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忆《回忆录》节选之二十四

湘水

　　【 杜濂是位传奇式的人物，他是我的恩师】，这篇回忆录节选写于2007年，我曾经浏览过。18年后的今天打开空间再次看到，不由潸然泪下。每个人都有父亲，然而这么生动的讲述尤其是生活细节上确是第一次，也使我更进一步了解了父亲。我感谢上苍，如此厚爱我，给予了我一个慈祥可亲的父亲、一个知识渊博的父亲、一个胸怀坦荡的父亲、一个充满爱心的父亲，即使到了生命垂危的时候依然那样可亲可爱，连身边的医护人员都呵护您......。

爸爸，在这个世界上，有一颗深深思念您的心，将伴您直到永远... 。

衷心谢谢惠叔叔！

《杜濂是位传奇式的人物他是我的恩师》

我这篇《回忆录》写于二00七年，二0一0年七月五日突然得知老首长杜濂同志逝世，深感悲痛，怀着沉痛的心情，发表这篇文章，以示悼念。

自我参加工作近半个多世纪的经历，在我所接触到的领导干部中，杜濂可算是位传奇式的人物，而他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给我的教诲和关爱，对我的影响最大，他是我的恩师。

杜濂是河北省衡水县人，出身于名门望族，在学生时代就读于河北省高级师范时参加了由王任重、杨秀峰领导的地下党组织。一九三八年到部队任连指导员，其间当过苏维埃县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团长，解放初期任湖北省广水县县大队长，一九五一年在湖北省花园镇组建公安十一师调任师参谋长，不久提升为副师长。师参谋长属于部队首长，也是司令部机关首长，我们作战科（办公室）是部队首长的直接办事机构。许多事情不一定通过科长就直接向我们做具体工作的人员安排布置了，我自一九五三年任司令部办公室见习秘书起，许多日常工作是在他直接安排下进行的，所以有更多的机会接近他，聆听他的教诲。部队集体转业后，杜濂是公司第一任经理，我是办公室的秘书。一九六一年机构调整的时候，他出任陕西省建设厅副厅长兼任建工局局长，我随他在建工局办公室工作三年，之后又随他回公司承担青海核工业基地建设工程（为加强统一指挥，由他兼任公司经理），直到一九六七年他回建设厅，如今我们仍保持着往来。

一九五三年在建七师，提升我当见习秘书时才十八岁。只有初中两年文化程度的我，还是个不谙世故的小青年，什么事情都不会做，写文章更是无从下手。可以说是在杜濂的悉心教诲下，边学习边工作着一步步走过来的。最开始写一封简单的介绍信或公函，先由他口授，再由他一遍两遍的修改，他还不厌其烦地说明为什么要这样改，讲一通语法修辞的道理，有时他还十分爱怜地拎着我的耳朵再三叮嘱，真可谓“耳提面命”了。以后教我怎么写通知、通报、工作安排、总结、给他写讲话稿，使我逐步有了写作的信心，提高了写作能力。至今已八十五岁高龄的他，在我给他的信件中，还在纠正我的语法和错别字哩！

在部队时期，在我们这个师的范围内，包括新参加工作的知识分子，他的学识应该是最高的。他聪明过人，有惊人的记忆力，学生时代学过的许多东西仍可以背诵，直属机关包括三个直属连队的全体指战员他都可以叫出名字，有的人还可以直呼其“诨名”，他还知道你是哪里人，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特点。干部战士或工人都喜欢听他讲话作报告，因为他讲得深入浅出，生动有趣，还常常讲一些“荤段子”以活跃气氛。

他是一位善于联系群众，做群众工作的能手。对一个普通的战士或工人来说，师首长（公司经理）能随口叫出他的名字，和他聊家常，是件很令人高兴的事。他到工地走走，工人会找机会和他说话。我们在青海执行任务的时候，家属基地在兴平，他去北京或西安途经兴平时，要到工人新村去走一圈，看望工人家属，还能指名道姓的说某某人在工地的表现如何，家属听了都十分高兴。他回到工地又能讲出张三李四的家属如何。象他这样务实的群众工作，比什么政治工作都更能鼓舞人心。

在十年动乱中，造反派揪斗杜濂的批斗会是开不起来的。首先，他不怕揭发批判，他回答的问题比群众揭发的内容还多，有时还妙语连珠，像在说相声，引起大家发笑。第二，在批斗大会上老工人旗帜鲜明地站在他一边。在我们建筑工地师徒关系是很密切的，老工人说话算数，绝不允许对他有过火行动，极左的造反派不敢胡来。开完批斗会老工人争着请他吃饺子，往他寝室里送高级香烟 。

解放初期，在中、高级干部中有一股婚变之风，许多老干部与农村的原配离婚（还有的离婚不离家），又在部队的知识女性中另寻新欢，而时任师参谋长年仅三十多岁的他，本身又是知识分子，若再找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似在情理之中，但他不为所动。尽管他的原配夫人比他还大三岁（北方人有女大三，抱金砖的说法），夫妻间文化知识相距甚远，还是个放大了的小脚。但几十年来，老俩口相濡以沫、相亲相爱。在他家里除了公务员和保姆外,我是出入他家最多的人，经常看见他俩坐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他们夫妻恩爱的故事有口皆碑，受到一致的赞扬，被传为佳话。记得在一九五四年部队驻防湘潭的时候，杜濂站在二楼走道上喊我上去，他拿着一张发黄的旧式婚纱照片给我看，问我曾见过这两个人没有。原来这是他们的结婚照，他的夫人屈志洁也是衡水县大地主家的千金小姐，在他上中学的时候，是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成婚的。

