子女，则要求极为严格。 父亲自己学历不高，因此希望我们好好学习，成为一个在社会上有用的人。我们六个子女都是从上小学即开始在学校住宿，过集体生活，培养我们独立生活能力。每个学期开始，父亲把我们的学杂费、住宿费、膳食费一次交清，从来不给零花钱，也不让从家里带菜去学校吃。父亲要求我们遇到问题，都要锻炼自己处理，遇有什么委曲和困难，自己要学会尽量的忍耐和克服。这些都为我们后来离家外出上学、走上工作岗位，带来了许多好处，使我们能吃苦耐劳、克服各种困难。 父亲经常告诫我们要“自食其力”，不要有托庇祖荫的想法，不贪财嗜钱。他用我家住地火珠巷（后为光明路）的另一个地名“清风里”的典故教育我们。原来早先有一个住火珠巷的人，在外地做官，十分清廉，卸任返绍时两袖清风，仍回原地火珠巷，大家为崇扬此人的品德，故又取名“清风里”。

父亲在我们走上社会之时，对我们的选择总是给以理解和支持。1940年我大哥王戌19岁，离绍去外地求职，临行前父亲对他说：“一个人要能立足于社会，要靠自己努力，要自强不息。”1950年抗美援朝开始，在浙大电机系学习的三哥王京报名参军，父亲立即表示支持。四哥小学毕业时，父亲还安排他拜师学木工，四哥常说这段经历使他后来受益匪浅。1963年，我因病待业在家，曾要求父亲向领导说，帮我介绍一个工作岗位，但遭到拒绝，他说：“现今都在精简，工作岗位少，同事、亲友间要我介绍工作的有不少，给你介绍出去了，我怎么向他们交待？”但很支持我去鲁迅图书馆义务帮助做出借工作。至1964年，浙江省发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父亲从省政协开会回来对我说：“我已在政协会上表态，要带头动员独生女儿去农村锻炼，你去不去？”那时我被上山下乡热潮感动，因此立即表示“好”。于是在父亲的支持下，我便向绍兴共青团市委递交了绍兴第一份要求下乡的报告。8月24日，父亲在欢送大会代表家长发言，向我提出要做到“十要三必争”。会后送我至船埠头，有许多家长和青年分别时都哭了，父母亲一直面露笑容，临别时还叮嘱我要练好基本功，没要紧事别上城。

父亲自己总结一生，有半生虚度，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才开始新生。因此他始终对党怀有深厚的感情。他自己曾想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也鼓励我们子女要加入共产党。1957年父亲因病住院，二哥王俭到绍兴探视。一天他侍立病榻旁，父亲从枕头底下摸出一本袖珍版《中国共产党章程》给王俭，叫他好好学习，父亲说自己正在学习。1962年父亲患膀胱癌在上海手术，术后第二天，便叫我写信给绍兴市委统战部和电力局党委，告知手术顺利，感谢党的关怀。1966年父亲被造反派从浙江医院揪回绍兴批斗，在受到残酷迫害的情况下，1967年2月弥留之际，还对我说：“要相信党，会把事情弄清楚的，你要坚持跟党走。”父亲的确像绍兴为他举行的追悼会上悼词中说的：“王贶甫先生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一位与我党长期合作共事的老朋友。” 父亲虽有一些缺点，中年以后已逐渐改变，解放后更是严格要求自己，事事考虑做表率，尽心竭力做好本职及兼职工作。

作为子女可以告慰父亲的是：我们虽然谈不上有什么成就，却都能兢兢业业，奋斗在各自的岗位上，直到退休。现在我们回忆父亲的同时，总结家训，教育子女后代，要像父亲希望的那样，要学有所长，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 再一次感谢政协领导和在座各位！

父亲的一生（上）

（王足，王贶甫女儿，根据《王贶甫自传》资料，写成此文。）

备受宠爱的幼年生活父亲从小曾随祖母吃、睡，娇生惯养，养成了较为任性的脾气。根据父亲同学孙继刚回忆（1983年8月17日访问记录）：我和王贶甫是山阴第一初等小学的同学，1907年王贶甫已剪辫子养童花发，我们经常去府中学堂工地玩，他很顽皮。从以上介绍，在我眼前父亲就是一个活灵活现的童发男孩在蹦蹦跳跳。

