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求学经历

潇潇竹

作者：刘述成

整理：潇潇竹

我的求学经历

刘述成

我家贫，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家庭收入仅能维持最低生活。兄弟姐妹6人：哥哥小学毕业，大姐、二姐小学肄业，三姐早夭，小妹读过初等职业学校，只有我一人上了大学。我的求学之路，充满了困苦与艰辛。

一

家乡绵竹是川西北一座小城，我的家在绵竹南门外大南街，我就在这条街上的南街小学上学。这里原是一座庙宇，叫南华宫，不知什么时候拆除神像改成了学校。开始上学就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一切都很新鲜，学习很努力，觉得当学生就该努力学习，期期成绩都好。班主任经常要我帮他计算每个同学考试的平均成绩，轮到我的成绩就不需要算了，因为科科都是100分（只计主课)。在这段学习生活中，下面几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由于家境不好，我的衣着十分简单。一年四季大部分时间都穿草鞋，只有冬天穿布鞋。那些年，好像气候特别冷，年年下大雪，房上、地下都会堆积两、三寸厚。由于保暖差，耳、手、足都常患冻疮。有一年冬天，我正上二年级，右脚跟冻疮溃烂了，感染化脓，非常厉害，足后跟烂成一个小坑，骨头都隐约可见，又痛又痒，十分难受，坐在教室里，排在队列里，都必须不停地踮抖着足，才能分散注意减少痛苦。这个冻疮一直害到第二年开春以后天气暖和了才慢慢愈合。进入中年级，学校要求穿童子军服，好在不统一购买，只要颜色、样式和要求就行。我的童子军服都是母亲手工缝制的，为了能多穿两年，常常缝得又长又大。到了高年级，学校规定要上早读，在老师那里背语文。每个学生有个签到簿，到校后就在本子上盖上“早到”或“迟到”的戳子，作为操行成绩的一部分，我的本子上都是“早到”。冬天，天不亮就起床，点燃一根油纸捻子照明，穿过一条长长的巷子，再过一条街，四周一片漆黑，街上没有一个人，有时风把火吹灭了，就只有摸索着走，好在路已很熟，哪里有个坑，哪里有个坎，眯着眼睛都知道。到学校后，老师往往还在睡觉，我背完了书，天才渐渐亮起来。回家后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去三星巷豆芽坊买豆芽，这是家里早餐惯常的菜，因为作坊的豆芽要便宜一些。这个学校的教育气氛还是比较好的。墙壁上绘制有大幅的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每个教室都在墙上画有中国古代名人或民族英雄的肖像和简要的介绍。我学习过的教室里就绘有岳飞、文天祥、戚继光、史可法、林则徐等人的画像。我那时就熟悉了“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鸦片不禁绝，十年之后，岂唯无可筹之饷，抑且无可用之兵”等名言。那时正值抗日时期，音乐课教了我们不少抗日歌曲，如“在太行山上”、“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义勇军进行曲”、“热血歌”等等。这一切不知不觉地在我幼小的心灵上播下了爱国的种子。学校每学期还要组织学生参加“短足旅行”，即路程不太远的徒步旅行。我参加过一次，到距县城20华里的武都山的旅行。来回都步行，穿着草鞋，脚打起了水泡，这对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来说确实是很好的锻炼。

1941年秋，我小学毕业，考上本县绵竹初中。

二

绵竹初中离家约两华里，是前月波书院旧址。学校茂林修竹，鸟语花香，有南塔、子子亭、荷花池、旭初楼、升阳楼和一个树叶形的小鱼池。特别是还有几垄绵竹（绵竹县城因此得名）和一眼月波古井，学校环境优美，是个读书的好地方。

