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泰山重 去留青史贤

捲石

咏史 司马迁

华汉文雄数，龙门称马迁。

不羁怀浩荡，少负廓山川。

进究天人际，变通今古诠。

壮游膺学识，博涉阅桑田。

经纬初挥翰，乾坤拟起肩。

周南承使命，太史续家传。

清白陵遭祸，圄囹公坠渊。

赎身刑腐锯，执愤勒鸿编。

笔削轩辕后，河开纪传先。

旁穿百家子，综笼六经烟。

以直春秋秉，超然肝胆悬。

字间龙虎啸，简上鬼神镌。

放眼三千载，呕心十四年。

幽微洞犀火，光彩射玑璇。

才韪而世戾，性孤惟志坚。

无闻以为耻，戮笑更堪煎。

抱璧因成罪，戴盆何望天。

终归牛马走，空对影形怜。

悲士生不遇，谤书匡济偏。

高风馀绝唱，梁麓好长眠。

生死泰山重，去留青史贤。

一家言自辟，万古仰其巅。

昔五帝之颛顼（zhuān xū）在时，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又让正重、正黎的后代复典之，一直持续到夏商时期。在周宣王时，重黎氏因失去官守而成为司马氏。司马氏世代掌管周史，周惠王和周襄王时期，司马氏离开周都，到了晋国。后来，晋中军随会奔秦，司马氏也迁居少梁（今陕西韩城南）。

司马迁的八世祖司马错是战国中期秦国的一代名将，历仕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襄王三朝。曾与张仪发生争论，先后率兵灭蜀，伐魏，破楚。司马错的孙子司马靳也是秦国的大将，与主将白起在长平同赵国一战坑杀降卒40万。后来与白起一同被赐死于杜邮，埋葬在华池。司马靳之孙司马昌，是秦国主管冶铁的官员，生活在秦始皇时代。司马昌生司马无泽，司马无泽担任汉朝市长。无泽生司马喜，司马喜在汉文帝时用四千石粟米换取了九等五大夫的爵位。司马喜生司马谈，司马谈生司马迁。汉武帝时期，司马谈任太史令，太史令通称太史公。司马谈做了太史公就着意培养司马迁将来接替自己的事业。

司马迁生于“龙门”，位于黄河岸边，具体位置在今天的山西河津与陕西韩城交界处。与黄河壶口瀑布相邻，这一地区因大禹治水的传说而闻名。有“大禹神功何处有，壶口南去有龙门”的歌谣。司马迁年幼时在父亲指导下习字读书，十岁便已习诵古文。汉武帝建元年间，司马谈到京师长安任太史令，而司马迁则留在老家，耕牧于河山（黄河龙门山）之阳。年长之后，学业有成，来到京城长安找父亲，司马谈便指示司马迁遍访河山去搜集遗闻古事，网罗放失旧闻。

在二十岁时，年青的司马迁开启了他的人生壮游，从长安出武关至宛，下襄樊到江陵，溯沅湘，窥九疑，凭吊汨罗。越洞庭，出长江，登匡庐，观禹疏九江。展转钱塘，上会稽，探禹穴。还吴，访春申，上姑苏，聘望五湖。之后，北涉汶、泗，过淮阴，至临淄、曲阜，讲业齐、鲁，观孔子故乡之遗风。在邹县、峄山行乡射之礼，困厄于鄱、薛、彭城，而后沿楚汉战场，历沛、丰、砀、睢阳，经过梁、楚之地回到家乡。

司马迁的这段游历历时十年、行程万里，足迹半个天下，大大拓展了自己的学识，对古今沧海桑田的变化有了深刻的体会。晋代陶渊明曰：“少时壮且历，抚剑独行游”。宋秦观也说：“子长少不羁，发轫遍邱壑。”司马迁壮游不是一般的旅游，而是“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南宋诗人王十朋有评论“好古贪奇司马迁，胸中史记越山川。”

司马迁回京后得助于父亲，出仕为郎中。奉命出使西南，征巴蜀，往南经略邛、笮、昆明，归来向朝廷复命。

是年春天（元封元年，前110年），天子开始举行汉朝的封禅，汉武帝东巡渤海返回，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司马谈却因病留滞在周南，不能随行，心中愤懑，以至病情加重。奉使西南的司马迁回来后，立即赶往泰山参加封禅典礼，行到河洛，见到了生命垂危的父亲。太史公握着司马迁的手哭着说：“我们的先祖是周朝的太史。远在上古虞夏之世便显扬功名，职掌天文之事。后世衰落，今天要断绝在我手里啊？你继做太史，就可以接续祖先的事业。现在天子继承汉朝千年一统的大业，在泰山举行封禅典礼，我不能随行，这是命啊，我死之后，你必定会做太史，做了太史，不要忘记我想要撰写的著述啊。……”司马迁俯首流涕曰：“我虽然驽笨，但我会详述先人所整理历史旧闻，不敢稍有缺漏。”

这段太史公留滞，周南托成书，就成了历史典故，后代诗人多有引用。 杜甫：“周南留滞古所惜，南极老人应寿昌。” （《 寄韩谏议》）； 柳宗元：“宣室无由问厘事，周南何处托成书。” （《 闻籍田有感》）。