父亲14岁时曾祖母去世，从此他不再像以前那样任性了。他书读得不多，17岁高小毕业，就去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做练习生。为了转正，又去补习初中一年，这样就做了银行正式职员。当父亲17岁真正想读书时，却因家中弟妹多，没有机会读书了。

父亲总是对我们说：“你们福气好，书都比我读得高，我只读过初中半年，也是为了进银行才读的。文化知识少，抱憾终生啊！”

从银行职员到电厂经理

祖父王子余，不满满清统治。有志于革命事业，结识了徐锡麟和秋瑾等革命志士，并与蔡元培、陶成章多有交往。参加了光复会、同盟会。1902年创“万卷书楼”，出售各国翻译书籍，介绍新学。秘密销售《革命军》、《猛回头》等进步书籍，后来该书楼成为秘密革命活动点。1903年在绍兴首创《白话报》，鼓吹革命思想。辛亥革命后任浙江嵊县第一任知事，为垫付县府开支，变卖田产和祖母首饰。后任中国银行绍兴支行行长，退休后从事地方公益事业和编修县志。绍兴沦陷，为拒任伪职，迁家乡下，避居农舍。祖父刚直、清廉、爱国等品质，对父亲有很大影响。

父亲在28岁到绍兴大明电气公司任职之前，一直在外地漂泊。当时军阀混战局势不安定，就业艰难，使他很早就见了世面，开了眼界，培养了处事能力。父亲高小毕业后，先在上海和无锡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工作。后去北京山东省银行任职，该行解散后，父亲回到绍兴，到大明电气公司和华光电气公司共管处任会计。后该处转为大明电气公司，父亲先任总务科职员后提升为科长。1937年日寇逼近杭州，国民党政府拟炸毁所有三台发电机，经父亲设法周旋，秘密将其中两台拆往嵊县隐蔽。1941年4月绍兴沦陷，日寇占领电厂，父亲辞职闲居，变卖家什度日。后电厂又交还，自行管理，父亲于1943年回厂任秘书。

1945年8月抗战胜利，次年电厂董事会聘父亲为电厂副经理，以图重振。电厂在抗战期间亏蚀极大，又大批物资被盗，物价飞涨，发电成本随之提高，而电厂的董事、经理多不在绍兴，厂内外大小事务都由父亲处理并奔走于杭、沪、宁之间，备极辛劳。当时地方军政机关大量用电，而拒付电费，为此父亲曾在报上揭露此事，岂不知反而找来更大的麻烦。绍兴城区1946年10月合并为越王镇，国民党政府为利用父亲在社会上的影响，要他担任越王镇镇长。他从心里不愿担任镇长之职，但为了桑梓，不便坚持推却。在此期间绍兴大旱，为此他到处奔走，省里答应提供若干台抽水机，把城外的水抽向城里。他闻悉后急速回到绍兴，叫家里人和电厂职工连夜做好准备。谁知省里根本无抽水机提供，这对父亲打击很大，他想为家乡办点实事的愿望，仍是落空。

1948年国民党抽壮丁，当时他把壮丁名单压下，上面几经催迫，他顶着不交。当时的一名司令亲自上门催讨,父亲仍与他周旋。这个司令采取强制手段，父亲在气急之下突然晕到在地,那个司令见状，只得悻悻而回，此事也就搁了下来，终于保护了这批乡亲。看到国民党政府这种倒行逆施，父亲多次提出辞呈，最后采取举家暂迁杭州的办法，方得脱身，辞去了镇长的职务。

