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爸爸

Kitty 罗

简言素语，速写我的“傻“爸爸

第一次写爸爸。心有些抖。我没有自信。

从小我一直当他有些“傻”，院子里许多大人都是这么小声嘀咕的。我那时太小，不明事理，人云亦云。等我长大后，顿时哑语，爸爸的形象突然高大起来，高的不敢抬头，抬头太久头会晕的。这种感觉一直持续到二十三年前，爸爸离开了人世。我闪过写爸爸的回忆录的念头，但很快被秒杀。在爸爸的世界里，我的确太渺小。

不久前，和一个发小喝咖啡时，她漫不经心的一句：你也该写写你的爸爸。这一句，像一帖药方，放在药壶里焖烧，心想着还要焖许久呢，不料想，焖到今日，突然发现药效出来了。那就先给爸爸画一幅速写吧。

第一条线：

爸爸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生人。在我印象里，是个寡言到极致的人。性格上，他就是为寡言而生的人。不仅话少，声音还特别轻，轻的像怕踩死蚂蚁的东郭先生的脚步声。也许因为这，爷爷奶奶才把他当唯一的读书郎供养。新中国土改时，爷爷因为治家有方，家业大，土地多，因此被划成“地主”。这就不难理解，爸爸的启蒙教育，为何是从家里的私塾开始的。所以，后来爸爸的口头蝉里，总出现“非也”“岂敢”“承蒙”等字眼，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是，我改变了对爸爸寡言的认识，是我把男朋友带回家时，他一改往日的缄默，侃侃而谈，语锋如泉涌，汩汩而流。上至天文地理，下至历史人文，谈起来俨然一个乒乓冠军，他发的球难以挡住，打过来的球没有他接不住的。我当时的男友，也就是后来的丈夫说，不先做几天功课，不敢见他。“你怎么说他寡言呢？”

我也在饭桌上问过爸爸，为何大家都觉得他寡言，也许是酒后，他道出了天机：“听说过棋逢对手吗？”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

第二条线：

在我印象里，爸爸走起路来，也像东郭先生的故事里的东郭。不紧不慢，无论发生什么，他的步子，像被程序过了。永远忘不了的一幕，是文革中，我爸爸因为是“右派”，也是走白专道路的典型。爸爸被关起来了，我却被“放”出来了。爸爸被关在哪里，至今我都不知道，因为从不敢问。我跟着妈妈下放到了农村。那时我本该在保育院的大班。大人们都说农村的日子很苦，但对于一个在保育院全托的孩子来说，是件非常愉悦的事，不再被关在保育院内，吃的饭菜都是以前不曾吃的，而且天天可以和妈妈睡在一张床上。白天和村里的孩子们一起，爬树摘果子，下河采菱角，想吃西红柿了，菜地里一伸手就有。那些日子现在想起来都甜。但是有一件事，让我感觉到爸爸的与众不同。那就是爸爸被释放几日，来农村看望我妈。

那天一早，妈妈说爸爸今日会来，我便迅速趴在后门的门坎上，那里极目望去，就是一条通向王村的大道。没有任何遮挡。只要有一只鸟飞过，我也能完完全全看清楚。王村的尽头有一条大河，河那边有通向城里的长途公共汽车。

吃过早饭，我还在一动不动地张望。一直望到快吃中饭了。我看见了一个人形，在泥泞的土路上移动。可这个人动作一点也不急，不像一个长久离开便急着回家的人。慢慢地，人影变大了，大的可以看清他穿着灰色的中山装，灰色的长裤，笔直笔直的。我认出了，这是爸爸。我跑了出去，跑过一个晒场，爸爸已经走到路边了。他一只手拎着一只黑色的行李包，一只手把着一把雨伞。走到晒场中间时，他用伞拍了拍我的背，没有电影里的那种父女拥抱的镜头。走进堂屋，我为爸爸换鞋子，这时我发现，爸爸一路走来，泥泞的路上，黑光光的鞋面上没有留下丝毫泥土的痕迹。回头再看一眼爸爸裤腿的下边，一般下雨天许多人的裤腿都会留下沾湿的痕迹。可走过湿答答泥泞的土路，爸爸的裤腿基本是干净的。为了干净而放慢脚步，还是因为他的脚步鞋面才清爽？“剥削阶级的烙印”，说的就是这吗？这是六岁的我对爸爸的第一个不解之问？

我不禁想起了另一条平行的线。

第三条线：

春夏的江南，雨来的突然。许多人下班后，头顶着细雨回家。走到家属大院门口时，许多人迈开腿冲刺般地跑向各自的单元门。我站立阳台上观望，想及时用伞迎接爸爸。爸爸出现了，在大门口停留片刻，伸手推开急匆匆奔过去的我和手里的伞。只见他，目中无雨，直着腰，迈着他惯有的步子节奏。“老夫子，跑起来！” 他的同事们又想开他的玩笑。爸爸不语，我不解，说了一串即是问句又是埋冤的话。爸爸不急不慢地在进门处，稍许用力地顿了顿足，露出始终挂在语出前的笑脸上：“他们才傻呢！就这几步路，也能乱了阵脚，倒架子！不信你看看，谁身上的雨点痕迹多？”

