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耕耘四十年之一——八年的民办教师

何万华

此照片为下乡前涿中几位同学的合影

命运的岔路与时代的洪流

1969年，风云变幻的年代，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而我们——涿中高中的老三届学生，就在这一年，站在了命运的岔路口。那一年，我们怀揣青春梦想，却不得不面对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或是走进工厂，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在机器的轰鸣中书写未来；或是回到农村，投身广阔天地，用汗水浇灌希望的田野。这两条看似简单的道路，却承载着无数未知与可能，也决定了我们此后几十年的人生轨迹。涿中的两个学生红卫兵组织，定性都是革命组织。这是表面上的政治权术，实则是命运的分野。当历史的天平最终向野战军倾斜，野战军支持的组织是站队站对了，而省军区，航海二校支持的学生组织站队站错了。我却站在了“错误”的一边，带着一张保定地区安置办的知青上山下乡证明，从城镇走向农村，从城镇的商品粮变为农业粮，依靠队粮维生。和我一起回乡的还有张昆（六六届高中毕业生），张庆（六八届高中毕业生）。身份的转变，不仅是户口本上的一笔更改，更是生活的彻底颠覆。然而，回首那段岁月，我并不后悔。因为正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我们学会了坚韧，用青春书写了属于自己的故事。

岁月深处的乡村记忆

在那个遥远的年代，农村的组织架构宛如一幅严谨的棋盘，县、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层层相连。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与劳动紧密交织。工分是衡量劳动价值的标尺，却因村而异：富裕村子的工分日值可达七八角，而贫穷村子可能只有几分。我所在的生产队，日值一角多，每人每年分得420斤口粮，看似足够，却在生活的重压下显得捉襟见肘。家中只有母亲一个女劳力，每日辛勤劳作却只能挣得六分工分，加上父亲任小学教师微薄的工资，仍难以支撑我们兄妹四人的上学和生活。即便如此，母亲从未抱怨，她用粗糙的双手和坚韧的肩膀，为我们撑起了一片天。那段岁月虽艰辛，却也留下了无数温暖的回忆，教会了我们珍惜与坚强。

点亮乡村教育的曙光

命运的车轮将我们推回乡村，却也为我们的人生赋予了新的意义。随着教育的复课和发展，我乡四所中心小学都办起了戴帽初中。我村戴帽初中教师的主体就是回乡知青，外加几个同期的初中毕业生。1970年春节过后，戴帽初中正式开学了。这个班级仅有二十三名学生，大多是1966年六年级的学生，因“文革”而荒废了四年半的学业。作为回乡知青，我们肩负起乡村教育的重任，与这些学生一起，开启了艰难却充满希望的学习之旅。我们深知，教育是改变命运的钥匙，也是乡村走向未来的希望。于是，我们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播下了希望的种子，也完成了从知青到教师的转变，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绝非易事

我在高中所学的文化知识虽足以应对初中教学，但我并非师范院校毕业，缺乏系统的教育学、心理学与教学法训练。为此，我深知提升自身基本功的重要性。首要的是具备良好的教学态度与饱满的精神状态，以此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其次，教师应具备出色的语言表达能力，做到思维清晰、逻辑严谨、表述准确。再者，板书技巧同样重要，需设计合理的板书模块，字迹工整美观。目标明确后，唯有依靠自身的不懈努力。备课时，我一丝不苟，甚至用毛笔小楷书写备课笔记，精心设计板书，在备课本上绘制简图。在与教师、学习交谈中，十分重视语言的干净、利落，不带语病。课堂上，我采用问题引入法，明确教学目标，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引导他们主动探索知识，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我还注意不断自学，因我是六七届高中毕业生，没有真正的高中毕业，经过对比，发现距真正的高中毕业只差两本书，一本是解析几何，一本是有机化学（因在校学习期间，高二是教改年级，用的教科书都是白皮的，进度较快），我就找到这两本书，每晚自学，当然比不上有教师指导的学习，但也学了八成以上。一位大学生给我寄来一本高等数学，也自学了半本书，实在学不懂了才放下。自觉问心无愧于高中毕业，对我教学工作大有裨益。

在乡村教学自寻其乐

由于文革的影响，我们在管控中工作，在别人的暗中监视下活动。还时不时的有不同“派别”的教师给村领导，乡校长打小报告。暗中管控也就罢了，不让参军，不推荐上工农兵大学，理由是政审不合格，说白了就是派性作怪。也只能忍了。谁让咱站队站错了呢。在一次全乡教师开会时，得知某教师又给我们上眼药，说我们不重视会议，不尊重乡校长，大环境压我们也还罢了，一个普通教师也欺负我们，是可忍，孰不可忍，当时我气冲斗牛，叫上两个民办教师，说“咱们去打那个杂种”，多亏本村一国办教师硬拦下了我，没能付诸行动。某教师知道后，会没开完就逃之夭夭了。此后便收敛了许多，天天见面也灰溜溜的。再也不敢欺负我们了。

我们渐渐熟悉了教师的工作，又倾注了自己全部身心，热爱这个工作。在教学之余，我们几个民办教师还能组织一个不登大雅的小乐队，乐器就是二胡和竹笛，村里联欢时演个小节目不成问题。练习了铜鼓打击乐，村子里有办喜事的，还请我们去敲锣打鼓迎亲。

此外，社会活动也离不开我们的身影，村子里沿大街小巷墙上的政治宣传标语都出自我们的手笔。用白灰刷墙，用红土沏浆写字，有时还用墨描个黑边，字体有宋体，仿宋，黑体，还有行书，楷书。

　　逐步提高，得到社会的认可

在农村八年的民办教师经历中，我是个打补丁的教师，先后教过政治、语文、理化、数学。我们的待遇是记满工分，每月300分，另加每月8元的补助。这比普通男劳力要强好多了。家里欠生产队的粮款也还清了，年终生产队决算分红时也有些许收入了。

经济上的好转不是主要的。令人欣慰的是得到了学生，学生家长，社会的认可。如一九七六年唐山地震后，不能在教室内上课，我领着学生在附近一个废弃的砖窑树荫下上数学课，内容是列方程解应用题，听课的不仅有学生，还有十几个浇地的社员，讲完课后一个社员问我，学生学会了吗？我回答说“应该学会了”。这个社员接着说“我都听明白了，他们如学不会就真是笨蛋了”。又如一次乡里组织教师听我讲化学课，我讲的是配平化学方程式，我逻辑清楚，语言简炼，方法得当，效果很好。听课教师赞誉有加。后来，乡里安排教研活动，我还充当了物理培训教师的角色，对乡内几所戴帽初中的物理教师进行培训。

在社会活动上，充分显示了我的才华，如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后，全县组织教育系统批林大会，由主管教育的公社副书记带队，大会副书记要发言，当时找了几个人写发言稿，预审时没通过，连夜找到我，熬夜也要写出来，我一蹴而就，第二天副书记在县礼堂教师大会上登台发言。还有一次，乡里面搞革命样板戏的宣传，让我写个发言稿，也是熬了一个通宵，还幼稚的以为让我发言呢，结果两天后村里开大会，一个知青队的知青正在发言，我一听那不是我写的稿子吗，替他人作嫁衣裳了。如一九七三年全市举办教育成果展览，每乡一个展室，我作为策划人参与了整个过程，取得了较好效果。

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后，政治上发生了动荡，县、公社、大队领导重新洗牌。一九七七年乡教育领导小组进行了调整，我有幸成为乡教育领导小组的成员。王义为乡校长，我负责抓教学，肖富负责财务后勤。

此后，我完成一个身份的转变，上班地点也由学校改到了公社大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