1949年为迎接解放，父亲和一些有识之士一起，组织成立了临时救济委员会，并任副主任，主动与浙东人民游击队联系。又组织护厂队，使电厂不受重大损失。1949年绍兴解放前后，绍兴地下党为绍兴军管会提供了一份资料，其中有对绍兴各界代表人物的“介绍”。对父亲的是：“王贶甫，男性48岁，本县人，现住子余路四号（越王镇五一保八甲七户），旧制中学毕业。为人诚实，从不招摇。在政治舞台上本无地位，不过作风很好，市民拥戴。越王镇镇长本为金林派（绍兴的恶势力）逐鹿，伪县长林泽为免各方为难，遂决定由他出任。乃父为一革命先进者，王亦甚积极。闻彼与周恩来同志有表兄弟之谊。周恩来返里扫墓时，曾住其家，由彼陪同。其家系大家族，共有25人同居一宅。王贶甫任大明电气公司经理及临救会委员，为一中间略带开明的士绅。”此介绍说明了对父亲政治态度的评价。

解放初期他被安排到人民委员会。绍兴解放给大明电厂带来了生机，父亲本人也获得新生，提高了思想认识，努力为社会做贡献。

要走社会主义道路

父亲1949年8月受军管会委派接收旧商会，筹备成立工商联。10月又被任命为绍兴市“劳资关系委员会”副主任。1951年市工商联成立，被推为主任委员。1952年2月选为绍兴市副市长，分管文教卫生工作。他在任职期间，努力团结群众，认真贯彻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完成各项任务。解放初在旧中国受到很大破坏的工农业生产，正待复苏，百废待兴，工商联的首要任务是克服困难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在这段时间，父亲主要做了几件事：由于电气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无暇过问厂务，1950年2月公司董事会聘父亲为经理。在电厂面临用电量减少、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主动团结依靠职工，努力维持经营。针对沪、绍董事打算要裁员的方案，父亲努力向各董事做劝说工作，支持工会提出的包灯业务，公开经济，在市政府资助和支持下克服困难，保证了工厂的正常发电。随着形势的好转父亲又亲赴上海，动员在沪资方增资，购买发电机一台，整修原来二台旧机，改善发电、供电设备，提高供电量，保证了生产发展用电需要。1953年父亲虽兼了市政府和工商联的许多职务，但仍过问电厂的经营，于12月申请公私合营，得到市府批准，电厂成为绍兴第一家公私合营企业。成立那天父亲让母亲带我和弟弟去电厂参观发电设备，共同庆贺。工商联的工作正是新旧交替，千头万绪，特别要千方百计减少企业商店的倒闭，而稳定市场，减少失业是当时的头等大事。

父亲工作繁忙，每天回家经常已是深夜，记得有一次，时过午夜三点，还未见父亲回来，母亲将我叫醒陪她同往工商联，才知道头一天的会议至今尚未结束。只见会议室人声嘈杂，看到这番情景，母亲知道无法让父亲回去休息，只好拉着我回家。听陈景甫同志回忆说，那是一次劳资协商会议。解放初锡箔业被禁，箔工失业成了当时一大社会问题。为此父亲和工商界的朋友商量，投资兴建麻纺厂，解决了一部分失业工人的生计问题，起到了安定社会的作用。但当时不少厂商经济困难，工人提出要求保证生活，那天的会就是为了协商制定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父亲作为工商联主委，经常亲自去各业解决类似问题，其工作量之大可见一斑。本来身体瘦弱的父亲因劳累过度引起肺结核复发，大量吐血而住院治疗。休息仅半年父亲又支撑着身体去上班。

1956年全国掀起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父亲组织工商界的骨干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学习，因势利导全市工商业实现了公私合营，大明电厂则由公私合营转变为国营。在工商联举行的庆祝大会上，父亲和大家一起兴高采烈地唱“社会主义好”、“合作化的农村一片新面貌”等歌曲，一改往日严肃的神态，他整日笑容满面，真情欢呼社会主义的到来。此后他又受命组建中国民主建国会绍兴市委会，并长期担任主任委员。他作为一名民主党派地方组织的领导人，团结了一大批工商界中的先进分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党同心同德，努力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而服务。热心文物保护父亲担任副市长主管文教和卫生工作，仍兼任大明公司经理和工商联主委，按日去市府办公，履行自己的职责。对文物工作也是竭尽所能，热诚备至。

