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回忆，无尽的思念 ‍ ‍

敏捷

郎才女貌的父亲和母亲于1950年在北京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举行了西式的婚礼，婚后育有两儿三女。翻看家中的老照片，记忆的闸门被慢慢打开，清明雨落，思念成河。 旧社会过来的奶奶是位了不起的女性。我的爷爷在父亲13岁时就去世了，裹着小脚的奶奶一个人拉扯大了父亲和三个姑姑，几个孩子不仅都上了大学而且成为了国家的栋梁之材。（二姑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出意外离世）从右至左：父亲、三姑、大姑、二姑 五十年代初风华正茂的父亲和母亲。 1951年7月大哥出生了，国家正进行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父亲那时在清华大学任教，“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1952年摄于颐和园 生大哥时父母正当年，大哥享受到了来自奶奶和父母的厚爱。那时一家人住在清华大学西院教职工家属住宅区里，直到父亲调入北大才搬离。 奶奶早年丧夫之后又痛失一女（我的二姑），当母亲生下大哥后，奶奶就把全部的爱都给了这个大孙子。大哥从小被奶奶呵护在身边，对奶奶的感情胜过父母。 二哥出生于1952年，家里请的第一位保姆吳嫂始终与二哥吃住在一起，不是亲人胜似亲人。那一年国家开展了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为主要内容的“新三反”运动以及爱国卫生运动。50年代也是物资匮乏的时期。 哥俩相差一岁，整天打打闹闹的着实不让父母省心。在照相馆陌生的环境里，小哥俩拘谨的样子令人忍俊不禁。 1954年，母亲在生了两个男孩后终于迎来一个闺女，取小名大妹（笔者）。这年中国在政治、外交、经济和军事等方面都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包括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日内瓦会议、中共中央成立党的军事委员会等。这些事件对国家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父母对保姆杨嫂以及她的女儿像家人般对待，淑玲姐姐有空就与我们几个小孩玩儿情同手足。父亲摄于成府书铺胡同 淑玲姐姐很喜欢抱着我玩耍，贫寒家庭出身的她学习努力很爭气，在我父亲的辅导帮助下考上了北京最好的中学之一：北京101中学。父亲摄 1956年老四出生了，那年国家也没闲着，开展了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整风运动。那时中国整体生活水平较低，由于父亲工资高，家里的生活比一般工人家庭还是要好许多。 在几张老照片的背面，发现了母亲写下的字迹，见字如见人不禁百感交集。父亲摄 奶奶抱着出生100天的大哥。父亲摄 长大后大哥从理，二哥习文，哥俩都在自己的领域取得了优异的成就。 在这张送给大姑的照片背面，母亲以大哥的口吻写下了赠言。 父亲上班去了，母亲陪大哥在清华校内的草坪上玩耍，拍下这张照片并写下说明。 见字如见人，母亲的音容笑貌跃然纸上。 1952年父亲从清华调入北大任教，一家人住在北大校园外成府书铺胡同2号的四合院里。四个孩子在那座明清遗留的院子里渡过了快乐的童年时光。父亲摄 母亲生老四时我二岁多，依稀记得母亲去住院了，父亲忙完工作后会把我抱在他的腿上坐着，给我讲英文版的儿童故事，画人物和动物的铅笔画哄我玩儿。老四十个月大时父亲摄 母亲结婚后接连生了五个孩子，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她只能委屈求全当了家庭主妇，那时家里有保姆帮忙，母亲除了照顾孩子也会做些帮父亲誊写讲义之类的工作。 那时老四尚小，老大、老二、老三年龄相差一两岁，我与两个哥哥每天摸爬滚打在一起，如同假小子般。父亲摄于成府书铺胡同 50年代中苏关系密切，中国处处以苏联老大哥为学习的榜样，冬天西伯利亚的寒流经常袭入我国寒风刺骨。我小时候因为胖，被两个哥哥称为西伯利亚大肥猪。我与二哥 在天津教书的三姑来北京看望老娘和哥嫂，一家人合影留念。父亲摄 父母带五岁的大哥游北京香山公园时拍的照片。 这张照片摄于1957年左右，当年的七口之家全凭父亲一个人的工资养活，三代同堂人丁兴旺。一家人在颐和园内合影 1957年中国掀起了反右高潮，曾经打倒了55万多右派，敢于直言的知识分子和干部，各个领域的知识精英和学术权威几乎都被打倒，可以说是一场荒唐而惨痛的文化和科学浩劫。父亲处处谨小慎微，所幸未被卷入政治漩涡中,那年大哥6岁了。