上初中后，早去晚归，中午在学校搭一顿午餐。这时我的学习积极性空前高涨，可能由于年岁稍大的原因，一方面求知欲越来越强，另一方面我对自己的生活环境逐渐产生不满，朦胧地觉得只有好好学习才能改变现状，找到今后的出路。我课堂上认真听课，不放过老师每一句话；课后认真复习，完成作业。晚上点一盏油灯自习。语文课本上的古文，篇篇都能背。有一学期语文老师离开课本讲诗词歌赋，我把他的讲解当堂记录下来，晚上回家整理，竟成厚厚一册。那时也不知天高地厚，学了诗就写“诗”，学了赋还写“赋”，当然都是“打油诗”，还一个人办了个壁报在学校张贴。我特别喜欢英语，不仅背课文，做练习，还自学了北新英文法，把它的练习从头到尾做了两遍。1944年秋我在绵竹初中毕业，这时绵竹初中开办了高中班，我便升入高中班学习。

三

在绵竹中学高中班学了一段时间后，我对这里的学习越来越不满足。加之我已决心高中毕业以后一定要继续升学，如果在县里读高中，以后考大学会成大问题。正好我们初中同班有两位在成都读高中的同学，他们都鼓励我到成都读书，其中一位的家长是我的数学老师，愿意资助我到成都求学。1945年的春天，我和这位同学到了成都，考上了树德中学和成都县中。我选择了树德中学，因为树德中学考上前三名，不仅可以减免学杂费和尊师米，还可申请奖学金。

树德中学是当时成都名校之一，任课老师大多是聘请的成都的名师，学校的教学设备很好，理化生不仅有课堂演示，还可作分组实验，两人一组。有宽广的运动场，还有8人一间的专用自习室，管理很严格，学风也很好。

在树德中学的学习期间，是我经济最困难的时期。远离家乡，举目无亲，又不可能从家里得到一分钱的援助。每期入学，虽然只要考上班里前三名就可以免交学杂费、尊师米，但要一次交足一学期的伙食费。前三学期经一位初中老师和一位小学老师的资助才按时缴齐。但入学后还有不少开销，如购买教科书、作业本、墨水、纸张；生活上需要牙膏、牙刷、肥皂和理发等。虽然可以申请奖学金，但为数甚少，远远不够基本开支，故常常都处于困窘中。教科书常因缺钱买不齐，如语文课当时是用《经史百家杂抄》作教材，太贵，我就没法买。我从家里带来一床被盖，一床线毯，一个枕头，便是全部卧具。在学校领了一个竹篾笆，铺上线毯就睡，一年四季如此。冬天常被冻醒，衣服只有两套换洗，都是买很差的布料做的，洗衣服得小心翼翼，生怕搓重了把衣服洗烂了。为了省着穿，不敢换得太勤，一般两周才换一次。一年大部分时间穿草鞋，买了一双皮鞋冬天穿，补了又补。一次在冬天，一只皮鞋 底子和鞋帮裂开了三分之一，没有钱去修补，只好平时走路走慢点。但上体育课要排队，要跑步，我就用根绳子绑起来，又怕跑步中绳子断了，那种难堪和尴尬，实在永生难忘。第三学期暑假，资助我的初中老师给我介绍了一个家庭教师的工作，教四个初中生的英语和数学，一个假期的收入基本可以解决下一个学期的伙食费。学校组织的英语讲演比赛和中文讲演比赛我也总能得奖，这两项比赛，每次我都是第一名，能获得一点奖金。有时为了省钱，就约几个同伴步行回家，从成都到绵竹走小路要两天，每天走90华里。

在树中学习，虽然经济常处于困窘之中，但我学习积极性却丝毫没有受到影响。惟其如此，我非常珍惜这难得的学习机会，现实也要求我非学好不可，因为学期考试如果不进入班上前三名，便没有再继续学习的可能。所以我不得不抓紧一切时间，争分夺秒，连每天下课后走路的路线都是计划好了的，各科都是优秀，总成绩一直名列班上前三名。这时我也读了一些课外读物，如鲁迅的杂文，巴金的《家》《春》《秋》，茅盾的《子夜》，《安徒生童话》、《伊索寓言》、《一千零一夜》等。

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对近代国家遭受列强侵略压迫所受屈辱的感受日深，对不合理的社会现实思想上也忿忿不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对社会、国家的责任感与日俱增，我曾想如果我有机会作外交工作，一定要不顾个人生命为国家、民族利益抗争。

