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我和父亲生活的那段岁月（上）

祈福

忆我和父亲生活的那段岁月

　　

　　我的父亲萧德贤，生于民国九年七月十四。殁于改革开放的第二年，终年刚满六十岁。至今离开我们整整四十五个春秋了，他老人家离世时我正值弱冠之年，故对父亲生前的点点滴滴，还记忆犹新，往事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父亲出生在一个贫寒家庭，饥寒交迫的生活练就了父亲一生勤劳，正直，善良的品德。父亲虽然体弱多病，但坚毅的性格让他更懂得珍惜生活，珍惜拥有。我和父亲在一起整整生活了二十一年，他老人家那慈祥的面孔和说话间风趣幽默，谈笑风生的模样时常浮现在我眼前，不禁勾起我对他老人家的深刻怀念！

打我开始记事起才知道父亲是一名军人，小时候最喜欢看父亲挂在墙上的相片，特别痴迷那身庄严的戎装，既帅气又威武，不觉让人肃然起敬。父亲也常跟我们说起他的事情：他是一九四六参加湖南湘中纠察队，在一九四九年七月正式入伍当兵，入伍前已是两个孩子的爸爸了(我大哥二哥)，也可以说是舍家卫国投身革命。父亲后来在部队是连付指导员，本来准备晋级升职的，不料检查出来患有肺结核，无奈，只能离开他心爱的部队转到地方工作。在一九五四年转业至长沙，当时好像负责城市供销合作化工作。不久父亲把母亲大哥二哥从农村迁至长沙，我是五九年在长沙出生的，当年五口之家就靠父亲一人微薄的工资支撑，母亲家务，大哥没工作，二哥上学，加之我的出生，又恰逢新中国连续三年自然灾害，粮食普遍大面积减产，吃饭成了大问题。在此艰难时期，政府号召干部带头下乡压缩城市人口，正当国贫家困拮据之际，父亲毅然决定申请下乡。父亲一次性退职（退职前任长沙市供销合作社东塘分社党委书记），带着母亲大哥和我回到了久别的农村，当时因二哥正在上初中才让他一人留在长沙。

　　

回到农村后父亲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文化人，在社员们强力推荐下，次年父亲就挑起了生产队长一职，一干就是六年。带领社员抓生产搞建设，短短几年时间建猪场，建牛场，修晒谷厂，晒谷坪，在父亲的带领下，在当地成了当时比较领先的生产队。那时候政府还提倡封山育林，父亲就积极带头并选定上雪花冲屋背后那块山作为样板重点，立马召开队委会拟定有关制度，并约法三章严禁任何人进入此山砍伐一草一木。果然，不到几年时间就成了当地有名的一块样板山，还受到了区里和公社的表扬和认可。因为那个年代，凡是要生火的地方都全靠柴火维持，不像现在一样燃气、煤气、液化气一应俱全，所以要封好一块山谈何容易。 父亲的办事能力和风格，在队上几乎是无人能及。无论大事小事从不懈怠也不马虎，不分公事私事力求做好为止。父亲曾和我谈及过他经历的一件小事，那是在他任队长的那段时间，有一年正值双抢农忙季节，父亲站在田埂上，指着正在耙田的一个社员说：你要先发长耙，再横耙，这样才能搞得平整。不料对方却反驳道：“我的搞得不好，你下来搞下看。”父亲听后并没生气，而是和颜悦色地与对方打招呼，道：你休息一下，我来试试。父亲那娴熟的操作技术和熟练的动作，让这人大跌眼镜，不得不让人折服认输。谁知父亲年轻时做长工，打短工，犁耙工夫早已炼得炉火纯青了，虽然脱产十多年，但手艺还在。此事传开，打那以后再也没人不服指挥。父亲不仅做事有军人气概，雷厉风行，而且颇有匠心，哪怕是小事一桩也不放过。

　　父亲和大哥二哥一起生活的时间很短，大哥62年成家不久便分居，二哥自从我们回乡后，他就一人独住长沙上完初中上高中，毕业后又应征入伍远离父母。唯我从始至终与父母相依为命，很少离开过。所以从小就受父亲影响和言传身教，做什么事都离不开手把手教。比如插田扯秧，先在家里反复示范演练给我看。我还记得告诉我打秧结要哪样才快捷又牢固，关键是两手要配合默契。还有割禾也有技巧，弯腰时切勿两脚并立，要双脚挪开成马步形状，腰要弯成九十度，两手不能一前一后，否则容易割伤手。就连家里挖块菜土也是一样，父亲必须站在旁边亲临指导。由于多年受父亲的耐心教导，所以我后来无论插田扮禾，还是干农活，都不比别人干得逊色。

　　父亲早年染病，由于全身心投入工作，很少去关心自己的身体。特别是后来回到农村脏活累活都得干，繁重的体力劳动，致使他身体日渐衰弱，加之经济拮据又很少就医，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后来一检查，成了支气管炎哮喘病。从我十岁那年开始，好像父亲就不能干一些粗活重活了。打那时起，我就不得不主动帮父亲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担草，担柴，一到夏天每天傍晚挑水浇菜地。为了让我挑水，父亲特为我准备了两个小水桶，扁担也是我专用的。因为扁担短小，绳索缩得高高的，大人根本用不着。每次挑水刚起步时是满满的一担，一路上跌跌撞撞，挑到目的地就剩下半担了。不久水桶底部边缘就被我碰撞得参差不齐，还开始有点漏水了。菜地离水塘虽然不足三十米的距离，但有个斜坡，还是用锄头修成的梯子。菜园下面的小水塘是大家共用的，那个年代人们都是集中居住在一个大院子里，所以菜地也是拥挤在一个地方，不像现在一样大多单居独户，各有各的菜地。

