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之歌

帆幛儿

作者 老提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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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运动后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的指令，成了我必走之路。

为了减轻父母在政治上的压力，我加入了本市第一批知青队伍。一九六九年冬至的那天早晨，下着小雨的漆黑广场上有二十几辆大卡车等着拉我们去到离本地二百五十多里的农村。来送行的大部分是父母兄弟姐妹，送的人泪花闪闪，走的人却情趣高涨，意气风发。我们早就不想再过那种即不能上学，又不能工作的混乱日子。

富于幻想而又天真的我们憧憬着去那些广阔天地开始另一种生活方式，也没有多想将来的出路，何况按照当时的政策，不去农村的知青在城里已无立足之地了。母亲和三姐和我一起上了车，她们要把我送到目的地才能放心。

车上遇到一些同龄的同学和朋友，年青人在一起总会朝气蓬勃，新鲜兴奋。大家谈笑风生，没有离家的忧愁，也不去想等待着我们的是好是歹。可是，当车辆越行越快，离城市越来越远时，凛冽的寒风似乎吹走了我们的热情，车内渐渐安静了下来，再也听不到谈笑声。

颠簸了几个小时，车子终于停了下来。知青们被当地农民分别带往各个生产队。我们母女三人及另一个准备和我同住的女孩被一个农民带着翻过一个又一个的山沟，走过一条又一条的田坎土路，脚下的路似乎没有尽头。感觉离外面自己熟悉的世界越来越远，我心里开始害怕，不知道明天母亲和姐姐离开后，我在这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该如何生活。

生产队长在一间草房门前迎接我们。他是个四十多岁，身材高大的转业军人。看到有家长送我们来，他就说了许多让家长放心的话，看得出他应该是见过点世面的。他的一番话里包含着很多的同情，这着实让我们多少安下点心来。和我同住一间草房的女孩比我小三岁，是在下乡时才认识而与她结伴的。她是个能吃苦耐劳的姑娘，以后的日子里我们相互照顾，情同姐妹。

白天出工我们干所有农村妇女要干的农活，回到家里还得挑水烧饭，干自留地的活。在农村最讨厌的便是夏天的蚊虫，常常被咬得遍体伤痕。一次半夜里我浑身的小疙瘩痒不可耐，睡眼惺松地在床头摸了一盒“清凉油”涂抹疙瘩，抹了好久症状并没有减轻，最后实在太疲倦还是睡着了。第二天早晨整理床铺时发现被子上有许多红色印迹，再看身上的小疙瘩就像一颗颗的红樱桃，吓得我赶快翻开《农村医生手册》找寻病因。突然，我看见床头一个打开的装有红色印泥的清凉油盒子，可能是母亲塞进行李包里的，一场虚惊令我哭笑不得。我们问那些农村姑娘有没有被蚊虫咬，她们说：“没有啊，蚊虫也欺生呢。”

生活艰苦劳累我不怕，可以凭借年青来抵挡。我们和生产队的农民一起送公粮，几十斤的担子压在肩上，因为是走在羊肠小道上，怕挡路，也怕自己走错路，所以人家歇息我们才歇息，再累都不敢停下来。

很庆幸过去在家里，在学校里得到的锻炼。

五六月间，我们在炎炎的烈日下收割麦子豆子，汗水不停地从额头上直接就滴在地上，尖尖的麦芒刺在满是汗水的手臂上又痒又疼，更加重了酷热与劳累对自己的极限考验。一次，我们到水田里去把分给我们的稻杆拖到坎上，稻杆晒干后可当柴烧饭。刚在田间走了几步，便觉有滑滑的东西绕着小腿溜过去，“蛇！”我尖叫一声就再也不敢动弹。就这样胆战心惊地站了好一会儿，我对自己说那只是泥鳅。要知道就连泥鳅，我也本是很害怕的。可是，那一刻我已没有退路：不把稻杆拖回家就没柴火烧锅做饭…我只好又壮着胆子夸张地在田间抬高着腿快速地走着，最后终于把一梱梱稻杆拖上了田坎。最难排解的还是思乡之苦和对渺茫前途的愁闷。

