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宝鸡西周青铜器——何尊铭文“中国”，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国度

江涵秋影

　　唐蕃古道D3：4月3日，上午7点半从扶风县城出发，沿344国道经岐山县、凤翔县，下午2点半到宝鸡市陈仓老街（中国青铜器博物馆），骑行89km，总里程224km。

岐山县是一座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县，是周朝（西周）的发源地，素有“周礼之乡”“青铜器之乡”的美誉。周文王在此奠基，周公旦在此制礼作乐，对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影响深远。

‌ 凤翔区是宝鸡市下辖的一个市辖区，位于关中平原西部。古称雍州‌，周秦文化发祥地之一，秦德公曾建都于此，秦始皇嬴政在此加冕。唐代设凤翔府，宋代苏轼曾任凤翔府判官，主持修建东湖，被誉为“北方园林典范”留下文化遗产。西凤酒，大名酒之一，是当地支柱产业。

秦岭和渭河塑造了大美宝鸡。因三面高原、山岭的环绕，宝鸡城市集中在河流两岸，犹如一条通往关中腹地的窄道。宝鸡建城于公元前762年，距今2780多年的历史。秦文公在汧渭交汇所建之城就称为“陈仓”，公元757年，唐肃宗李亨更名为“宝鸡”。而“陈仓”之所以要更名宝鸡，是因“宝鸡”为褒义词、吉祥词，取其“鸡鸣祥端”。宝鸡的吉祥、祥瑞与秦人祠鸡有关，然其根源应是原始的鸡崇拜、鸟崇拜、凤凰崇拜和太阳崇拜。另有佐证为，春秋时代鲁国大夫田饶对鲁哀公说：“鸡乎，头戴冠者，文也；足傅距者，武也；敌在前敢斗者，勇也；见食相呼同伴，仁也；守夜不失时，信也。”意为鸡有文、武、勇、仁、信五种美德，也说明古代人对鸡的尊崇是有历史的根据和传承的。所以，“安史之乱”后，李隆基之子李亨便更陈仓名为宝鸡，可能都有借“鸡”之吉瑞祈福国家从此安定团结的意思。

宝鸡，历史厚重！炎帝在此开启农耕文明，姜太公在此钓鱼，周公在此著《周礼》，燕伋在此尊师重道，刘邦纳韩信之计在此暗度陈仓，张载在此创“关学”……

　　“秦公一号大墓”：

从凤翔区出来往宝鸡市途经位于凤翔区南指挥村的“秦公一号大墓”。秦公一号大墓位于今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区南指挥村，是迄今为止中国发掘的先秦时期最大的古墓。秦公一号大墓自1976年开始发掘，1986年发掘结束。它的发掘占据了中国考古史上的五个之最：目前已经发掘的最大墓葬，全长300米；发现殉人最多的墓葬，殉人达186人；发现了最早的木稗实物与史料记载吻合；发现了最早的高等级葬具"黄肠题凑"至今保存完好；出土了刻铭最早的石磐，确定了墓主人为秦景公赢石。

秦景公（？―公元前537年），嬴姓，赵氏，名石，秦桓公之子，春秋时期秦国第十四代国君，公元前577年—公元前537年在位40年。说秦景公何许人也不太清楚，但说秦始皇印象深刻。秦景公在位期间（春秋中期），秦国通过扩张领土、强化制度，逐渐从关中诸侯发展为战国强国。秦景公的统治为后世商鞅变法、秦始皇统一奠定了早期基础。秦景公与秦始皇的关系主要体现在血脉传承，从世系上，秦景公是秦始皇的直系先祖，秦景公是秦始皇嬴政的第14代先祖。二者虽相隔数百年，但秦公一号大墓的考古发现为理解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历史背景提供了重要线索。

从文化制度方面，秦公一号大墓与秦始皇陵的关联性，秦公一号大墓中发现的柏木“黄肠题凑”葬具（周秦时期最高等级葬具），是秦始皇陵“题凑”制度的源头。秦公一号大墓殉人达186具，反映了秦国早期奴隶制特征；秦始皇陵则以陶俑替代人殉，体现了制度变革。秦公大墓呈“中”字形，全长300米，是先秦最大土圹墓；秦始皇陵则规模更宏大（占地56.25平方公里），采用“覆斗形”封土，体现中央集权下的帝国气象。

从时间跨度，秦公一号大墓（春秋）与秦始皇陵（秦朝）相隔约500年，无直接历史事件关联。但秦景公墓的发现，二者共同体现了秦人尚武、重制度、追求宏大的文化特质，这种特质最终推动秦始皇统一六国。秦公大墓是研究秦国早期社会形态、制度演变的重要节点，而秦始皇陵代表秦制成熟期的巅峰。 秦景大墓填补了秦国早期国君世系的考古空白，串联起秦穆公（春秋五霸）至秦始皇的历史脉络。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下午到宝鸡市陈仓老街，稍事休息就去宝鸡中国青铜博物馆，去穿越千年时光，探索礼乐文明，品鉴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的十大镇馆之宝！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国家一级博物馆。前身为始建于1956年的宝鸡历史文物陈列室。新馆位于宝鸡市滨河南路石鼓山上的中华石鼓园内，于2010年落成，为中国最大的青铜器博物馆。宝鸡因出土青铜器数量之大、种类之全、精品之多、铭文之重要，被称为“青铜器之乡”。