由于父亲的身体原因，我便跟着父亲去尝试干各种体力活，尽最大努力去帮父亲减轻一些劳动强度。当年五十岁的父亲，在我记忆中显得特别衰老，人不仅又黑又瘦，而且做事感到很吃力。不像现在五十岁的人，还走南闯北到处打工谋生。那个年代要养家糊口靠的是去生产队上挣工分，到了年末结算，看生产队的收支情况，然后确定多少钱一分的工日。我记得我十一岁那年就去挣工分，一天记二分五厘工，应该是不到二毛钱的样子。从那时起，我就是一边上学，一边出工挣工分，为家里多挣工分多分口粮。同年我还学会了滚土车子，第一次滚土车是和我大哥一道，去公社煤矿(叫代子山煤矿)运煤。一次用麻袋装六十斤煤，虽然滚得满头大汗但不觉得累，因为小时候最喜欢滚土车觉得好玩，说真的，有时候还生怕大人不让滚。

那个年代封山育林抓得严，每个地方都安排了看山员管理，不准进山砍伐，不过有时候也是偷偷摸摸进山，跟管山员打游击。所以后来烧煤的时间多了，自然滚土车的技术也就不再讲了。

听父亲说其实我们的老家不是现在住的地方，是在白关现在的韶山杨林那边，有个萧家祠堂叫鸿门萧氏家族，也就是现在的白关学校。是解放前父亲用一担箩筐挑着全部家当到麻山来的，据说旧时候怕抓壮丁，才被迫兄弟分居，漂泊至麻山后又搬过三次家(因为都是借屋暂住)，什么实竹园，公益厅，大圫里。一家人颠沛流离居无定所，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真是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直到解放后才优抚军属，后来分得了下雪花冲的房子，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家。

房子虽然宽敞高耸(有五间大瓦房)，但房子陈旧，地势低洼，常年积水潮湿，每逢春天更为厉害，父亲常常用煤灰铺垫才能行走。长此居住对人身体不利，加之父亲身体本来就不好，为此父亲萌发了修建新房的念头。那个年代要修建房子比现在买房子难得多。木材有困难，山里大多光秃秃的，最大的问题是没处筹钱。

七一年也是我十二岁的那年夏天，我便帮着父亲放土砖，秋天开始修屋场地基，地基选择在老屋的正对面。白天没时间，晚上借着月亮加夜班，没月亮的晚上就点着煤油灯干，一干就是半晚十一点多才收工。那个年代风气特别好，都有互帮互助的习惯，有时候晚上还有几家邻居前来义务帮工，一到休息的时候，母亲就把事先准备好的一些红薯片，南瓜籽，晒的盐苦瓜皮，盐紫苏和酸枣皮等自产土货招待人家，以示谢意！那年秋天正好遇上干旱，门口水塘露出泥巴开了裂缝，踩出了一条人行小道，正好缩短了每天往返的距离，为建房子搬运东西提供了不少方便。下雪花冲当年大约居住七八户人家，我们是第一家拆屋建房搬迁的，后来不到五六年时间，又有几户人家相继搬迁另居，剩下几户人家也陆续把房子翻新，所以下雪花冲老院子，也随着时间的变迁变得面目全非了，旧房全貌也就只能永远印刻在我们这代人的脑海里。

常言道“父母痛满崽”，这话无可非议。小时候父亲常常逗我，说我是他们在路上拣来的，当年幼稚懵懂的我也半信半疑！那些年，虽然过早地帮衬父亲做一些与年龄不相称的农活，但父亲在我成长的时期，教会了为人处世的道理，经常教导我，对人要有礼貌，教会我怎样生活，鼓励我好好学习。对于我的一切，几乎是面面俱到无微不至。学习上经常关心，常去学校向校长老师询问学习情况。那时候家庭作业也只有晚上才有时间做，父亲常陪我做完功课为止，数理化父亲不蛮懂，一遇上我写作文就能帮我参考修改。特别是待人礼貌方面也时常告诫，在我脑海里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饭桌旁父亲语重心长地跟我说：“以后逢人必须记得打声招呼，尤其是长者，即便是你自己滚着土车子也要叫人。”这话不仅掷地有声，而且时常在我耳边回响，我是这样照着做的，同时也是这样传授给我的下一代。父亲最嫉恨那种见面不打招呼的人，形同陌路擦肩而过。小时候父亲生怕我有一点点闪失，孩时的我最喜欢去水塘洗冷水澡学游泳，父亲总是不让我去，我就偷着去。后来虽然屡禁不止，但还是拗不过父亲的执着和严厉，最终还是半途而废。

父亲最担心的是我生病。有一次我生病，父亲为了找医术好点的医生，还专门用土车子，把我拉到离家里十多里路远的朱石桥麻塘坳，到杨国㐵医生那里就诊。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土车子上面放个篾织车箩，里面垫上一床旧棉絮，让我躺在里面，母亲在前面肩驮绳索使劲拉着车，一路上父亲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每迈一步都很艰难。这难忘的一幕，至今仿佛在我眼前浮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