1949年7月父亲与寿积明先生等向全国发出倡议，征集鲁迅的文物资料，筹建鲁迅纪念馆，并多次召集有关人士，回忆鲁迅故居的旧时环境和家具陈设，商谈恢复鲁迅故居事宜。1952年后在鲁迅文化馆（鲁迅纪念馆前身）内成立文物管理小组，父亲兼任组长，成员有周文、马可兴、陶沛霖、李鸿梁、寿积明、徐生翁等。不久省文管会派人来绍普查文物，父亲和文管小组的老先生们提供线索、帮助调查，确定了绍兴最早的一批文物保护单位，绍兴的文物保护工作由此起步。

1956年成立文管会父亲任副主任，委员中除原有的文管小组成员外，先后又增加了陶冶公先生等。当时开会活动都在鲁迅纪念馆，1962年后搬到周家老台门。基本上是每星期一次活动，工作人员有方杰、沈定庵、沈作霖等同志。父亲无特殊情况，每会必到，主持座谈。凡绍兴的历史、掌故、名胜古迹、文物线索、古物收购等均是主要议题。有时他将自己收藏的文物字画拿来一起鉴赏。有时又分组外出考察查实文保单位的现址、现状，提出保护和维修的意见，如祁彪佳殉节地、禹陵、秋瑾故居、青藤书屋等，均经亲自察看，当时文管经费有限，父亲便自掏腰包付船资，并提供伙食。祖父在绍兴沦陷时，精心保存下来辛亥革命烈士徐锡麟的血衣、手枪、秋瑾石膏像，以及抗英名将葛云飞的遗盔遗甲等珍贵文物，解放初期父亲就全部赠给文管会，以充实秋瑾故居等处的辛亥革命文物陈列。维卫尊佛是南齐的石刻造像，是一件稀有的古佛，抗战前后几经磨难，日寇妄图劫运去日本，最后由祖父王子余和朱仲华先生等设法保存下来，辗转藏放于龙华寺。1956年寺屋改作他用，父亲及时赶到向他们宣传保护文物的重要意义，将这尊佛像转移至文管会。1958年工商界人士在西施山新开河参加义务劳动时，挖出许多青铜器，都属越国时代文物，经过父亲的宣传动员，将这些青铜器全部送交文管会。在60年代由浙江省政府拨款，市府责成文管会修复周恩来祖居百岁堂。整修时要添配大厅至后厅之间的长门槛一根，负责施工的章贵同志向父亲汇报，父亲立即将工商联修房时拆换下来的二支粗大屋梁，派人送至百岁堂，顺刊地完成了维修任务。为了保护太平天国壁画，他亲自找房东谈话，动员把画有壁画的这一间屋腾出来，不作他用，并与税务局联系，给房东减免税收，由原房主负责保护。这办法沿袭至今。无私捐赠文物图书由于祖父的影响，父亲中年以后喜欢做文献整理工作，并热心收集地方文物资料，加上祖父留传下来的图书，家藏颇丰。1951年开始，他不断地整理家中所藏。他带头捐赠藏书字画。父亲关心文物事业，在担任绍兴市文管会副主任期间，还带头捐赠了许多古籍文物。1962年春节刚过的一个星期天，父亲要我帮着将客房间整理好，又将书画箱搬出来，请了六、七位老先生，他们将字画一幅一幅的打开，一边看一边评，然后分档次存放。整整一天，中午饭由母亲做菜招待他们。后来父亲将这些字画连同木箱一起都赠给了文管会。记得有下列几类图书文物：地方志及史料方面：《康熙会稽县志》、《道光会稽县志》、《嘉庆山阴县志》、《绍兴县志资料》及县志资料未成稿部分，《祁忠敏公日记》、有关徐渭、陆游文集等图书，现代报刊史料剪贴本等，还有父亲自己收集的有关太平天国的剪报《太平遗事》九册等，先后赠送给鲁迅纪念馆、文管会、鲁迅图书馆。

革命文物文献：除上面所述辛亥革命烈士徐锡麟的血衣手枪等以外，尚有父亲自己手抄的《秋女侠传记》等。1959年父亲又将他冒着生命危险精心收藏的周总理1939年来绍时的题词，装裱成精美古雅的册页，作为建国十周年献礼，送鲁迅纪念馆入库，他还动员亲属捐献，后因中央指示征集国家领导人题词手迹，此项珍贵文物又由市、地转送中央保管。

