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重读之“拿来主义”

明月如洗

站在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历史节点上重读鲁迅的“拿来主义”，我们遭遇的是一场跨越世纪的哲学对话。

伟大的文化先驱鲁迅这篇写于1934年的杂文，其思想锋芒穿透了八十八年的时空迷雾，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浪潮并置的今天，仍然闪烁着全新的思想火花。

首先需要解构的是“拿来”这个动作本身蕴含的主体性哲学意韵。鲁迅强调“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这实际上构建了一种雄性文化主体的辩证法——真正的文化自信不在于拒绝外来影响的纯粹性，而恰恰体现在主动选择的能动性。在算法推荐构筑信息茧房的当下，这种强调主体判断力的思想尤其显得弥足珍贵。当某些别有用心的社交媒体平台通过“过滤气泡”（Filter Bubble）效应

导致我们认知局限、社会极化（群体间因信息隔离加剧对立），信息质量下降等，无形中塑造着我们的认知边界时，“放出眼光”的警示就成为了数字时代的精神疫苗。

其次，“拿来主义”文中对“孱头”、“昏蛋”、“废物”的批判，揭示了文化接受过程中的认识论陷阱。这三种态度在当代应该分别对应着文化自卑导致的“盲目接轨”、民粹主义驱动的“排外情绪”，以及消费主义异化下的“文化失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元宇宙（Metaverse）概念兴起的今天，我们面临着比鲁迅时代更为复杂的“文化拟像”——当数字原住民通过算法过滤并接触乃至吸收他者文化时，问题来了，当算法、资本和媒介合力制造出“超真实”，人类的认知可能永远停留在譬如“抖音”、“快手”那些15秒的符号牢笼中。如何避免陷入鲍德里亚预言的“超真实”困境？这要求我们发展出比“拿来主义”更为精细的文化鉴别和文化消化机制。

从实践哲学角度重审，“拿来主义”实质上提出了文化创新的方法论问题。鲁迅强调“占有，挑选”后的创新，暗合了伽达默尔诠释学中“视域融合”的深层逻辑。在量子计算、人工智能颠覆传统认知框架的今天，中国文化面临的挑战已非简单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是需要在技术哲学层面实现本质突破。华为的5G技术突围、比亚迪的电动车弯道超车，某种程度上正是“拿来主义”在科技领域的当代演绎。

更深层的哲学启示在于，“拿来主义”解构了文化本质主义的迷惑。鲁迅将文化视为动态实践的场域，这种过程性思维与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形成跨时空呼应。在文明冲突论甚嚣尘上的当下，这种非本质主义的文化观提供了破解“修昔底德陷阱”的思维工具——当我们将文明视为不断重构的“事件”而非凝固的“实体“，文化对话才可能真正摆脱带有地域政治偏见的零和博弈的阴影，而获得双赢共生的思想进步。

站在新技术尤其是Al技术革命重塑人类文明形态的临界点上，“拿来主义”的当代诠释必须超越简单的文化取舍，上升为一种高度科技文明对话的方法论。这要求我们既保持尼采式的批判勇气，又具备哈贝马斯倡导的交往理性，在数字文明的浪潮中重新锻造文化主体的自觉与自信。当硅谷的技术乌托邦主义与某些地区的文化保守主义形成对峙时，中国需要的或许正是鲁迅那种既犀利又开放的智慧——如同普罗米修斯盗火，既要敢于“拿来”文明之火种，更要培育自己的燎原之力。

　　注：什么是“超真实”？它是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提出的，“超真实”（Hyperreality）是其后现代理论的核心概念，预言了一种比真实更“真实”的符号化社会困境。这一理论深刻揭示了当代媒介、技术和消费社会如何重构人类的认知与现实关系，甚至逐步“取代真实”的可怕过程。

注：“修昔底德陷阱”是由美国政治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提出的国际关系理论，他借用了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分析，用来描述当一个崛起大国（如雅典）威胁到现有霸权国（如斯巴达）时，双方极易陷入冲突甚至战争的结构性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