折觥、西周墙盘、秦公镈、胡簋、虢季子白盘、散氏盘、大盂鼎、毛公鼎、何尊青铜器是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十大镇院国宝。尤其是在宝鸡陈仓区贾村镇出土了一尊西周青铜器——何尊，尊内底铸有铭文12行、122字铭文，其中有一句重要铭文“宅兹中国”，“宅兹中国”铭文，正是“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此铭文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字面意思：宅：意为“居住”或“定都”。兹：意为“这里”或“此地”。中国：这里的“中国”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而是指“中央之地”或“天下之中”。因此，“宅兹中国”字面意思是“居住在这中央之地”或“定都于此天下之中”。

何尊的历史背景：何尊是西周早期的一件青铜器，其铭文记载了周成王继承武王遗志，营建东都洛邑（今洛阳）的历史事件。周武王灭商后，为了巩固对东方地区的统治，计划在洛邑建立新的都城。周成王继位后，完成了这一计划，洛邑成为西周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之一。

铭文的意义： “宅兹中国”反映了周王朝对天下秩序的规划和对中央权力的重视。洛邑作为东都，是周王朝控制东方诸侯、巩固统治的重要据点。这句铭文也是目前已知最早的“中国”一词的实物记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它表明，早在西周时期，“中国”这一概念就已经形成，并成为政治和文化认同的核心。“宅兹中国”不仅是对周王朝定都洛邑的记录，也体现了古代中国人对“天下之中”的追求和对中央集权制度的重视。这一概念对后世中国的政治、文化和地理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的含义：在西周时期，“中国”一词指的是以洛邑为中心的黄河流域，被认为是天下的中心区域。这一概念体现了古代中国人对地理、政治和文化中心的认知。 “中国”在这里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还带有政治和文化上的象征意义，代表着周王朝的统治核心和文明中心。

　　关于“中国”概念的思考：

今天游览宝鸡青铜博物馆，让我联想起在新疆博物馆，看到的从尼雅遗址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臂，在江西景德镇从博物馆了解到的“China”从“昌南”陶瓷开始，再到宝鸡市出土的西周青铜器——何尊底铸铭文“宅兹中国”，这些历史文物中关于“中国”都告诉我们哪些信息！

一、“中国”概念的起源与政治正统性。何尊铭文“宅兹中国”（西周时期）是中国现存最早出现“中国”一词的文字记载，指代周王朝统治的“天下中心”，体现了早期中原文明对政治正统性与地理中心地位的认知。这一概念奠定了后世“中国”作为政治实体和文化共同体的基础。锦护臂“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代）则进一步强化了“中国”与天象、祥瑞的关联，反映了汉代将“中国”与天命、国运相联系的意识形态，彰显中央政权对边疆治理的合法性。

二、文明延续性与文化自信。从西周青铜器到汉代织锦，再到唐宋陶瓷，这些文物展现了中华文明数千年的技术传承与艺术创造力。例如：锦护臂采用复杂的汉锦工艺，其云气纹、瑞兽和天文符号体现了汉代丝织技术的巅峰水平。 “昌南”（景德镇古称）陶瓷通过丝绸之路远播海外，“China”一词的演变印证了中国作为“瓷器之国”的文化影响力。这些遗产共同构建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延续性，成为民族认同的核心符号。

三、开放与融合的文明特质。锦护臂的出土（新疆尼雅遗址）实证了汉代通过丝绸之路与西域的密切交流。其织锦图案融合中原祥瑞纹样与西域艺术元素，是文化交融的见证。陶瓷贸易与“China”的关联则体现了中国通过物质文化输出参与全球交流的历史，推动技术、审美和语言的跨文明传播。

四、边疆治理与国家统一。锦护臂作为汉代边疆治理的物证，表明中原政权通过军事、文化和经济手段巩固对西域的控制（如护臂铭文可能关联汉宣帝平定羌乱的历史）。何尊的“宅兹中国”与锦护臂的“利中国”遥相呼应，从西周至汉代，均强调“中国”作为政治核心对四方疆域的统摄意义，为后世“大一统”思想提供历史依据。

这些文物串联起“中国”从地理概念到文化共同体、政治实体的演变历程，揭示了三个核心命题：一是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与创新性——技术、文字与艺术跨越千年仍一脉相承；二是 “中国”作为政治理念的深化——从周代“天下中心”到汉代“天命所归”；三是开放包容的文明底色——通过丝绸之路等渠道实现内外文化的互鉴共生。它们共同证明，中国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国度，更是以文化认同为纽带、兼具统一性与多样性的文明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