字画金石类：石章五方、诗巢六贤照片六张等送给文管会，《金恨堂印存初集》、《赵次闲印谱》、《吴仓石印谱》、《赵伪叔印谱》等共8部35本，捐赠杭州西冷印社。这批印谱原为友人任友之在抗战期间去世前所托。解放后经查已无任氏亲属，父亲代友送赠，既尽了朋友之谊又发挥其作用。此外父亲曾向省政协文史办、省图书馆、杭大图书馆等分别捐赠相应的图书资料，倾其所有，将有价值的部分全部无偿捐赠。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图书资料原先是散落的线装古籍，父亲在捐赠前，经过精心整理，细致地修补装订，整修得平平整整、再行送交。足见父亲的诚心和负责态度。在父亲的影响下鲁迅纪念馆和文管会收到了大量的文物字画、图书资料，为鲁迅故居的恢复陈列和绍兴文物保护工作的开展，提供了资料档案基础。幸亏有此一举，文革期间虽有少量文物被毁，但大部分主要的文物资料，毕竟已由国家保存起来了。现在这些资料对于许多学术研究和地方志的撰写，起着重要的作用。

父亲的一生（下）

（王足，王贶甫女儿，根据《王贶甫自传》资料，写成此文。）

关心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

父亲对于学校教育颇费心力。解放初期，有3个中学：承天、越光、稽山，9所私立小学：箔业小学、成章小学等，因国家补助有限，他动员工商联各同业公会、商店包干这些学校的经费。他自己和陈景甫、吴惠之两位副主委，各担任三所中学的董事长，帮助安排学校经济，直到这些学校转为公办为止。

1963年为了解决一部分失学和待业青年的教育问题，父亲将历年所购建设公债券3000元全数送交工商联，带头捐赠，集资创办“青年中学”和“青年夜校补习班”，并亲赴上海等地筹款。“青年夜校补习班”有会计、中医培训班等，满足了青年求知要求，深受社会欢迎，周建人省长曾亲自视察，表扬这种民办方式的学校。

父亲始终认为办学是响应党的号召，学校是在人民政府文教部门的统一领导下运作的，自己既没有安插私人，也没有干预学校行政，问心无愧。父亲对党对人民有益的事，总是如此尽力去做。

六十年代为了实现“住者有房”的政策，政府对私房实行房改，原私房主仍可以领到一些租金。当时父亲表态不要租金，而且写信给市政府，要求捐献所有房屋给政府，自己不再保留。政府收了一些，给父亲保留了几间自住的房子。但父亲自己不住，租了西街周姓的房子住。他把留给自己的几间房借给了几位住房困难的朋友和同事，不收房租，由住户自己交房产税。直到文革他被扫地出门后，回老屋与住户商量要求让出一间自己住，住户怕遭牵连，拒绝父亲的要求。最后父亲借了三叔家灶头间旁边的一间厢房安身直到去世。

记得1953年绍兴市建立了有线广播，父亲是在家里装喇叭最早的。他说一般的居民买不起收音机，有线广播可深入一般居民家，要尽力推广。1954年父亲从杭州开会回来，买来了一袋煤球和煤球炉。说要节约稻草和柴禾，今后不要烧大灶，要推广煤球炉。母亲不会烧煤炉，开始费了好多柴和炭，还是烧不旺，弄得满屋浓烟，满脸涕泪，很不高兴。但父亲坚持要用新煤炉煮饭，并一面说理，一面帮母亲找出烟多的原因，母亲慢慢地学会了使用煤球炉。

严格教育子女

父亲对子女教育极为严格。他要求我们从小过集体生活，培养独立生活能力。我们六个兄妹从小学起便寄宿于学校，无寄宿条件的，便参加学校包膳。他除了付给必要的膳宿费外，从不给多余的零花钱，要求我们养成艰苦朴素的习惯。但当我们为做好事而花钱时，他就会要多少，给多少。如当时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慷慨解囊，他常说自己因弟妹多，负担重，17岁就考入银行当职员，深感自己读书不多。为此，他要求我们好好学习，还培养侄辈读书。期望下一代都有专长，学以致用。鼓励我们参加家务劳动和公共劳动，学会一种手工技能。曾送四子——王耆去学过木工。在政治上，他要求我们努力上进。如今，我们六个儿女先后都参加了共产党。