父亲摄 小时候觉得家里住的房子以及院子特别大，院子东西各有一棵大柳树，长长的柳枝垂到地上，孩子们经常把柳条编在一起荡秋千玩儿。一次无意中在柳树下的土里挖出了许多小红珠子及头上饰品。后来才知道我们住过的成府街，（现称成府路）因明代的成府村而得名。成府村的名称则来源于清代乾隆皇帝的十一子成亲王爱新觉罗·永瑆的府邸，故此地被称为“成府”。父亲摄 属𤠣的老四从小聪明伶俐，记得有一年的六一儿童节，老四穿着漂亮的裙子和幼儿园的小朋友们一起在北大办公楼的舞台上表演舞蹈，令我羡慕了好一阵子。父亲摄 在天津工作的三姑自己没有孩子，她十分疼爱侄子侄女，每次来北京看老娘和哥哥，都要陪孩子们玩儿。 三姑与四个侄儿在北大未名湖边游玩时的合影。父亲摄 那时老五还未出生，三姑对侄子侄女疼爱有加。两个姑姑只要来北京总会买漂亮的蝴蝶结和花裙子送给我，把侄女打份得跟小公主似的。 三姑与我在北大西门内的华表前合影。 老五是1958年中国“大跃进”时期出生的。“大跃进”打乱了国民经济秩序，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受到重大损失，“大跃进”后被定为极左路线运动。母亲生老五时大出血身体极端虚弱，再加上经济上的压力，实在无法再养育这个小女儿，经协商决定把老五送给了天津的三姑抚养。 1959年左右，奶奶带着大孙子去天津看望女儿一家。儿时的老五并不知道身边这个小男孩是自己的亲哥哥。 三姑每年都会寄来老五的照片，缓解父母对小女儿的思念。 老五与生母和养母的合影。母亲看着久别的小女儿心里一定五味杂阵。父亲摄 每年暑假三姑都会带老五来北京让她与自己的亲人团聚一下，幼年的老五不知自己的身世，三姑让老五管亲妈叫“妈咪”，亲爸叫“爸披”，奶奶叫“奶奶姥”。父亲摄 三姑对老五视如己出。老五在养父母家幸福快乐的一天天长大。 父亲十分疼爱孩子但平时工作太忙了，一旦有空闲父亲就会陪孩子们做游戏和学文化。这张照片摄于1960年前后的颐和园，那时候中国遭遇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和经济困难，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三年。 大姑带着儿子（右四）来北京探亲，三姑也带着小妹从天津赶来相聚，几个孩子在颐和园合影留念。父亲摄 父亲、母亲、奶奶、大姑（后排右二）、三姑（后排右一）与孩子们合影。 大姑和姑夫都是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研究员，大姑每次来北京开会都会去看自己的哥嫂，给孩子们带来大白免奶糖及上海小吃，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我有了女儿之后。 大姑（左）带着大儿子，与三姑（抱着老五）摄于頣和园昆明湖畔。 1963年，我家从成府书铺胡同的四合院儿搬入到北大中关园的平房居住，那里云集了北大的专家教授和学者，是个知识分子扎堆的地方。那时尽管物质生活匮乏，但社会稳定，人们精神状态饱满，积极向上。那几年父亲工作顺利心情舒畅，一门心思教书育人搞科研。父亲摄于71年左右 1968年，为了缓解城市就业压力，促进农业发展、培养锻练青年，一千六百多万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大哥68年去内蒙插队，二哥69年到了内蒙生产建设兵团。这张照片是哥俩返回内蒙前的合影，父亲在照片背面记录了时间地点以及自己的情感。 70年代初老五来北京与我的合影。那时人们穿着比较朴素单调，以蓝、灰、绿等颜色的服装为主，款式单一。食物种类相对较少，肉类、蛋类等副食品供应不充足。私家车尚未普及，自行车是主要的交通工具，当时中国被称为“自行车王国”。 自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们平静的生活便荡然无存了。身患高血压、糖尿病和冠心病的父亲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了。1972年冬，上山下乡的大哥、二哥从内蒙回京探亲，见到两个儿子父亲特别高兴，父亲强撑着病体走出家门与儿子们在北大物理系大楼旁拍照，谁曾想这成为了最后的留念。 这是大哥成年后与父亲唯一的合影。 1972年父亲与我在北大中关园院子里的合影，转过年父女已是阴阳相隔。父亲对我从小视为掌上明珠，生活中处处关心呵护，虽然与父亲在一起的时光只有十几年，但让我深深体会到了父爱如山。 1973年夏秋之际，大哥和二哥先后从插队的公社和兵团被选送上了大学，那时候叫工农兵学员。我在工厂上班，老四上了高中，儿女均已长大父母倍感欣慰。 50年代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前排左三）与父亲（前排左一）等人的合影。 