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随着科技进步，多媒体的普及，报纸逐渐退出了人们的视野。从前每天上班必做的功课是浏览报纸的我，已经五六年没看过报纸了。了解世界大事都是从手机上的今日头条和抖音获得的。</p><p class="ql-block">然而，回首往事，报纸曾是我生活和工作中不可或缺的角色。最早接触报纸那还是小学阶段，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我的姐夫带回来的，是一份他阅读完了的《参考消息》。那时我认字不多，知识有限，看了报纸只是一知半解。但听着姐夫跟那些知青谈论着国内外新鲜的大事，逐步引起了我对报纸的兴趣。到了中学阶段，我已经养成了看报纸的习惯，每天都要到那个小小的学校阅览室看报纸，还把过时的报纸收回来，把副刊上发表的散文诗歌剪下来，贴了一本本文摘。上了高中后，也跃跃欲试地向报刊投稿。我把老师评为佳作的《校园的早晨》投到了海南中学主办的《语文学习报》，想不到真的刊登了，还拿到了五元稿费，这在当时一个农场中学还是第一次，引起了不小的哄动。这虽是内部刊物，但我要向更高的目标努力。有一次我看到中国语文教学研究会主办的《中国语文教学》征文“如何使学生爱上作文”？我把自己的一段生活经历写成作文应征，题目是《生活使我爱上了作文》。两个月后这篇征文在这份公开出版的全国性刊物上发表了，这应是我发表的第一篇处女作，也引起了各地读者的注意，陆续收到了十多封来信，其中辽宁北票马友营公社的蒙古族姑娘白郁梅一直作为笔友书信来往了五六年。正是凭着这么一点点本事，这些不成熟的作品也引起了农场党委的重视，在科任老师和农场教育科长的推荐下，时任党委副书记刘积林也关照有加，在我高中毕业时安排我到三区学校任初中老师，不到一年就送我到农垦干校读书，毕业后回到农场宣传科当上了新闻干事，从此开始了摇笔杆子的人生旅程。那时的我经常骑着一部旧的自行车，挎着一部海鸥牌照相机，在各连队之间寻找新闻素材，晚上挑灯夜战，每年都有几十篇新闻作品发表，年年被评为优秀通讯员。除了写新闻，我还想办报刊。曾偿试着和几个文学爱好者办了一个油印刊物《溪流》，后来领导说私下办报违规，只好停刊了。领导鼓励我办一个农场内刊，我们宣传科和工会合办了《白石溪报》，还是通过印刷厂印制的，有文字和图片，我写的长篇调查报告《家庭农场的新起点》就作为专刊出版。覃场长很高兴，专门寄一份给时任广东农垦总局局长关富应（那的海南还属广东省管辖）。关局长阅后当即批示：要求《广东农垦》全文刊发，各部门要根据家庭农场改革需要搞好各项服务。后来，他又到农场视察，并在这里召开了广东农垦家庭农场改革现场会，农场也成了改革的标杆。正是有了这些经历，当时《海南农垦报》恢复出版时，局宣传部看中了我，抽调我作为筹备人员正式办报。我们五六个人组成编辑部，挤在一个小院里既当编辑，又当记者，还兼校对和发行，每期五六万份的报纸通过我们发行到各个农场生产队。之后不久，我考上了中国新闻学院，到北京读书，学院院长是中国著名的记者新华社社长穆青，学院的老师大多是聘请的北大和北师大的教授学者的，同学不少已在新闻界崭露头角的名记。在学院里，我这个初出茅庐的新人象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打开了眼界。初入此道的我等后辈应奋起直追。我给自已的任务是：在上课之余每周要看一本书，周日要游览北京一处古迹或博物馆。当时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该书将人类社会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次浪潮为农业阶段，从约1万年前开始；第二阶段为工业阶段，从17世纪末开始；第三阶段为以新技术革命为代表的信息化（或者服务业）阶段。托夫勒也许并没有给我们带来直接财富，但他许给了人们一个梦想，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多姿多彩的未来世界。为了在第三次浪潮中实现弯道超车，中央领导非常重视新技术革命，专门组织一批专家学者到各地宣讲，我们学院也请到这批专家来做报告。这也是学院的最大特色：专业课程不多，专题报告很多。一大批国内顶尖的部长、专家、学者都来演讲，几乎每周一场。有的是政策解读，有的是国际国内形势分析，有的是理论前沿介绍，也有是新闻工作历程和体会。这些讲座比理论课更引起学生的兴趣。</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在准备毕业论文的选题时，我把看过的书和专家的讲座融合起来，确立《新技术革命与新闻事业》为主题，分析了信息技术的发展对新闻行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预见在未来的信息社会中，随着网络的普及，无纸办公和网络新闻等新媒体必将代替传统的报纸电台。这个预测在当时是属于凤毛麟角的，也是相当大胆和有见识的。事实正是如此，如今传统媒体每况愈下，新媒体自媒体方兴未艾。可惜这篇上万字的论文没有引起编选毕业论文集的老学究的重视，竞然没有选上。我一气之下把它投给了当时新闻理论界的权威杂志《新闻纵横》，编辑慧眼识珠，全文刊登，为我争了一口气。毕业后，我到了深圳特区，在《深圳青年报》见刁了一段时间，又因报纸触发了底线被勒令停办了。我只好回到了海南，恰逢海南建省办大特区，海南和通什两大农垦局合并组成海南省农垦总局，原两局报纸合并为《海南农垦报》，我又成为了报社的记者和编辑，1996年又当上了副总编。这就是我和报纸的不解之缘。</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