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朴瓦当大汉风

方圆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第一次踏入汉长安城墙故墟，一种难以言喻的震撼直击心底。站在这片承载着厚重历史的断垣上，周遭的一切都仿佛在诉说着往昔的辉煌。我缓缓伸出手，指尖轻轻抚过残壁间那斑驳的瓦当，粗糙的触感从指尖传来，似是岁月的摩挲。但见“长乐未央”四字如灵动的游龙盘桓其上，在圆形的陶面上肆意舒展着筋骨，那一刻，我仿若穿越千年，与汉代的匠人们来了一场灵魂对话。

这直径不过盈尺的瓦当，却有着令人惊叹的魅力，竟能将篆书的端庄与建筑的韵律完美相融，恰似《诗经·小雅·斯干》所咏：“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鸟斯革，如翚斯飞。”在我看来，汉代匠人就是一群浪漫的艺术家，他们以椽头为纸、瓦泥为墨，把对生活的期许、对世界的认知都镌刻成了屋檐上最耀眼的星辰。再看那四神瓦当，青龙昂首，仿佛在仰天长啸，彰显着无尽的威严；朱雀展翅，姿态轻盈，似要翱翔天际；白虎踞岩，气势汹汹，尽显王者风范；玄武盘曲，沉稳神秘，让人不禁对古人的宇宙观有了更深刻的感悟，方圆之间，尽显“天圆地方”的深邃内涵；而“维天降灵延元万年天下康宁”十二字瓦当，更像是将《尚书》的浑厚气韵完美地凝结于陶土之中，拿在手中，我似乎能感受到那跨越千年的文化重量。我是个业余散文作者，从此我的笔名即为方圆。

穿越两千多年，未央宫玄檐下，万千文字瓦当如群星列阵，该是怎样一番壮观的景象。宫苑用“兰池宫当”“上林农官”，彰显着皇家的威严与管理的有序；陵墓悬“长陵西神”“万岁冢当”，寄托着对逝者的追思与祝愿；吉语则书“延年益寿”“千秋万岁”，满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些文字或如“涌泉混流”般婉转回环，流畅的线条让我感受到一种灵动之美；或似“与华无极”般峻拔雄浑，那刚劲有力的笔画又给我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尤为绝妙者，当数“永受嘉福”瓦当的鸟虫篆，点画化作凤羽鸾翎，在圆形的疆域里翩然起舞，恰应了《文心雕龙》所言：“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看着它，我仿佛置身于一个充满奇幻色彩的艺术世界。

　　瓦当之兴，实乃大汉雄风的物质见证。当董仲舒倡“天人三策”，司马迁著《史记》之时，长安城的宫阙正如《三辅黄图》所载：“金铺玉户，华榱璧珰。”瓦当文字从素面云纹走向篆书铭文，这不仅仅是形式的转变，更是西汉中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投射。那些“汉并天下”“单于天降”的纪事瓦当，分明是霍去病封狼居胥的武功印记，每一次看到它们，我都能想象到当年战场上的金戈铁马，感受到大汉的赫赫军威；而“长乐未央”“与天无极”的吉语，则暗合《汉书·礼乐志》中“建大猷，崇洪业”的盛世宣言，字里行间满是对国家繁荣昌盛的祈愿。

考古学家在汉长安武库遗址掘得十二字瓦当，其“维天降灵”之语直承《诗经》《尚书》的典雅，将儒家经义熔铸于建筑构件。抚摸着这些珍贵的陶片，我深知它们不仅是断代标尺，更似一把把打开汉人精神世界的钥匙。天津拍卖会上拍出十一万的汉瓦，北京潘家园流转的“冢上瑞鸟”残片，皆在诉说：两千年前工匠揉捏黄土时，已将大汉的自信与雍容揉进每一道陶纹。正如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赞叹：“秦汉瓦当文，皆廉劲方折，体亦稍扁，学者得其笔意，亦足成家。”它们是历史的馈赠，也是艺术的瑰宝。