1972年父亲（后排右二）与国际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陈省身先生（后排右三）等人，在北大临湖轩外宾接待室外的合影，这也是父亲生前唯一的一张彩色照片。 这是父亲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文革期间父亲被戴上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被抄家、贴封条、挨批斗、隔离审查，没完没了的写交待材料……，不仅父亲的身心受到催残，家里的房子也被割出一半分给了另一户人家，全家人蜗居在狭小的空间里生活了近十年。 1973年正值文革后期，年仅60岁的父亲猝然离世，我们失去了一位好父亲，中国失去了一位杰出的数学家。 父亲遗留的北京科学会堂会员证和北大工会会员证。北京科学会堂是六十年代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办的专供首都科学家进行学术活动的场所，当年父亲带我们几个小孩去科学会堂参加年会娱乐活动的场景记忆犹新。 1973年10月父亲葬礼后五兄妹的合影。那时大哥22岁、二哥21岁、我19岁、老四17岁，老五15岁。如果不是处于那个疯狂的年代，如果北大校医院的大夫能够忠于职守，父亲也许能再多陪伴我们五年？十年？亦或更长的时间。 父亲去世后，母亲失去了经济来源，北大每月仅发给母亲40元遗属生活费，日子变得拮据起来。在上海的大姑和天津的三姑伸出了援手，经常寄钱给嫂子，解决了家里的不少困难。 1980年8月，新婚不久的我与两个妹妹合影。父亲去世七年了，未能看到自己疼爱的大女儿已经做了新娘。那年中国也发生了许多大事：纠正以前的冤假错案，全面为右派平反，试在深圳、珠海、汕头等建立经济特区，中国经济开始走向全面开放。 1988年在父亲去世15年之际，他的论文集得以出版。北大校长周培源亲自为此书题名并写了序。 我国数位著名数学家在书的前几页上挥毫写下对闵嗣鹤的赞誉。 父亲博学多才，平易近人，对学生爱护有加诲人不倦，为我国培养出众多优秀的数学家。得知父亲的论文集终于出版，母亲特别高兴，拉着两个儿子留下这张合影。 2014年，中国科学院和北京科技大学联合成立了以父亲名字命名的《闵嗣鹤教育基金会》，为表示对基金会的支持，家属捐款10万元。基金会每年拿出一部分款项用以资助和鼓励在数学领域取得优异成绩的学生。 母亲18岁时从山东济南被保送到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这是1942年5月母亲（前排右一）在山东济南某女子中学毕业前与同学的合影。 1950年左右母亲戴着北大教职工校徽拍的一张照片。母亲北师大毕业后不久便结婚生子，为了照顾家庭仅工作了几年就不得不做了全职太太，否则她将会有完全不同的人生。 母亲一生优雅美丽，80岁时依然气质出众。 看着照片，母亲指尖流出的悦耳琴声又环绕在我的耳畔。 2008年8月8日北京举办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夏季奥运会，空前绝后的规模震撼了世界。这年母亲的肺纤维化病迅速发展，导致呼吸越发困难。12月4号，81岁的母亲驾鹤西去，留给我们无尽的思念与哀痛。 2015年8月四兄妹在北京北海公园游览时合影。光阴似箭，原生家庭的生活场景恍若昨天，儿女们深深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愿天堂没有苦难只有喜乐与安宁。 2018年7月13日，以父亲名字命名的《闵嗣鹤数论研究中心》揭牌仪式在北大理科一号楼多功能厅举行。揭牌仪式由北大数学科学学院院长陈大岳教授主持，数十名教师及数学界著名专家学者出席了揭牌仪式。 北京大学闵嗣鹤数论研究中心揭牌仪式与会专家合影。母亲去世整十年了，遗憾她未能看到父亲的人品和学问得到了北大的充分肯定，父亲严以治学的精神得到了传承。 2018年10月，父亲离开我们45年了，在美国生活的小妹回国与哥哥姐姐在北京时刹海某饭店相聚，如果天上的父母能够看到此情此景一定十分欣慰。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 久别重逢的三姐妹。 2024年11月，我们将父亲的书藉、手稿、照片等遗物捐给了中国科学家博物馆，这是世界首个以国家名义为科学家群体建立的博物馆，致力于展示中国科学家形象、弘扬科学家精神、打造科技工作者的精神殿堂。 岁月如梭往事如烟，2008年母亲去世后与父亲合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儿女们经常去祭奠。清明无客不思家，我有双亲在天涯，焚香三柱寄哀思，愿得来世仍一家。斯人已逝生者如斯，祝逝去的亲人们在天堂安好！2025/4/4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