人们对他的生活习惯褒贬不一，他的衣食住行都很有点讲究，这有家庭的影响，也缘于个人的生活态度，更主要的是有那样的生活条件。他的夫人我们都随他叫老屈，老屈原在部队时期是后勤处的出纳，改制为企业后被精简，老屈善于料理家务，饮食很讲究，馒头包子做得小而精致。他的衣着，饮食都是老屈照料的。但老屈一向体弱多病，也多亏他的悉心照顾。他对衣着饮食都很讲究，就是穿的军装也是熨得很平展，平时随身带一把小梳子，不时要整理一下头发，他爱好整洁近乎到了洁癖的程度。他说他在一次战斗中，鞋子跑掉了，他命令身边的战士机枪掩护，待他穿好鞋子再继续跑。文革中他和几位局长同时关在牛棚里，他的床单仍整理得平平整整，有人开玩笑有意躺在上面把床单搞乱，但待别人起来后他还是不厌其烦的整理好。他这样的生活习惯，有极左思潮的人持否定态度，视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其实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讲究生活质量，应该是文明进步，热爱生活的表现。

一九九零年，老屈病故，去他家悼念的人很多。王任重，李尔重还给他发来了唁电。他的悼念方式也非常有特点而新颖，他亲笔写了一幅对联贴在门框上，“厚养薄葬移风易俗，花圈挽帐恕不敢领”。他把历年来和老屈的合影照片用一张大纸展示出来，分别写上注释，供人们瞻仰。他还订做了一个花瓶，在瓶的底部留一个空间，用来存放一撮老屈的骨灰，以示纪念。

杜濂是个知识分子，又曾带兵打仗，是个文武双全的领导干部，工作能力很强，十分干练。湖北军区某领导曾对时任荆江分洪总指挥的唐天际说：“我把最好的参谋长给你了”。我们的师长政委都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文化程度不高，他们只掌管大事，日常工作全靠杜濂全盘主持。我们部队在福建执行任务的时候，中央军委决定调杜濂去正规部队任师长，我们的师长政委联名向军委写报告表示：若把杜濂调走，他俩将一起辞职不干了。杜濂知道后，主动表示要留下来，军委只好收回成令。所以说他还是个很讲义气的人。如果那时候去了正规部队，他现在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部队转业改制为建筑企业不久，杜濂被派往苏联留学实习两年。他在事业上是位十分有魄力，非常务实，敢做敢当的人。在大练钢铁年代，我们所在的兴平县地方政府要求公司每天必需出动若干劳力搞土高炉炼钢，但他的态度是：二、三线人员能组织多少算多少，一线工人一个不能动，他敢顶着压力，确保生产任务不受影响。

十年动乱后期，从牛棚出来后，带着他的女儿援朝来到兴平看望老同志，还特地邀我与他照了张合影。

　　1）从“牛棚”出来后合影

　　2）杜濂在看我给他发的QQ信件

　　那年，李英民（原七师政治部的秘书）来武汉，到丁香水榭我们这里玩了两天。我们在闲谈中回忆起年轻时候的往事，他说当年我们政治部的人都有看法，在私下议论说杜濂的心目中只喜欢惠家驹和万平阶两个人。这些年来，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有这样的议论，实际上是有些夸张，那是他们在嫉妒啊！或许杜濂在我不知 情的情况下常常护着我，也说明他对我和万平陔是有所偏爱，我是感到十分欣慰，是十分感激的。

十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出任我国第一座咸阳彩色显像管总厂工程总指挥，之后在总公司领导岗位上由他负责分管了如陕西国家制币厂、西安杨森制药厂、咸阳国际机场等几个大型施工项目。

杜濂离休后仍十分关心十一公司（建七师的前身），经常到咸阳来看看，每次来公司都要先到我的办公室坐坐，也顺便了解情况。包括对公司领导的安排，他也能听取我的建议。

　　再往后，我也离休回武汉了，我们常有信件来往，在信中谈家常，一九八七年他来武汉住在党校冷政委家里，我们去看望他，他还坚持要到上海村来看我的老母亲。

一九八九年他八十寿辰，我发了贺电和送了鲜花，他十分高兴。他特地拿我送的着鲜花照一张相寄给我。如今他已经是年近九十高龄的老人了,我现在利用QQ聊天，通过他的儿子广胜和他保持联系，转达我的问候，还经常交换照片，令他十分高兴。他对广胜说：“惠家驹都会电脑了,我也要学会电脑”。

我和杜濂之间是上下级关系，对于我他还是诲人不倦的恩师，我们也算是忘年之交，有着深厚的情谊，令我终身难忘！

　　左三原七师副师长杜濂左四原七师政治部主任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