司马谈去世三年后司马迁任太史令，开始缀集历史书籍及国家收藏的文献。

《太史公自序》：“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䌷史记石室金匮之书。”

天汉二年秋（前99年），武帝命贰师将军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另派都尉李陵以步卒五千出居延，深入浚稽山，遭匈奴八万骑兵围攻。李陵孤军奋战八昼夜，转斗千里，杀敌万余，在道穷矢绝的情况下被俘而降。消息传来武帝愤怒，群臣皆声讨李陵的罪过，唯有司马迁为李陵辩护清白，司马迁对汉武帝言：“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 他认为李陵“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 之后公孙敖谎报李陵为匈奴练兵以期反击汉朝，汉武帝大怒，族了李陵家，司马迁也因以“欲沮贰师，为陵游说”坐下诬罔罪名。诬罔之罪为大不敬，按律当斩。

这时的司马迁正在撰勒《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面对大辟之刑，他虽可保名节，慕义而死，遗憾的是内心的志愿尚未完成，父亲穷尽一生的理想也不能实现，这一死如九牛亡一毛。书未成，名未立，无闻后世，与蝼蚁之死无异。

在汉朝的法律中犯了死罪人是可以有豁免的，一是以货质赎，缴纳五十万钱，二是以极刑替，用宫刑代死刑‌‌。司马迁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不得已只能选择以腐刑赎身死，以付出尊严的代价保全自己的生命。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了完成那个属于太史公的使命，他忍受着屈辱苟且活下来。

“李陵之祸”是司马迁的人生转折，受了宫刑以后，他成了人们眼中的另类，因为他的身体变化，他的身份也不被社会的士大夫阶层所接受。“身残处秽，动而见尤，” 他认为“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他承受着精神与身体的双重折磨，“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感叹“士生之不辰”，又不甘于“没世无闻”，他在给任少卿的书信中说：“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他发愤闭室著书，不至沉溺缧绁之辱，即使活着比死都难忍，也要坚持完成父亲的遗志遗业，完成“推古天变”之任务。他将人格的力量，文学的才华，都倾注在《史记》的激扬文字里。

司马迁出狱后任中书令，忍辱含垢，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他在《报任安书》中说“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史记》完成后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不敢公诸于世，一直防着被汉武帝抄毁。司马迁死后女儿把书收藏起来，一直保存在华阴的杨家。《汉书》说，“迁既死后，其书稍出”，足见《史记》是在司马迁逝世后，才渐渐流传于世。直到汉宣帝时期外孙杨恽看到当时朝政清明，于是上书汉宣帝，把《史记》献了出来，这部尘封了二十年的巨著得以重见天日，从此天下人才能真正见识这部伟大的史诗。

自秦始皇焚古文，灭诗书，明堂石室的珍贵图籍散失错乱，“六经删后已森森，几委秦烟不可寻。”司马迁在秦火残余中搜寻诸子百家的著作，加之壮游期间实地考察获取的材料，为《史记》作“一家之言”提供了丰富翔实的内容。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说：“《史记》一书，范围千古、牢笼百家”，“夫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

《史记》完成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多字，前后经历了十四年，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部分，记载了上至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三千多年的历史。其编史的五体结构一经创立，即为经典，发凡起例，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纵观廿四史，无一例外。清代赵翼称为“史家之极则”，可谓精当之至。

西汉杨雄赞扬司马迁是实录精神的第一人。南宋史学家郑樵认为：“诸子百家，空言著书，历代实迹，无所纪系。而司马迁父子世司典籍，工于制作，上自黄帝，下迄秦汉，勒成一书，分为五体：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著人。使百代而下，史家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易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书。”

可以说，真正的信史自司马迁始，后人称他为史学之父，文史之宗亦是当之无愧。

《史记》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融合继承了先秦文学的传统，私扬人文精神，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其文学风格对古代的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散文，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司马迁首创了以写人物为中心来记载历史，秉春秋之笔，“高辞振幽光，直笔诛隐恶。”用文学的语言记录历史的故事，成为叙事文学的典范，唐代的古文运动奠定了其文学精典地位。韩愈、欧阳修把《史记》做为自己的作文样本，认为马迁文章“雄深雅健”。 前人评价他“感慨啸歌有燕赵烈士之风，忧愁幽思则又直与《离骚》对垒。” 鲁迅把《史记》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堪称神笔。

《史记》同时还是一部社会百科全书，记天时、地理、人物、风情，各各色色，历历如画。他把笔墨伸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阶层，重视社会生产活动，把政治兴废和经济生产联系起来，在《货殖列传》中充分肯定了人们追求财富的合理性，“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首次将上下千年间之贩夫商贾，布衣匹夫之人，皆赖以传，而不仅仅只是为帝王将相做家谱。

一部《史记》饱含了司马父子二代人的心血，贯穿了司马迁一生的荣辱，它的诞生本身就是一部传奇，幸运的是我们今天还能读到这部雄伟的史诗，看到历史的波澜壮阔，为这不朽的历史遗产我们的敬仰飞越千年，传承万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