我难以想象自己以后会跟这里的农妇一样的生活：干活休息时，就在地头里敞开衣服喂孩子奶，然后把孩子放在地上任他到处乱爬，往嘴里塞草和泥…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家，更不知道我将来的生活道路和归宿在哪里，对于将来何去何从的未知与愁闷时时刻刻地折磨着自己。生产队在长江岸边的土地上种了许多豆子，我最盼望到那里去干活，因为在那儿可以看到江里来去的大轮船，那些船是可以一直开到我家住的城市，看见它们就感觉与自己有某种联系，就像看见家乡一样感到无比的亲切。更有无数次的幻想着自己乘船归家…我带去的几本书对我能坚强地生活下去起了很大作用。《居里夫人》和《牛芒》里的时代和环境虽然离现实那么遥远，可是他们在我正当树立人生观的时候积极地帮助了我。书中描写居里夫人：“她的头脑很精确，智力极清楚，没有任何不合规律的混乱毁坏她的努力。有一种铁石般的意志，一种追求完美的热狂，一种令人难信的固执支持着她。”我牢记着这些词句。牛芒的强毅和无畏，他那钢铁似的坚韧力量，以及不为任何凌辱所屈的骄傲都令我佩服，时刻为自己树立着榜样。在那些想家的日子里，我尽量忍住眼泪，怕一发不可收拾。

一次，我一个人从小镇回生产队，平时在走田坎路时，不太注意周围的方位环境，一心注意脚下的路是否踏实，总怕掉进田里。尤其是跟着别人走时就更不留意路线了。这次我自己走着走着就感觉是走错了路，我只好去前边一处大屋基院子里问路，刚跨进院门，便听见有狗的低沉咆鸣，再往里走一步时，突然，一条黑狗从里屋冲出来，站在离我几步的地方朝我狂吠。吓得我赶快转身就往外跑。没想到院子外早有两条黄狗分别在大门十几米的两边虎视眈眈地等候我，看我一出门，它们就边叫边朝我跑来。魂飞魄散的我吓得大声尖叫起来，用刚刚在小镇上买的新斗笠来抵挡三条狗的围攻。于是三条狗便把斗笠作为主攻对象，一旦咬住就不放，我生怕其中一条会没咬住斗笠而来咬我，但是我又不敢丢掉斗笠逃跑，怕它们丢开斗笠来追咬我。就这样我与它们周旋奋战了好几分钟，眼看新斗笠就要散架时，大院门前来了一老农：“黑八儿！黄八儿！”他喝住了狗的进攻。问清了自己生产队的方向后，一路上我依然胆战心惊，看着没剩几片笠叶的斗笠，担心它能否抵挡住下一个看家狗的进攻。

回到住地时，天已快黑，又累又饿心有余悸的我对着一盏孤油灯潸然泪下。后来，为了给自己壮胆，我们也养了一只狗，是另一个生产队的男知青给的。受外国小说的影响，我们给狗取了个洋名叫“狄克”。它为我们看家，给我们壮胆，跟着我们走三十多里路去赶场。如有其他狗找我们麻烦，就由它去交涉，我们只管放心赶路。奇怪的是，它看到农民模样的人走近我们住处就汪汪叫着直追赶，而看见是知青模样的人就摇头摆尾地迎接。我才明白为什么农民家的狗看到我们也会又追又咬，真是物以类聚哦。被狗欺负倒情有可原，毕竟是因为我走进了它管辖的范围，它们只是在忠心耿耿地为主人服务，而被人欺负却是让人无法忍受。

那年月除了“地富反坏右”，知青便属于社会的最底层。一次，我们去镇上粮站买米，排队到了我们交出米牌子称米时，我把牌子交给了称米的人，旁边就有人找他去做另一件事，等他回来后，就硬说我没给过他米牌子，当时我就算有八张嘴也无法跟他说清。不但米未买到，还被人冤枉说是想骗人，我们两个女孩气得眼泪长流。可是我们不能就这么空手回去，为了不被饿肚子，更为了证明我们的清白！于是我俩在粮管所站了两个多钟头，一定要等到他们下班后清查钱与米牌子是否吻合。那一刻，深感自己是那么卑微渺小，孤独无助，心里真担心那些进进出出买米的人把我们看成和那些偷鸡盗菜的知青一样。后来，不知是谁把区委书记叫来了，看到他，我们也不知他会如何来处理此事。问清事由后，他首先批评了那个粮管所的人，并叫他马上称米给我们，并对他们说：这俩位知青是我们区表现最好的，我相信她们。然后又对我们说以后有啥事就去找区委区政府。此刻，我们如沐春风，感觉今后似乎有了依靠，不再孤立无助。。