说到“倒架子”，我不得不接着第二条线，回到爸爸留给我六岁时的印象里。

地点还是那个晒场，时间是第二天。我独自坐在小桌子旁。独自享用爸爸带给我的礼物：一盒鱼皮花生，一盒巧克力。盒子是圆圆的塑料盒，透明的，里面的巧克力和花生长一个模样，他们都围坐一圈又一圈，中心位置是漂亮的商标设计。我舍不得地吃了一颗，又舍不得地吃了第二颗。屋内传来妈妈的高八度：“我们吃的都是红锅炒的菜。两盒”洋盘货“可以买半年的油。” 这时爸爸已经走到我身边，轻声地说：“快点吃巧克力，不吃也会化开的。不要让村里人知道这是什么。”

“为什么？”

“他们没见过，所以他们看不懂，因为不懂，他们会用这些继续打压我们。我们早晚会离开的，我们不属于这里。”

“那你为什么要买？”

“为了不倒架子。人可以吃苦，可以被羞辱，但不可以倒架子。看，这里的空气比你的保育院清新吧，玩的地方也大多了，自由多了。他们以为我们是最苦的人，但他们无法想象，我们心里尝过巧克力的甜，而他们压根都不知道什么是巧克力。他们知道了，会恼羞成怒的。”

许多年以后，我在大学课堂上听Timmy Nash讲海明威的Old man and sea。“Man can be down, but never out.”那时，我想到了我爸爸，在晒场上的那一幕。

后来，我也在讲台上给学生讲这篇。但我不敢用心体会，只能像复读机那样宣讲，我害怕控制不住，害怕眼泪，像我正敲打键盘的当下，眼泪夺眶而出。

第四条线：

我小时候，家里经常有人拜访，大多是不认识的人。他们是来自农村的患者。在医院挂不上我爸爸的号，他们只能住旅馆继续等。为了省下住宾馆的钱，他们竟然挑着自家的鸡蛋，或者自家的水果，或者自己腌制的大块腊肉，找到我家。我的“傻”爸爸从不会拒绝，也不收费，末了，不是让我递茶，就是让我妈妈多做一些饭菜留给他们。

医院药房里的叔叔阿姨们，谈起我爸，说出来的都是一个字：“傻”。爸爸开的药方，不仅药效好，还都是最便宜的普通草药。有钱不赚，那真是“傻”。有一次，我忍不住问他：“你是为了帮助穷人吗？”他笑了，推开正在阅读的大部头小说，问我：“你们中学生写作文的标准是什么？是写满生词僻词和成语以表示你脑子里的词汇多？” 最后他让我记住，“会做文章者，必先思想有见地。做人亦如此。医者，悬壶济世，不是悬“唬””。

这个桥段，我从不敢在人前说，说了，一定会让人笑：你真会编！

而后的几年里，编制内开始了几次的工资涨幅，不是普涨，是有比例的挑选。我的爸爸，每一次都被默认在名单里。而我的“傻”爸爸也是几次都出让机会，实现他的科室里可以“阳光普照”。我对此，也是不解。他果真活在礼乐春秋里吗？

第五条线 ＋ 第六条线 ＋ 第七条线

其实还有更多的线，来描述我的爸爸。因为都和爸爸的事业有关，可是具体细节不明，只是在记忆碎片里，找到了一张张拼图。拼图发生的年代，基本在1972年——1988年之间。

我和妈妈回城，是1972年，爸爸也被释放回家，家庭团圆，应该是一件高兴的事。但我时常会被刺伤。那时，爸爸已经恢复医生的身份。家属大院和医院在同一个院子里。这边我和小伙伴们在兴奋地”过家家“，那边忽然传来大礼堂的吼声。我没听清吼什么，但快言快语的男孩子们对着我指指画画起来：“那是谁的爸爸，又站在前面被批斗啦？” “快去看，他胸前还挂着牌子呢！” 我无声地跑回家里。

在学校里，我们没有学过历史，但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了解了不少春秋历史，和历史人物。而爸爸从小就是在“四书五经”中熏陶长大的。学校里办了许多“批林批孔”漫画展，我是展览的讲解员。有时在家里我预演讲解词，爸爸脸无表情地看着我，有时会问一句：你理解这些故事吗？我说；不理解。你告诉我吧。爸爸不言，不语，只说了一句“你以后会理解的。”

