孰晓天堂传诏令，仙幡度我父亲魂

吕国营

父亲生于1937年12月29日，印象里，父亲从未向我们说起过他年轻时的经历。所有的有关父亲那个时候的回忆，都是和父母共同生活过程中在成长的不同阶段累积起来的记忆残片。以至于当父亲去世后，再想详细了解父亲一生的经历，却已是“空余庭前草，夜夜泣寒霜”了，痛惜之余，也只能撷取父亲过往经历的几个片段拟之为文，以志怀念。

父亲高小毕业后，和许多向往脱离农村进入城市工作的青年一样，也离开了家乡。没有人告诉我父亲具体到了哪里，只是后来听母亲说是去了北京，学的是木工。父亲到底在那儿呆了多长时间，又是怎样回到了家里，父亲自己不说，别人也不甚了了。

不知道回到家里的父亲有没有失落，好在新的生活很快就开始了，父亲成了家，随着我们姐妹兄弟的出生长大，父亲的言行所为才在我们的心里逐渐清晰明朗了起来。

记不得我们是什么时候搬出了我出生时的院子，只是模糊地记得，家里的新房子还没有盖起来，而原来我们住的房子还要留给伯伯们成家用，那时候难啊，找不到住的地方，还是老四爷家收留了我们。

老四爷是我爷爷的堂叔，三间低矮的土屋，穿过堂屋，东间是老四爷和老四奶奶，西间住着我们一家，院小人多，安静惯了的老四爷和老四奶奶是有多大的仁心宽厚才能包容了我们。也正是这份恩情，父亲始终铭记不忘，后来当老四爷和老四奶奶仙逝之后，每年的清明，父亲都要给老人家添坟烧纸，大年初一上坟祭祖，当我们给爷爷奶奶烧完纸后，父亲总是一人再绕道去给老四爷爷奶奶上坟，年年如此，从未间断，直到父亲去世的前两年，我们担心他岁数大了受不了年初一早上的寒气，才没让父亲再随我们一起出去上坟。

有人说，不省心的孩子是来跟父母要账的，或许我就是那个让父母不省心的孩子。也不知道是在哪一年的哪一天，也不知到底是提出了什么非分的要求父母没依着我，便嚎啕大哭了起来，那一哭，哭的个汗水涔涔，风一吹，寒气顺着张开的毛孔钻进了身体，不出意外的感冒了，进而感染到气管、肺，我的万劫不复的儿时厄运就此开始了，当别的孩子满大街疯跑打闹时，我只有在一边艳羡的份，不是我不想跑，而是我哪怕什么也不干，能把气喘匀了就是上天的恩赐了。为了治好我的病，父亲带着我几乎走遍了附近的医院，然而都没有好的法子，有一天不知父亲是从哪儿得到的消息，说解放军的一支医疗队为黄骅东湾村的群众送医看病，就借了一辆自行车带我去了东湾，医生面容和蔼，认真听取了父亲的陈述后，就用听诊器把我的前胸后背都听了，然后说，这个病是过敏性哮喘，一般春天容易发作，现在孩子还小，以后长大了抵抗力加强，慢慢会见轻好起来的。注意不要剧烈活动，保持好的情绪。

从东湾回来，我像得到了某种保障似的，借着有病和医生不让剧烈活动的话，就更加任性起来，7岁那年和我同龄的小伙伴都去上学了，父母也让我去，在家里随便惯了，一听说去上学让老师管着，母亲死活也把我送不到学校里去，母亲没办法，便让父亲送我，到了学校门口，不管我如何挣扎，还是被父亲一脚给踹了进去，那是我出生以来乃至以后，是父亲唯一一次对我动粗发脾气。

父亲在生产队里劳动，认真细致，但不出活，我三伯伯干活快，后来承包自己干后经常和我们调侃父亲说，你爸爸在队里连个十分工都挣不上，农村承包之前的生产队实行工分制，最高的就是十分工，父亲干活从来都是不紧不慢，不急不火，所以在队里虽然是壮劳力，但从来也没评过十分工，不过天生我材必有用，父亲也有别人没有的强项，当村里开始搞起工副业生产的时候，因为父亲曾学过木工，就被当做技术人员叫到村里办的企业上干活了。至于具体做什么，那时年龄小，我也不清楚，但记得是跟铁有关，听大人们说是“捣垫”，好像是从整张的铁板上用机器“捣”出直径五六公分或还小的圆铁片，我们小孩们老是拿废掉扔下的铁片中间砸个眼，穿上绳，弄成一副敲着玩，那样的铁片父亲也拿回家了很多，不过那是为我们家做大用途的，那时我们家正在盖房，可是缺檩条，不像现在，只要有钱，买就是了，别说我们家没钱，就是有钱，也买不到现在的松木，盖房用的檩条，都是一些家材木，三间房每间五根檩条，得要十五根，父亲东凑西凑，找了一些，有的木头短，不过这难不住父亲，就用两根木头，各在头上，立着从圆木的一半处锯至五十公分下掉，然后再把这两棵木头沿缺口合为一体，两边放好父亲拿回家的厚厚的圆铁片，再穿上两根拇指粗细带有丝扣的铁棍，用螺帽拧死，就把两段木头接成了一体，这样接起来的木头共有四根，除去堂屋没用，东西两间各有两根，就算如此，也还是差了最后一根，就在父亲无计可施的时候，一个他邻村的朋友过来串门，知道了父亲的难处，就借给了父亲五块钱，父亲就用这五块钱在集上买了一根老榆木，终于凑够了这十五根檩条，父亲的朋友我见过，他们是怎样认识的，又是如何成的朋友，随着父亲的过世，我再也无法知道原委了。