在农村，农民们把我们看成有知识的人，以为我们什么都懂。以前在城里闲着无聊时，我曾看过一些关于针灸医疗的书，并大胆在自己身上扎过无数次针，想治好我的关节炎病，没想到还初见成效。下乡时我也带了些医书，灸针和一些家庭常用药。可能是来我们家玩的农村小姑娘们看见过我针灸，一天半夜，突然有人来敲门，是我们生产队的一个中年男子，说他家儿媳妇病了，想让我们去看看。我想跟他说我不是医生，不能乱给人看病，可又看他那么着急，还那么信任我们，我想去瞧瞧再说，多个人也多个主意。于是打着电筒摸黑到了他家，一个青年妇女半卧在床上，说是肚子痛，看情况不很严重。我在她足三里穴位扎了一针，又给她吃了一颗止痛药。并一再吩咐如果不见好，明早一定得上卫生院。临走时被她公公婆婆拉着，一定要留我们吃饭，怕他们说我们瞧不起他家，只好顺从。菜饭虽然简单，可对于在半夜里已饥肠辘辘的我们来说已是十分可口，我自觉并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应该感谢他们才是。邻村有一个守水库的老农，患了眼睑炎多年，不知怎么也找上门来，要我给他看看。那时我没有带眼药水或眼膏之类的药，看他那么可怜，又走了那么远的路，一双红红的眼睛充满希望地看着我们，我不忍，也不知该如何来拒绝他。可是又实在没把握用针灸来治眼病，就凭我自学的这些凤毛嶙角，哪敢往人眼部扎针。他看我很犹豫，就说：试一下嘛，反正我医了好多次都不见好。无奈之下我只好壮着胆子就给他在眼睛周围针灸。几天以后，他又来了，说感觉好些了，还给我们提了个小南瓜。其实，我看他的眼睑还是红红的，没觉得有太多的好转。后来他又来过两三次，都说感觉眼睛好一点了，可我还是觉得没有很明显的变化。他每次都提一点儿蔬菜给我们，那一定是他自己平时舍不得吃省下来的。当时我们自己还没有开始种蔬菜，都是周围的农民给我们拿一些来，他拿来的菜虽然很少，我们还是心存内疚地收下了。我决定有机会回家时一定给他带些眼药来。可是，等我们把药带去找他时，守水库的人已不再是他，说他已回老家了。 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心里的内疚都无法消除，感觉自己好像欺骗了他。不久，听说有的知青给人针灸弄出个气胸来，我就再也不给人针灸了，知道单有好心没有真技能是会害人的。在农村，没灾没病就该算是最大的幸运，可是我却未逃过这一劫。那年夏天正流行红眼病，一天我感觉眼睛有点不舒服，为预防眼病我吃了消炎片，却没加小苏打片一起服用，再加上喝水太少，第二天便发生了肾绞痛。那天正好去李子坝的几个知青家吃午饭，发病后持续不停的剧痛令我痛苦不堪，不能自持。后来，他们看我已脸色苍白，虚汗直冒，吓坏了，赶快去农民家借来一架抬婚嫁物或新娘的滑杆，就是一般的简易轿子，饭也没吃完就抬着我直奔区卫生院。生产队离区卫生院有三十多里路，三个男知青轮换的抬着我在烈日下一路小跑，没多久就累得汗流浃背。停下来休息时，他们去田边用手捧水猛喝，看他们累得那么惨，我心里十分过意不去，很是感动。本想让他们多歇一会儿，可是又痛得实在无法忍受，不由得我又叫唤起来，于是他们不敢久歇，起身抬着我又马不停蹄地向前奔。人说“大姑娘坐轿子第一回”，我倒是第一回坐了轿子，但不是被抬往新房，而是被抬往医院。事后，卫生院一个从上海下放来的医生说：肾绞痛是很厉害的，有些人会痛休克过去。我想，如果当时没有他们三个帮助，很可能就没有今天的我，三个知青中的一人后来成了我的丈夫。虽然一直没有正面对他们说过“谢谢”，可是我一直没有忘记此事，大恩不言谢吧，也许真是不知道该如何来表达我的感激之意。

我们在农村也有穷开心的时候，几家知青朋友农闲时就聚会，在哪家聚会大家就帮着做一顿好吃的饭菜，那便不再是红薯杂粮，而是有白米饭，运气好的时候还能有点肉类。下雨天不出工，我们就在家里看书，拉二胡，唱歌。有时如果白天的活儿不很劳累，晚上我们就坐在屋外坝子里望着星空高歌当时在城里已被禁唱的歌曲，便感到自己是世上最自由的人。

唱歌，成了我排解一切烦恼的最好方式，也使我在农村生活得更充实愉快，可以说是歌声伴我渡过了那个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