再后来和爸爸聊天就很难了。因为他时常不在家。为了某种药，他需要外出调研。去某锡矿，一去就是一年。这样的苦活，只有我的“傻”爸爸愿意接受。后来他高兴地回来了，说“终于可以医治矽肺病了”。

调研时间最长的是去鄱阳湖。那里血吸虫病肆虐。三年的时间，当中只回家几日便又走。我的爸爸又犯“傻”了。后来，医院里，新闻里，都在为“红花草”和某气管炎药欢呼。爸爸回家以后，经常有他的同仁来访。大家发出的都是喜悦的赞美，但我的爸爸仍然是轻言细语地说：“这个不算什么。听说有人开始寻找医治疟疾的草药。那个厉害，受众面更广。” 几十年后，我们才知道，“青蒿素”的问世，经历了多少艰辛，才被世界公认，获得了诺贝尔奖。取得荣誉的路程，何其漫长！

爸爸的春天，来的很晚，用了大半辈子，才在打到“四人帮”的锣鼓声中，被簇拥到了聚光灯下。1978年，国家开始关注他，第一批被派往国外的“中国医疗队”，带着他去了乍得。因为乍得内战，半年就回国。我在心里欢呼：乍得的内战，打的好！

爸爸的命运开始被改变。但他的言行丝毫没有表露。一如既往。直到一件事的发生，我才又一次认识了爸爸。

那是1978年和1980年之间，也就是我考上大学的前一年。从卫生部传来消息，说：敬爱的周总理在最后的日子里，写下遗嘱，其中包括希望中医能得到传承和发展，有效的办法就是要允许“一些”真正的名老中医，收嫡亲子女为徒，带徒三年，承认其行医资格，享有处方权。当然还有一些其它的要求，而我完全符合要求。关键是我的爸爸就在名医名单中。年轻气盛的我，已经被“中国的春天”唤醒，向往国境之外的世界，学习研究西方文化，成了我的人生理想。于是家庭会议上，我坚决地要求“实现自我价值”，走自己的路。妈妈是几百个不同意：“如果你明年高考落榜，不要后悔啊！不要后悔啊！”爸爸头靠在藤椅上，像在小睡一会儿。我不知道他当时内心的活动是什么。也根本无暇顾及他的想法。我说：“不会后悔，因为考上毫无悬念。” 我放弃了这条捷径，爸爸似乎很理解我，一直鼓励我，直到我拿到录取通知书，他非常骄傲地在医院里传播我的佳音。但他内心的真实想法，我仍不知道。也来不及知道，因为卫生部又发来通知，我的爸爸又参加“援外医疗队”，前往突尼斯。又是三年。这里插一句，走之前，我的“傻”爸爸去参加法语培训，让我很不服气的是，几个月的培训后，在法语国家，他可以直接和患者简单交流。这还不算。他在突尼斯的总统府和法国的大使馆内，以他的各种医术，创造了“中国神医”的称号。每天他都不知疲倦地为排着长队来求医的政府官员们望闻诊切，草药针灸齐上，让他们叹为观止。就这样，他又被人盯上了。

后来，爸爸退休了。“盯”上他的人，从南洋发来邀请，邀请他去南洋开办医院，发挥他的祖传中医和医学院毕业的西医，他带走了他作为首批的中西医结合，在南洋，他找到了他真正的“桃花源”，完成他的“春秋”之梦。

那年是1988年。送爸爸去南洋，我一个人陪同，来到广州的白云机场。在他走向海关闸门之前，我再三对爸爸说：无论何时，你疲惫了，你想家了，一定来电话，我会在这里接你的。我说这一番话时，根本不了解爸爸的内心世界。直到他停住脚步，测过头来，说了一句：“哪里的黄土不埋人？”

头也不回的背影，成了永恒的定格。

每当我想起爸爸时，便听见爸爸曾经说过的只言片语：

“那些长工若不是我家接济，早就冻死或饿死外面，可土改时跳得最高，口号喊的最响的偏偏是那些我们免费为他们治好病，在我家免费吃住的那些长工。”

“文革时，抄家最积极贴大字报最多的，偏偏是我的学生。”

“你不学医，也罢。和我去国外行医同理，中国人，心思已经坏透了，岂是医药可治？”

“鲁迅是了不起的人，他早就看到了这一点。”

为爸爸速写画像，最后一笔，也是我最不愿细描的。把它塞成一体，也许模糊，也许重叠，最好在充满阳光的日子看他们，一定会有层次，光影互补，立体感会凸显的。

关于我的”傻“爸爸，还有许多线条，日后重新捋一捋，再现那些故事。在我完全老去之前。

都说人的“死”是相对的。只要有人还记着，他就还在这个世界里。如此，只要我在，爸爸就在。不追求长寿的我，开始祈祷，让我多活几年吧？这样我的爸爸和妈妈也就可以留尘世间多几年！

2025年4月2日

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