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时节倍思亲，由衷抒怀归随笔。

诚心

　　我的父亲出生在刘三姐的故乡，天生有副好嗓子，而且曾在家乡的山歌赛上夺过头筹，我从小就很喜欢听父亲唱山歌。

在文革前，父亲虽然工作很忙，但只要有空就给我们兄妹唱山歌，我们兄妹大都承接父亲的唱歌基因，只要听唱两、三遍就能跟着父亲一起唱山歌了。

文革开始，父亲被打成走资派，持续的批斗严重摧残了他的身体，虽听不到他洪亮的歌声，但仍坚持唱山歌。使我刻骨铭心的是，9岁的我第一次用盐水帮父亲洗因跪沙石腐烂的膝盖时，害怕得哭了，父亲用着微弱的声音忍痛地给我唱了一首自编的山歌：“为人民服务，永不变良心，要英勇奋斗，遇到风和浪，意志要坚强，去争取胜利！”。当时我虽然不大懂这山歌的含义，但父亲的歌声给了我勇气，在往后为父亲洗伤口时，我就唱着这首山歌，再也不哭了。

之后，父亲用这首山歌每句中的一个字：“为、心、勇、遇、志、胜”，改了他六个儿女的名字。从此，这首山歌就像盏明灯照亮着我们兄弟姐妹成长的路。

1968年父亲“解放”了，举家下放到五七干校，一呆就是八个年头。五七干校的生活条件很差，加上父母的工资被扣减，家里生活过得很艰难，但父亲鼓励我们不畏困难，自力更生，带领我们种菜、养鸡、捕魚、砍柴……，还编出许多与劳动有关的山歌教我唱。就这样，我们跟着父亲唱着山歌从艰难困苦中走了岀来。

　　刚上小学的一天，放学后我和几个小同学在我家院子里玩“跳飞机”，有个衣衫褴褛的妇女带着一个和我们年龄相仿、瘦弱邋遢的小孩向我们讨饭吃，我当时害怕而嫌弃地躲在一旁，有两个调皮的男同学上前调戏他们，正巧给下班回家的父亲碰到。父亲呵斥了调皮的男同学，又叫我把乞讨的母子带进家里，父亲打来盆水给母子洗脸洗手，又打了两大碗饭菜让他们吃，并坐在一旁和妇女嘘寒问暖，送走时还给了衣服和钱。

晚上，父亲把我和兄妹们召在一起，给我们讲同情心、怜悯心、以人为善、助人为乐的道理，希望我们不要嫌弃穷人，更不能欺负穷人，遇到有难处的人要尽力帮助。

　　我的五弟、六弟年龄只相差一岁多，小时常常打架，父亲不少惩罚他们。我记忆最深的一次惩罚是要他俩各自寻找鞭打自己的鞭子。当时正好门旁有几条细长的竹鞭子，六弟顺手捡起一条交给父亲。但五弟却四处寻找，最后在厨房里找到一根木块条交给父亲。

父亲接过他俩找来的鞭子，并不急于实施鞭打，而是召集我们（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在旁观摩。然后，先是用五弟的木块条打六弟，再用六弟的竹鞭子狠狠地鞭打五弟，五弟痛得哇哇直叫。

我好奇的问父亲为什么调换鞭子？父亲回答是：要严惩耍小聪明的人。

哦！我明白了，五弟脑子快，点子多，平时爱耍小聪明，他不取打得痛的竹鞭子，而想方设法找了打不痛的木块条，是为了减轻惩罚。

这次惩罚是父亲设计好的局，意在通过这件事教育我们不能靠耍小聪明逃避惩罚或获得利益，为人处世要从善诚实，犯了错误要勇于承担。

　　父亲是个孤儿，解放前是个放牛娃，很羡慕同龄人能上学堂。父亲有个叔叔是私塾老师，父亲有空就在他教堂外“爬墙根”，叔叔问他想干什么？，父亲说：想读书。叔叔说：你白天干完活，晚上我教你。就这样，父亲晚上听课，白天在地上写字，在牛背看书，学完了私塾的课程。

参加革命工作后，父亲算得上是个文化人，而且学习和适应复杂工作的能力很强，很快提升到领导岗位，还在五十年代末被保送到北京中国政法大学真正读了三年书！

父亲总是用他的亲身经历教育我们好好读书，做个社会有用的人。即使在“停课闹革命”的日子里，在干校的艰苦的环境中，仍然要求我们在家里读书，还鼓励我们努力考大学。

后来，我们六个兄妹中有四个考上大学。特别是我大哥，虽然文革受父亲的牵连，初中未上完就到农村插队，但他秉承“想读书”的信念，奋发图强，在国家恢复高考时考上了华中科技大学。我虽因恢复高考前上了铁路运校错过了参加高考机会，参加工作后仍坚持在职苦读，拿到了华东交大劳动经济本科文凭。

　　母亲很崇拜父亲，特别认同父亲教育子女的方法。但有件事她却与父亲唱了反调。

我们从认字开始，父亲就要我们读《大众哲学》、《辩证唯物论》等书籍，还常常跟我们谈世界观、哲学观点、辩证思维……。但每次母亲都阻拦说：他们还小，讲这些都是对牛弹琴。父亲总是笑着说：琴弹多了，不解含意也熟旋律。

