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翁归来的美篇

钓翁归来

翰墨人生：笔端下的时代履痕

文/徐忠和

1956年3月，料峭春寒尚未散尽，初绽的桃花宛如粉色云霞般装点着大地，我于此时呱呱坠地。家中兄弟姐妹共八人，我排行老五。彼时，新中国恰似一艘在时代浪潮中破浪前行的巨轮，一边摸索着发展方向，一边抵御着前行路上的狂风骤雨，而我的家庭，无疑是巨轮上的一个渺小缩影，在时代洪流的裹挟下，面临着诸多未知的挑战。

紧随其后的三年自然灾害，如一场铺天盖地的噩梦，让饥饿的阴霾笼罩着每一个家庭。家中仅靠父亲一人微薄的收入苦苦支撑，母亲每日挖来野菜，混着粗粮，为一家人拼凑出勉强果腹的食物。即便如此，饥饿的阴影依然如影随形，一家人在贫寂中度日，每一分每一秒都被饥饿的痛苦所煎熬。不久，“文革”的风暴席卷而来，父亲不幸被卷入其中，遭受长达半年的关押。家庭瞬间失去了顶梁柱，经济来源锐减，工资减半，生活的重担如泰山般压在了母亲柔弱的肩头。

1972年，初中毕业的我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是早早踏入社会，为家庭分担经济压力，还是继续升学，寻求知识的滋养？看着父母日渐憔悴的面容，我内心痛苦挣扎。但对知识的强烈渴望，如同黑暗中的火把，最终驱使我选择了后者。高中两年半的时光，由于高考的缺失，校园里弥漫着一股慵懒懈怠的气息。我也未能免俗，成绩平平，只想着高中文凭在未来社会或许能多些优势。而书法，如同黑暗中的一束光，悄然走进我的生活，成为我课余生活唯一的精神寄托。在临摹古人名帖的过程中，我仿佛跨越时空，与历史对话，感受到汉字的独特魅力和书法艺术的博大精深。然而，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书法无法改变我的命运轨迹，只能为我在艰难的生活中提供片刻心灵慰藉。

1974年高中毕业后，与我同届未上高中的同学纷纷获得稳定工作，而我则在1975年2月，随着知识青年下乡的大潮，来到了宝应湖农场。这里土地广袤却荒芜，与农村无异，唯一的区别在于农场按月发放工资。初到农场，艰苦的生活条件让我难以适应。每天天未破晓，我们便要迎着寒风下田劳作，烈日高悬时，依旧在田间挥汗如雨。繁重的体力劳动，不仅让我的身体疲惫不堪，更让我的心灵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逐渐迷失方向。或许是命运的垂青，因字写得好，一年后，我被选为记工员，得以摆脱繁重的体力劳动。在农场的夜晚，昏黄的灯光下，我如饥似渴地阅读书法理论书籍，仔细揣摩书法的笔法与结构。我逐渐意识到，书法不仅仅是笔墨的艺术，更是传承文化、表达自我的独特方式，它为我在迷茫中指明了方向，让我在困境中寻得内心的安宁。

1978年3月，随着“三插调一”政策的实施，我上调至泰州电化厂，成为一名操作工。在电化厂的前六年，车间里机器的轰鸣声震耳欲聋，我每日重复着单调繁重的工作。但对书法的热爱如同熊熊燃烧的火焰，从未熄灭。我的坚持和努力得到了领导和同事的认可，因字写得好，我被调到车间办公室担任统计员。这份工作相对轻松，也让我有了更多接触文化资料的机会。在与其他书法爱好者的交流切磋中，我的书法水平得到显著提升。随着企业的发展变革，我被调至厂工会。在工会工作的三年里，我积极组织各类文化活动，将书法艺术融入其中，让更多人领略到书法的魅力。在这个过程中，我不仅锻炼了组织能力，还收获了宝贵的经验和深厚的友谊。之后，为适应企业发展需求，我又被调至营销岗位。在这里，书法再次发挥了独特的价值，我用书法书写的宣传资料和客户信件，不仅展现了企业的文化底蕴，还赢得了客户的信任与赞誉。

退休后，我终于拥有了充裕的时间，全身心地投入到书法研习中。书法线条的刚柔并济，恰似人生的起起落落。运笔时的提按顿挫，如同我们在生活中面对的种种抉择，每一次用力与收放，都决定着笔画的形态，正如每一次选择，都塑造着我们的人生。它让我明白，人生并非一帆风顺，有低谷必有高峰，唯有保持平和的心态，才能书写出优美的篇章。

在与书法相伴的日子里，我学会了在喧嚣中寻找宁静，在浮躁中沉淀自我。它培养了我的专注力与耐心，让我懂得在琐碎的生活中，发现细微之处的美好。通过研习书法，我领悟到传统艺术的博大精深，感受到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这份文化自信，也成为我在人生道路上不断前行的动力。

书法，丰富了我的精神世界，让我在平凡的生活中，寻得一方充满乐趣与意义的天地。它不仅是一种艺术追求，更是我理解生活、品味人生的独特方式，值得我用一生去珍视与传承。从年少时的心灵慰藉，到如今的精神指引，书法早已融入我的生命，化作我对生活最深情的告白 。

2025.04.01

于泰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