或许是因为父亲年轻时在外闯荡过，当村里的企业需要去外地联系业务时，不知是谁的主意，竟把父亲推了出来，尽管那时我年龄还小，但成分不好的烙印，却早已深深地刻在了心里，我们村里没有实际意义的地主，上中农的成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就属于重点监控管制的对象了，有着这样的家庭背景，选择父亲当业务员，真的让父亲很意外。好在父亲不辱使命，和父亲同样去外边联系业务的所谓根正苗红的也不是没有，而确有成果的除了父亲还真没有几个。

我刚上一二年级的时候，父亲就已经为村里滑车厂的业务在外奔波忙碌了，记得是在我哮喘发作完后的一天晚上，父亲出外回到了家里，从包里拿出了一本书递给了我，我高兴地接了过来，用手爱惜的不住地摩挲着书的封面，封面上的文字很快就认了出来，是《闪闪的红星》，这要比很多人后来看电影《闪闪的红星》时，我比他们早认识了潘冬子好几年。我小心的翻开书，就着昏黄的油灯读着书里的一段文字：“我爹的名字叫潘行义，个子不很高，但身体很结实。他会打拳，还会耍大刀”。能记住这段文字，倒不是我的记忆有多好，而是事太糗，想忘记都难，当我把那句“他会打拳，还会耍大刀”读成“他会打拳，还会要大刀”时，连不苟言笑的父亲都笑出声来。尽管如此，我还是大致把书通读了下来，这以后随着父亲不断地出外，回来时也总会带回一些书来，像鲁迅先生的《野草》、《朝花夕拾》、《鲁迅杂文选》，读的最多印象最深的还是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竖排繁体四卷本，我也不知道当初是怎么读下来的，有些情节虽然过去多年了，像朱温担心自己死后他的儿子不敌沙陀王李存勖而嚎啕大哭，隋炀帝杨广对着镜子说，这一颗漂亮的头颅不知会让谁割下等细节，至今历历在目。虽然我在读这些书的时候父亲并没有时间给我指导讲解，但喜欢读书的习惯却就此养成了，后来我在工作中能够得心应手的运用自己通过广泛阅读得到的知识，跟父亲无意中让我从小就接触并阅读了他带回的书籍所打下的基础不无重要的关系。但父亲的阅读并没有明确的目的，完全是为了排遣他在出外谈业务时的漫长等待。当别人只知道是父亲将一笔笔合同拿回的村里，却不知道父亲为了将业务谈成，往往会一两个月住在客户主管单位附近的旅店里，甚至为了联络感情，不惜屈身去人家里帮做一些木工的活计，我到现在也无法想象，像父亲那种厚重寡言的性格，是怎样把那些改变村里面貌提高村里收入的合同拿到手的。

也许是父亲的真诚打动了林场的主管，经过较长时间的接触，父亲竟然和他们成了好朋友，有一个叫刘振的是林场的保卫干部，为人仗义豪爽，他的爱人热情能干，对乡下人没有偏见，父亲后来对我们说，他去大兴安岭林场，去得最多的就是他们家，每次接待都很热情，80年代末期，刘振作为林场金矿的保卫干部去南昌接回一辆警车，特意拐弯来看过父亲，那是我第一次见他，高大魁梧的身躯铁嗓铜音，踌躇满志，意气风发。还有一个叫张国忠的是管物资供应的干部，以前家里还有一张父亲和他合影的照片，我上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他回山东老家曾顺路来过我们家，只是那时我们家太过寒酸，三间土房的屋顶，铺不起苇芭，用的是秫秸打的箔，房檩条东西两间还有四根是接起来的，父亲觉得实在是无法面对客人，就把客人带到了爷爷的房子里，父亲还叫了村里的负责人，陪着客人一起喝酒打牌，酒是青岛啤酒，因为稀罕绿色的空酒瓶子，可以用来拴上绳，夏天下到井里灌满提上来的水，喝起来冰爽极了，所以当时的情形至今不忘。