进入树德中学第五学期，我假期教的几个学生已升入高中，不再需要我给他们补习，我唯一的经济来源断绝。当时，树德中学不少同学第五期就以同等学历去考川大，并在大学和高中同时就读，学校也默许。于是，我于1945年秋也考入川大英语系。因为川大可以申请公费，公费金额可以解决每月伙食，考入川大起码吃饭问题可以暂时解决。

四

树德中学在成都西门，川大在东门，穿城九里三，川大的新生院还在更远的三瓦窑。从树德到三瓦窑有十几华里。我是两边上课，川大有课，我就在树德请假。去树德上课，因为高中生是军训，按规定必须穿制服，戴制帽，腰上扎皮带，打绑腿，上衣领上还要佩戴圆形领徽，一边是“树德”，一边是“中学”字样。去川大上课就要取掉这些配饰。川大课在上午，我就早早起床，步行十几里路，八点以前赶到三瓦窑，课一完又赶回树德。天晴还好，下雨就麻烦了，从川大到三瓦窑7、8里路全是乡村土路，天晴一把刀，下雨一包糟。雨天路很滑，十个脚趾紧紧扣住地面，一步一步慢慢往前移动，一不小心就要把鞋子陷在泥里，或摔个仰绊天。好在不久一个读南虹艺专的初中同学，借给我一辆自行车，我强迫自己在很短时间内学会骑车，有了车，我就可以比较从容地来往两边上课了。

川大第一年，我的经济情况仍然很紧张。教科书只买主要的，贵的书没有钱买。有一次我从三瓦窑上完课步行回树德，走到中途已经过了吃饭时间，树中的午饭是赶不上了，身上又无分文，饥肠辘辘，十分难受。左思右想，突然想起少城公园附近有一个要好的同学住在那里，便赶过去，他给我买了一个饼子顶了一顿。川大同宿舍的同学知道我经济困难，给我介绍了一个家庭教师工作，树德的老师还让我帮他们批改学生的英语作文，也有少许收入，我的经济情况有所好转。

川大是一所进步力量相当大的学校，有中共地下党和党的外围组织。我在进步同学的影响下看了不少进步书籍，如果戈里的《死魂灵》《套子里的人》，奥斯托洛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法捷耶夫的《铁流》，高尔基的《母亲》《我的大学》，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艾青的《大地》，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艾塞松的《青年的修养与意识锤炼》、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国民党统治下的货币贬值，物价暴涨，贪官遍地，特务横行，国民党坚持内战，乱抓壮丁，贫富悬殊，民不聊生的乱像，使我对现实的不满日益加深。加之我已进入三年级，离毕业只有一年多了。那时学生一毕业就没人管你，完全靠自己去找出路。一年以后我靠自己能找到什么职业？不要说曾经有过的模模糊糊为社会国家作贡献，为穷人打抱不平的想法无法实现，没有背景，就连找个职业吃饭都成问题。一想起毕业，眼前一片茫然。这使我不断增加了对旧社会的憎恨，也增长了对新社会到来的渴望。于是，1949年4月经好友介绍我参加了地下党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协会（简称民协）。

1949年12月成都解放，我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迎接解放的工作，接着协助学校军事代表接管学校，参加社会宣传，参加学校党组织开展的学习党的方针政策的活动。1950年3月由组织调到川西区青年干部训练班学习1个月，然后被分配到广汉县做团的工作。

五

古人说“艰难困苦，与汝于成”。我的一生说不上有什么“成”，但我相信经过一段艰苦生活，养成了我勤俭节约、爱惜时间的习惯，培养了我吃苦耐劳、不怕困难的精神，锻炼了我的独立生活和独立工作能力，激发了我终身学习、永不满足的求知欲。艰苦的求学生活，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如果我初中毕业后不再上学了，或不到成都上学，恐怕我的人生又是另外一个样子了。这也使我得到一个启事，就是一个人脚下的路是要靠自己去走的，只要认真好好地走，总会越走越好。在我求学的路上，也遇到不少好心的老师、同学和朋友，他们关心我、帮助我，鼓励我，我在心底永远对他们保持着衷心的感激之情。

2004年3月15日稿

（说明：1949年前的绵竹中学、成都树德中学、四川大学照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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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和树德中学同学合影，中为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