我们渐渐长大了，能和父亲从浅入深地探讨一些书里的问题，慢慢会用书里的知识分析、认知身边发生的事情。母亲每当看到这些，都欣慰地对父亲说：你的对牛弹琴奏效了。

参加工作后，我们兄妹节日休假回家，都喜欢围着父亲谈哲学问题，用辩证的方法分析工作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母亲总是在一旁满心欢喜的观赏着对牛弹琴的成果。

　　我家住的大院斜对面有个裁缝店，我从上小学开始，放学后总是喜欢趴在裁缝店的窗台看大婶裁剪、车缝衣服，而且总是问大婶很多问题：为什么衣领是半园的？为什么袖笼是弯的？为什么……着迷得常常忘记回家。

妈妈知道这亊后，不但不批评我，而是微笑地摸着我的头说：我家出了个裁缝迷！

过了几天，妈妈买来了衣车和好多布，鼓励我说：“你大胆做，做坏了也不要紧。先做大哥的，如果做错了就改做小弟的。”就这样，不满8岁的我就开始学裁剪，学踏衣车。放学回家总是画了又涂，涂了又画，缝了又拆，拆了又缝，往往做到深夜。

妈妈看到我这么用功，很高兴，还不断的鼓励我。经十多天的努力，我终于做出了第一件衣服，虽然做得很粗糙，但妈妈举起衣服看了又看，高兴的说：我们家的裁缝迷真能干，会做衣服了。

就这样，我开始给兄妹们做新衣服，补旧衣……渐渐地，能为妈妈分担了家里的缝补浆洗。

　　妈妈为人和善、性格开朗，爱讲爱笑，加上长期在县妇联工作，人缘很好。

妈妈喜欢跟人打招呼，见人总是主动问候，对别人的问候也热情回应，碰到熟悉的人还多寒暄几句。

我记得小时候跟妈妈上集市，一路上因妈妈不停打招呼走得很慢。我很想快些到集市去玩，就不耐烦的催促妈妈，甚至打断妈妈与别人的谈话。

回家后，妈妈狠狠地批评我见人不打招呼，打断大人的谈话很不礼貌！并耐心的教育我：见人主动问候是讲礼貌，对別人的问候热情回应是尊重人，嘘寒问暖是关心人。与人相处懂得讲礼貌、尊重人、关心人，才会有很多的朋友。

妈妈的这番话使我受益终身。

　　我们兄妹六人，大哥和六弟只差九岁，年龄相差不大。文革期间我们正好处在生长期，个个吃饭像猛虎。因此每次吃饭妈妈只吃素菜。

记得在五七干校时，每月家里只买一次猪肉，且每人只分到两块。有一次，我发现妈妈把自己的两块猪肉悄悄的放到爸爸的碗里，我问妈妈为什么？妈妈说：我爱吃素，爸爸身体不好需要补身体。

之后，我也学着妈妈，悄悄的把猪肉放到爸爸的碗里，但爸爸总是退还给我说，你还在长身体，不能不吃肉。后来，我就把肉埋在碗底，趁父母不注意的时候分给了五弟和六弟。

　　我上初中起就喜欢打蓝球，还参加了学校的蓝球女队。可是我总是检哥哥的旧球鞋穿，不少被队友取笑。

初三时，有个队友穿了一双红球鞋很好看，几天后，很多队友都穿上了红球鞋，我也很想穿红球鞋，就回家叫妈妈买，妈妈说：家里的钱很紧，旧球鞋还能穿，就不必买新的了。

我知道自父母下放到干校被扣工资后，家里过得很艰难，我不应该提买鞋的事。但又我怕没有红球鞋会被队友取笑。因此，跟妈妈力争几句就委屈的哭了起来。在一旁的爸爸很生气，给了我重重一巴掌。

事后，爸爸耐心的和我谈了两个道理：一是要我体谅妈妈，家里很困难，妈妈为当这个家操碎了心；二是艰苦朴素、勤俭节约是美德，不要受世俗眼光的影响，更不能爱慕虚荣。

　　我从插队开始就离开家，参加工作也在外地，因此除春节外很少和父母在一起，更难得在身边陪伴孝顺父母。

1999年我买了新房，并在2000年春节前把已退休的父母接来长住，想好好陪伴和照顾父母，以弥补过往的亏欠。

可是，刚过完春节就接到铁路局的任命书，把我从铁路局劳资处调到铁通广西区公司担任干部部和人力资源部负责人，这是我意料之外的事。

铁通是从铁路局分离的通信维护部门向市场化转型的产物，从建制划分、机构设置、班子组建、人员配置、制度机制……样样都是百废待兴。我上任后的工作压力很大。

我提升到人力资源管理领导岗位，父母都很高兴，特别是父亲，很想和我谈工作上的亊。刚开始我还找些时间和父亲品茶谈论他感兴趣的话题。可是，随着公司改革的深入，繁忙的工作耗费了我超负荷的时间和精力，因此很少能在家陪父母，偶尔回家也是累得疲惫不堪，也就很少和父亲品茶谈心了。

两年后，父母看到我这种工作状态仍在持续，就搬回南宁和弟弟一起住了。当时我很愧疚，但又很无奈，总在心里安慰自己说，等忙过这阵子再把父母接回来，就可以陪伴父母，继续和父亲谈心论事了。

可是，铁通从铁道部管理转国资委管理，再划归移动公司，几年下来几乎都在改革的浪潮中，我也摆脱不了超负荷的工作状态。

2006年，父亲被查出癌症晚期，三个月就永远的离开了我们，我伤心懊悔到极点，孝顺父亲、陪伴父亲谈心论事的愿望变成了终身无法弥补的亏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