1947年至1948年间长子王戍、次子王俭都参加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学生反饥饿斗争，父亲知道后都予以首肯。王戍曾任回乡大专学生联谊会理事长，经常有学生来家中聚会，在一起评击政局，举行各种活动，父亲知道后不加干涉，还提醒大家要小心些。王戍有一个叫蒋同政的同学，在中山大学从事学生运动，被当局开除，就住我家，父亲对他表示同情和支持。1949年6月，王戍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报名参加随军南下服务团，他马上写信鼓励。1951年抗美援朝期间，三子王京在浙江大学学习尚未毕业，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父亲全力支持。

1953年父亲任绍兴市副市长后，更加严格要求子女，他告诫我们，在学校里不能因父亲有一定地位而搞特殊。要团结同学，虚心学习，尊敬师长。我是他的唯一的女儿，高中毕业后，身体不佳，在家休息待业。许多人认为只要父亲去打个招呼，我要找个工作是不成问题的，但父亲对我说：“现在社会上有一批待业青年，如果我给你去打招呼进厂，那未亲朋熟友都来求我打招呼，该如何解决呢？”后来，由我自己去鲁迅图书馆联系，在出借处帮助工作，义务劳动。父亲知道后，说这个工作蛮好，今后要遵守制度，认真工作，不要计较报酬。我在那里工作长达一年半，分文未取。

1964年全国掀起知识青年支边、支农运动。父亲从省政协开会回来，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我在省里己表态，把你送到农村去锻炼。”并动员我首先写报告给团市委，要求去农村。六月我参加了团市委组织的青年学习班，八月在全市举行“知青”到农村去的欢送大会上，父亲代表家长发言，他精神抖擞地读了对王足的“十要三必争”要求。读完后又大声说：“王足，你能争取做到吗？”这时，全场激动，气氛热烈。此情此景，使人难以忘怀。1965年春季父亲以人民代表身份视察知青插队情况，召开座谈会，听取“知青”和当地农民、干部的意见。鼓励“知青”要尽快地克服生活关、劳动关。学会基本农活技能，争取自力更生。还带来了一批书籍和一台手提轻便的半导体收音机送给我，还说所有权归我，使用权归知青所有，把它放在大队俱乐部。在当时的农村，这台收音机是很稀罕珍贵的，受到知青的欢迎，丰富了业余生活。文革中这台收音机不翼而飞，实在可惜。在他的教诲下，我在农村安心劳动十余年，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

得到周恩来同志的教诲和关怀

父亲生前对共产党的深厚感情与周恩来同志的教诲和关怀是分不开的。1939年3月，抗日战争烽火中，周恩来同志以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公开身份来到故乡绍兴，从事抗日活动，因祖父王子余是周副主席的姑夫，在绍兴颇有名望，故每天来我家，以探亲为名，宣传党的抗日方针政策，并要父亲找来电厂的工人来家座谈，同时为各界人士题词鼓励，希望克服困难，坚持抗战。那时，父亲因患喉炎开刀，大病初愈，家里人口多，经济压力甚大，由于战乱，更是雪上加霜，可以说处在贫病交迫的困难之中。国此周总理特为父亲写下了这样一幅题词：“埋头苦干，只要抗战胜利，定必苦尽甜来。”字少语重，给父亲精神上是莫大的激励。周恩来同志在绍仅仅三天，那一次的会见对父亲的影响是很大的，父亲后来回忆说：”表兄天天来我家，给我们讲共产党的政策，使我对党有了明确的认识。”