父亲也有不外出的时候，多一半是因为母亲有病，不想父亲出去，这时候村里的干部就一天天的来坐着，给母亲做工作让父亲出去，这样反复几次，母亲过意不去就只好答应。记得76年毛主席逝世后的治丧期间，三伯伯和生产队的社员们一起劳动，大家一起扯闲篇，三伯伯冷不丁的冒出一句，“这几天怎么也不演电影了？”要在平时，连续几天不演电影对我们村来说的确是让人意外，因为父亲拓展的业务稳定可靠，集体的企业回款快，效益好，村里早就自己出钱买了电影放映机，为此还把曾教过我的老师王连朋伯伯调下来当了村里的放映员，三两天就演一场电影实在是稀松平常的事，可在停止了一切娱乐活动的毛主席治丧期间，全民伤悲就是一种对毛主席怀念的政治正确，三伯伯问的怎么也不演电影了，很快就被有心人举报到了大队里，在那个特殊年代的特殊时期，显然这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我们全家都陷入了害怕三伯伯会受批斗的恐惧中，幸亏有了父亲，幸亏父亲为村里所做的一切让大队的领导网开了一面，让三伯伯做了检查这件事就算过去了，而父亲只有更辛勤的为集体做事，才觉得不辜负大队的信任。继我村买了第一部电影放映机后，又在1976年秋除了刘辛庄实现了由柴（汽）油机发电以外，我们村第一个实现了全民通电，到1982年人民公社生产队解体前，我们村通了电话，买了大拖拉机，社员工分值最高达到了1.3元。这也许就是父亲那些年努力的最好证明了。

然而水无常势，人无常态，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凝聚着父亲和同事们心血的滑车厂不复存在了，对父亲他们来说这既是一场悲剧，也是一种必然，父亲他们所从事的加工制作不涉及任何复杂技术，在更加开放的市场环境里，没有任何竞争力，单纯靠诚实信誉结成的朋友关系，抵不过严苛的竞争，父亲以后参与创办磨光厂、罐头厂的失败，就是企业制度改变和父亲理念落伍共同作用的结果。

自己创业的失败，让父亲不再对企业兴家抱有幻想，我帮着父亲在村东头栽种的百十棵果树，就成了父亲生活的新寄托。忙碌的父亲不再叹息自己的时运不济，就如陶渊明的归园田居一样，父亲除了照顾母亲，大部分时间都在他的树园子里。每年春节前后是父亲最忙碌也是最高兴的时候，弟弟一家从城里回来，父母也叫上我们，父亲的烹鱼炖肉堪称一绝，再炒上几个菜，桌上我和弟弟偶有小酌，父亲就满眼含笑看着我们，自己滴酒不沾，自顾在下边抽烟喝茶，等我们自己觉得不对劲了，才想起请父亲坐到上桌。看着父亲已经变得有些佝偻的身躯和满头的华发，想起读高中时因为住校想家，身体稍有不适就打电话让父亲来接，不由得心生愧意，那个曾是山一样我的后盾的父亲老了，老了的父亲，被和他一起听戏看戏的柱爷做白事的大总理请到账房里上差就深感快慰，曾和父亲一道赶集卖苹果的玉生哥的儿子结婚，父亲被请去喝酒就欣慰不已，老了的父亲不但老了自信，渐渐的连果树也管不动了，直到他偶尔的咳嗽变得连续，我们才想起给父亲去做检查。2016年9月3日，父亲的一纸肺部CT检查报告，让我们全家一下陷入了悲伤痛苦之中，肺癌晚期，且肿瘤部位紧靠大动脉无法手术，三个月后的12月2日，父亲带着对亲人的不舍留恋撒手人寰。

父亲走了，那个总会在年三十团圆饭的厨下忙碌的身影，从我记事起到我服役回来后，就永远消失在了2016年及其以后的每个年节。纵使以后的餐桌上也会鱼肉满盘，但少了父亲的团圆不再圆满。

父亲走了，没有了父亲的果园，杂草丛生，树叶枯黄，树是人的型，人是树的根，人已不在，树何以强？空留如玉麦翠，不见似雪梨花。

父亲走了，没有了父亲的家已不再是家。房间没有了烟火明灭，没有了清茶余香，没有了戏曲的咿呀吟唱，没有了父亲嘱托的谆谆衷肠。

醉风醉雨醉思亲，难孝高堂欲断魂。可叹乡愁谁解意，几回梦赋杏花村。

愿天堂中的父母不再有疾患痛苦，永享安宁。

　　父亲去世后仅存的两棵梨树，两幅照片还是去年拍的，由于疏于管理，今年大部分枝桠干枯，从家里回来时还未见梨花开。

　　父亲生前在果园里劳动的情形，庆幸照片还都存了下来。

　　少有的和父亲一起合影的照片，苹果丰收，父亲看上去轻松惬意。

　　父亲和他最小的孙女、孙子在一起。

　　母亲和孙女孙子在一起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