凝视“延年飞鸿”瓦当，篆书线条似青铜器铭文般浑厚，却又因陶土的柔韧生出别样风姿。赵熊先生谓之：“于劲挺中寓浑朴，于圆融中见力量。”四字瓦当多取十字分格，然“千”字常作双钩填实，“岁”字每现屈曲填白，这种“因形赋势”的智慧，暗合《九势》所云：“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清代篆刻大师黄牧甫取法“长乐”瓦当，在“外人那得知”印中化圆为方，将瓦当的流动气韵凝于方寸。看着这些精美的篆刻作品，我不禁为古人的智慧和创造力所折服，也深深体会到了瓦当艺术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吴昌硕更是在《缶庐印存》中自述“余癖斯冰篆，颇得瓦当意。”其“湖州安吉县”印，分明可见“石室朝神”瓦当的疏朗布局。而齐白石独创的单刀冲刻之法，亦从“李”字瓦当的爽线条中悟得真谛。瓦当书法这种“不衫不履”的天真，恰如傅山所言：“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近世出土的“泾置阳陵”瓦当，隶意渐显的篆书，正是汉字由篆入隶的活化石。每次欣赏这些与瓦当有关的艺术作品，我都能从中汲取到无尽的艺术灵感，仿佛能触摸到中华文化发展的脉络。

民国年间，于右任先生得“单于天降”瓦当拓本，挥毫题曰：“匈奴昔牧马，此地留残陶。汉字铸天威，至今气犹豪。”这位“当代草圣”将瓦当的雄浑化为碑体行书，在《标准草书》中融入金石韵味。陈宝琛晚年隐居螺洲，终日摩挲“永受嘉福”瓦当拓片，其题跋诗云：“秦砖汉瓦皆史笔，片陶能抵万卷书。”老先生的银须仿佛与瓦当的沧桑纹路融为一体。启功先生曾见“与华无极”瓦当，惊叹：“此非人工，实乃天工！”在其《论书绝句》中写道：“瓦当文字见天倪，不假雕琢自嵯峨。”这些题跋不仅是艺术再创造，更让残陶断瓦重获新生。当黄宾虹在“富贵昌”瓦当拓本上钤盖“冰上鸿飞馆”收藏印时，朱砂红印与墨色拓片交相辉映，恰似将秦汉气魄与文人雅趣熔于一炉。我想，这就是瓦当艺术的魅力所在，它能激发无数艺术家的创作激情，让古老的文化在新的时代绽放出别样的光彩。

篆刻家来楚生教导弟子：“学印不读瓦当文，犹筑室无基。”瓦当文字的空间分割之道，实为篆刻章法圭臬。“千秋万岁”瓦当的旋读布局，启发了邓散木“三长两短斋”印的欹侧呼应；而“泰灵嘉神”瓦当的虚实相生，正是王福庵细朱文印“疏可走马，密不透风”的源头。韩天衡曾言：“汉瓦当是立体的印谱，将印面从方形拓展到圆形宇宙。”作为一个对篆刻艺术略有涉猎的人，我深知瓦当文字对篆刻艺术的重

　　习篆者临写“长陵东当”，可悟小篆的玉箸笔法如何在陶范上化为铁画银钩；摹拓“涌泉混流”，能见汉篆的浑朴怎样在弧线中保持骨力。沙孟海在《印学史》中特别指出：“瓦当文字的天真烂漫，正是医治馆阁体板滞的良药。”当我们的刻刀游走于印石时，那些瓦当文字的回环屈曲，恰似将未央宫的月光引入方寸之间。我自己在练习篆书和篆刻的过程中，也常常从瓦当文字中寻找灵感，感受那古朴而又灵动的艺术魅力。

疫情前的一个夏日傍晚，我在西安碑林留连，暮色中的碑林博物馆，最后一道余晖掠过“四神瓦当”展柜。青龙的须髯、白虎的斑纹、朱雀的翎羽、玄武的甲壳，在玻璃上投下交错的光影。这些曾经高踞宫阙之巅的文字，如今静静躺在展台里，却依然散发着“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文化光芒。当我们以指尖临摹拓片，以刻刀追摹古意时，仿佛听见班固在《西都赋》中的吟诵：“竹林果园，芳草甘木，郊野之富，号为近蜀。”瓦当文字，正是大汉文明的精魂，在陶土的永恒里，续写着“天工人代”的传奇。我相信，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去传承，这古老的瓦当文化必将在未来的岁月里继续闪耀光芒，成为我们民族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袁文长二0二五年四月二日于天鹅湖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