1956年10月父亲去北京参加工商联的代表会议，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北京饭店举行宴会。代表就坐后，总理及中央其他首长也来了。在祝酒时，总理来到浙江省代表席上，高声问：“老表在哪里？”父亲离席迎上前去向总理问候，祝酒。总理又把父亲向陈云同志及其他几位领导介绍说，“这就是我的绍兴老表”，他又问父亲：“你的头发都白了，怎么称我为表兄呢？”父亲说：“我是属牛的，你是属狗的，比我大三岁。”浙江代表这才知道父亲与周恩来原来是表兄弟关系。1959年12月父亲再次赴京参加政协会议。受到了总理亲切接见，总理派车把父亲接到中南海家里，共进午餐，总理问父亲：“你怎么会在工商界？记得1939年我去绍兴时，你是电厂职员。”父亲就将抗战后厂里主管乏人，董事会聘他为副经理的经过谈了一下，又讲了解放后大明电厂实现公私合营的情况和自己的工作情况。总理听后很高兴，又对父亲说：“从绍兴回京的同志对我说，绍兴对你反映很好，说你在绍兴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今后应该继续起带头作用，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父亲介绍了自己的工作情况和子女的情况，总理说：“王戍给我的信都收到，希望今后仍给我来信，”

1959年10月邓颖超同志来到绍兴，住在交际处（即今绍兴饭店），接见了父亲，并共进午餐，午餐后邓颖超同志再三提出，一定要到我们家看看，看望我母亲和照片上的人（指1939年在我家的合影），父亲就陪同她来到我家。邓颖超十分关心地问了母亲的工作情况和几个子女的情况。最后，父亲送她同车前往杭州。

1973年4月，我姑母王去病在北京也受到总理的亲切接见。谈到父亲时，总理又肯定了父亲与党同心同德和他的思想和工作表现。

在最后的日子里

父亲自幼羸弱多病，1938年因咽喉炎发作，进医院治疗。直至1939年周恩来同志来绍时，父亲的身体尚未完全康复，因此，当年陪同周总理在大禹陵石阶上合影时，只有父亲一人坐在地上，这是因为大病后少有力气之故。

1946年后因染上肺结核，1950年—1952年均因劳累过度而吐血抢救。1957年因晚上工作回家不慎跌伤腰骨，又卧床数月。1962年出血尿而发现膀胱癌，赴上海中山医院开刀，切除癌变部分。手术七小时。第二夭父亲醒来后，就要我给绍兴市统战部、绍兴供电公司、绍兴市工商联各位领导写信，向他们汇报手术顺利，并表示感谢党对他的关心照顾。他说，如果没有党和政府的照顾关怀，身患绝症，必无指望。倘自己延医治疗，也将倾家荡产。父亲对党的深情，确实溢于言表。

1965年秋季，父亲又患血尿，在杭确诊，准备第二次手术。1966年发生文革风暴，父亲首当其冲，治疗停顿。九月被揪，扫地出门借住三叔王远甫一个灶披间。在那些日子里，他虽卧病床上，不喊病痛，但当他听到不少老领导也被揪斗，往往叹息不止。在去世前几天，我上城来看父亲，他说：“恐怕在世日子不长，想到杭州去治疗，万一死去，也可在那里火葬”。（当时绍兴尚无火葬场）。他又说：“目前有些问题，说不请楚，但你要相信党，相信群众，今后对我会有正确结论的。”由于农忙春耕开始，我急于回农村，我答应父亲回到生产队把月底帐结清后马上来看他，给他再去想想医治的办法。可就在3月1日晚上父亲竟含冤去世。前几天他对我说的话，竟成了遗嘱！

1978年绍兴县委、县府为父亲平反昭雪，举行追悼会。悼词说：“王贶甫先生是我县知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早在抗日战争时期，王贶甫先生就拥护我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赞同国共合作一致抗战，在抗日战争中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全国解放后，王贶甫先生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他积极响应我党领导的历次政治运动，贯彻执行我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多年来，他在我县工商界及其他爱国人士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团结、教育、改造的工作中，起了带头作用，为巩固和发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贡献了力量，他对我县教育、卫生和文保等工作也作出了贡献。他是一位与我党长期合作共事的老朋友。……”这就是党和人民对他的评价。父亲！安息罢！

父亲已经逝世34年了，诞辰100周年纪念之际。特著此文，教育自己和子女做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