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第一讲述人和民盟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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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波

我对高一涵的了解缘于2021年。那一年是中共建党100周年，我在收集后来加入民盟的中共最早的党员陈望道、施复亮、张申府、刘清扬史料时，意外发现那个最早说讲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高一涵是民盟的前辈。

如今，关于高一涵的故事在网上举不胜举，什么“中国近代思想家”“新文化运动早期倡导者”“民国启蒙大师”“早期马克思主义宣传家”“《新青年》‘二把手’”，甚至有人把他1940年代年早期就任甘、宁、青时创作的诗歌找出来，称其为“现代边塞诗人”。但是“在盟言盟”，我更关注的是他和民盟的缘分。

虽说高一涵加入民盟是在1949年6月，介绍人是安徽老乡周新民、陈敏之，但他和章伯钧、周新民早有往来。

高一涵是1927年1月在武汉加入中共的，经章伯钧建议，出任中山大学教授，还担任了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译委员会主任委员，宣传科代科长（科长章伯钧）。

1927年4月初，国民党安徽一大由安庆迁移武汉继续举行，高一涵与周新民等被选为执行委员，还担任了宣传部长。据包惠僧回忆：“1927年5月下旬，革命危机一触即发。党仍然要我参加活动分子会议......我们那个小组的组成人员有吳德峰、高一涵、章伯钧、李合林及我。”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高一涵在报刊上经常撰写反对蒋介石的文章。汪精卫叛变革命后，高一涵与章伯钧、周新民等被蒋介石下令通缉。他后来在《自传》中说：“1927年7月间，武汉方面，一面分共，一面又虚张声势地东征蒋。当东征到安庆时，指示安徽省国民党省党部回省工作。我同该省党部委员光明甫、沈子修、周新民等几个专职干部，从武汉回到安庆。那时东征军何健占据安庆，防共甚急，不能开展工作，人身安全亦无保障，于是就同沈子修、周新民等先后离开安庆逃到上海，从此，与共产党的组织脱离了关系。”

虽说高一涵与中共的组织关系就此打住，但他和周新民交往甚多。比如他在上海法政大学任教时，周新民就曾来此避风。1935年高在芷江任两湖监察使，周新民受中共组织派遣，请高一涵给他安排工作，高安排他在两湖监察使署当秘书。周新民利用合法身份，为中共提供了不少情报，其中的一些便是高一涵向他提供的。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芷江监察使署更是成为周新民与董必武接头的“地下联络站”。 1940年8月，高一涵调任甘、宁青监察使。翌年初，董必武与周新民由重庆前往高一涵任职所在地兰州从事统战工作。不料他们的行踪被反共分子发现，并企图暗杀。高一涵获悉后，立即通知董必武、周新民，让两人化装皮货商人，坐牛车转移到他的下属总务科长家隐蔽。1968年1月23日高一涵去世后，周新民打电话给高一涵后人：“老爷子多次救了我们的命啊！在他的监察使署我们可以直来直往，畅通无阻。”

抗战胜利后，高一涵先后任两湖监察使、监察院专门委员，南京解放前，国民党政府曾任命他为考试院考试委员，但他坚辞不就。

1949年6月高一涵加入民盟后，先后任民盟南京市支部委员、文教委员会委员、民盟中央委员、民盟江苏省委副主委兼组织部长，在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高一涵年谱》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参加民盟活动的记述。比如1954年参加民盟南京市委日常工作；1957年7月至1958年3月，参加民盟江苏省委、民盟南京市委整风领导小组会议44次；1963年6月出席沈钧儒追悼大会，介绍沈老生平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