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rgb(237, 35, 8); font-size:22px;"> 谢谢您，戴先生！</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刘彩品|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天地境界 宇宙情怀</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戴文赛先生纪念文集》</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南京大学出版社 </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2021年12月第一版</span></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看到《纪念恩师戴文赛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文章中的戴文赛先生照片，想起40多年前木村和我到上海的医院探望戴先生的往事。</span></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记得我和木村是在1977年5月2日下午到上海瑞金医院探望的戴先生，在医院一楼见的面。记得与夫人一起走过来的戴先生穿着既不像住院病人，也没有想象中的癌症患者的憔悴状；记得戴先生用闽南话说自己是漳州人。感到无比温暖和亲切（我的祖籍是漳州南靖，故乡嘉义讲的是漳州闽南话）;记得戴先生提及我们在《天文学报》上发表的有关尘埃彗尾结构的文章，说在 Sky and Telescope 杂志上介绍中国天文学研究的文章中，作者江涛先生对该文评价很高。记得告别时，戴先生握着木村的手说："谢谢你来中国工作。"那次会晤，对于戴先生的印象以及说的话记忆鲜明，却不记得自己说的话，是否讲了当时所处情况和心情。</span></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探望戴先生是在木村离开上海的前一天，心情极坏之时。从木村申请出入境签证的1976年9月9日（由于是毛主席逝世日而记得）起，遇到很多想不通的事。签证迟迟不发，过半年多签发的是限期出境的签证。为买到离境期限前的唯一航班机票，带着两个小孩四人匆匆坐11点的夜车到了上海。到民航售票处一问，没票。当时一个星期只有一班，问下一班次也没有票。最后通过驻上海日本领事馆买到5月3日的机票。好像是故意刁难，故意让人难受。如果他是在给中国、给紫台带来麻烦，有必要在中国工作吗？那是我们当时的烦恼。</span></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记得从医院出来后，我跟木村说过，戴先生评价你的工作，戴先生欢迎你来中国工作。第二天送木村和两个儿子到虹桥机场的楼梯口（当时的飞机是停在楼梯下几公尺远）告别时，我说："苦労させてごめんね（让你吃苦，难为你了）。"他说："大丈夫、中国で仕事するのも意义があるよ（没事，在中国工作还是有意义的）。"重忆旧事不仅感慨，戴先生的一席话似是为木村饯行准备的，在觉得孤立无援时，如果没有戴先生的饯别话，不知木村会带着什么心情离开中国。</span></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回到南京，我写了一封信给方毅（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提到木村出国时的遭遇和我的疑问。不久郁文秘书长来紫台告诉我，公安局、紫台和民航的应对和处理都是土政策。他说周总理欢迎木村先生来中国工作，周总理逝世后我们还是欢迎他来中国工作。一年半后，民航安排木村坐一等舱回到上海。实际上，并不需要科学院领导出面，也不必坐一等舱，戴先生的话已经让他感到中国天文界评价他、欢迎他。他是会回来的。</span></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在日本回忆戴先生，想象如果那时没有碰到戴先生，失望之下离开中国，由于半途而废之感，耿耿于怀心中得不到安宁，今天就不是心安理得、安详过日子的木村和我了。我们必须感谢戴先生。</span></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在回忆此往事中，令我不解的是，我怎么知道戴先生患病？怎么知道戴先生在上海瑞金医院治病？因为当时几乎没有与戴先生接触过。1971年年底到南京的我们，只在1973年朝天宫会议上见过他，而且仅是有人指着坐在前面的老先生介绍"南大的戴先生"。令我感到奇怪的是，木村和我为什么想起探望素昧平生的戴先生。那是我们在中国感到孤独和痛苦的时刻。无解之答，只能说"天助我也"。</span></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谢谢您，戴先生！</span></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附】原文照片</spa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