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放”逸事（一）

金斯基

　　1969年严冬，那个年份特别的寒冷，才11月份就寒风凛冽，树叶全掉光了，虽然没有下雪，却几乎每个家庭都在寒冷中颤抖，因为下放运动在江苏大地上已经风云骤起，席卷了大部分人。

‍ 在京杭大运河宿迁段，有一段废黄河滩伴随左右。在这一节南北向大运河两岸，那一时期每逢五逢十的集市上，随时耳旁能听到熟悉的南京口音，到处能见到衣冠穿着打扮与当地人不同的城市人。冬日的明媚阳光下，聚集在一起，在成群结队地议论：你是南京哪里的？为何下放？之前做什么工作？ 在我们大队丁庄落户的郑荣富，是个谁看都不会相信他也是个下放的年轻人，此时会自豪而理直气壮地说，我家住南京老城南中华门钓鱼台煤灰堆！引来一片哄笑。这个门西地方几十年后我才发现，是个只有几十米的小巷子。郑只有30多岁，原先是市公安局的公安员，怎么年纪轻轻的也带着老婆全家下放？后来他自己说是因为参加了群众组织，被怀疑与北京“联动”有关系，下放一了之。后来清查“五一六”发现把他下放有点不对劲，让他“漏网”了，又叫回去接受审查，他极不情愿。后来就不知他是留在南京，还是有什么事了，只听说没再见过。

‍ 在大运河刘老涧船闸东西相邻的仰化、洋北公社（现在叫集或镇）落户了来自南京白下区所在的学校、机关以及关联的城市服务企业职工和居民，有200多户。多数属于带薪的“下放干部”，还有一半不到是下放就失去生活来源的“下放城镇居民”，比如蔬菜公司、饮食店、理发店澡堂等公私合营后的小工商业经营者。后者就非常悲惨了，从城市原先有工作有收入，一下子被抛到极其穷困的农村，没有农业劳动技能，没有亲友接济，一段时间后连饭都吃不上，只能再外流回到南京，却遭遇以无户口为由的驱赶。当时的社会，连住招待所都要有介绍信，流离失所后能够在城市生存的寥寥无几。

‍ 原先南京有名的无线电工业学校（简称南无）地址在御道街西侧；南京海员学校（简称海校）在白下路北侧；南京一中在府西街，三中、六中在娃娃桥，都在白下区地盘上，顺理成章的都下放相聚在一起。这么多南京的“下放户”集中在偏僻的淮北平原上，各式人等，不论你过去是局长、校长，还是平民百姓；不管过去有多少革命资历，还是“四类分子”，因为都是从长江大桥上被敲锣打鼓欢送，全部拖家带口到农村“干一辈子革命”，政治上基本都平等啦。只有带薪和不带薪是将来生存方式唯一的区分，从而带出了太多的故事。

‍ 一中下放的原总务主任汪钟奇有四个儿子，没有女儿，分别叫汪虎、汪宪、汪徐、徐干，最小的只有10岁，最大的也只老三届初二，16岁，他们妈妈徐景德老师南京本地口音，经常在他们调皮捣蛋时惊呼：小老子哎，你们不让人活啦？庄子里人称之为“汪家四虎”。老二汪宪刚到农村时14岁，也没继续上学，直接参加农业劳动与强劳动力一样挣工分，有时派工的同龄人认为在抢他们饭碗不服气而欺负他，他就直接挽膀子比谁粗，把人家打翻在地求饶。害得徐老师扭着八字步不停地上门给人家道歉。徐老师后来有段时间分在我大队大同小学教书，借住我家，我休假回去热闹地谈起这些事一起哈哈大笑。说起来也巧，1952年时，汪家曾与我家同住大砂珠巷8号小二楼，各住一半，门对门，也是我父母一中同事。

‍ 原中华路公安派出所户籍民警李培富，河南人，与我们家很熟悉，也带着两个年纪尚小的儿子下放到我们仰化公社最东边的复隆，与泗阳县交界，离仰化集有11里路。一中地盘文革前治安由中华路派出所管，母亲是工会生活委员，教职员工家庭有纠纷有时需派出所出面调解，因此相识。下放最初几年每到春节年初二初三，母亲会带着十几岁的我，步行6公里应邀去复隆大队他家过年。单趟就需走两个小时，没车。李叔叔和他爱人非常热情，他那河南人豪爽的性格让第一次听懂河南话的我印象十分深刻。城市里的东西农村都没有，但不要票证的大鱼大肉有钱尽管购。大约在南京大口吃肉太困难，咸鸡咸鱼咸肉，不断往我碗里夹菜，夹杂着浓浓的河南口音，比亲戚还要亲切，下放户到了偏僻农村，遇见熟人即是亲人。后来回南京后，在南彩上班的大儿子李建华每年给我家送挂历，来往不断，他的婚事还是我母亲撮合的呢。

‍ 刚到农村，家才安顿下来，带来的煤球炉生不着火，着急之中，忽听有人喊“陈老师”，一惊，定睛一看，仔细回想，原来是一中高二（3）学生徐永康，小名阿康。随即他父母原人民银行白下路分理处的徐广諦和王缃年夫妇出现在眼前。原来他们就下放在我们隔壁的一条庄上，叫小王庄，带着女儿阿莉，阿康从插队的邗江陪送父母来的。他们从家里用火钳拣了燃烧着的煤基，放进我家的煤炉，整个草屋立即就暖和起来。11月底到的宿迁，马上快过年了啦，兵荒马乱拖老携幼的，一堆麻烦事，谁还有心事？一口扬州口音的王老师（原一女中，现中华中学）马上提议：两家合在一起过年，每家拿出各自的拿手菜，这一下子情绪就调动起来了。老徐家推出的是从未听说过的扬州菜“豆腐松”，我家只有奶奶做的江浙口味的红烧炖菜，没什么创意，甘拜下风。原来，我母亲与徐广諦早就认识，做工会工作要协助银行搞定活两便零存整取业务，让老师们计划好生活支出，老徐就是一中业务的联系人。

‍ 一中的俄语老师邵洁夫妻俩下放落户在距我家大同2.5公里的同义大队，距仰化集有4公里，上集来回都可经过我家。邵老师是带着她八十多岁的老母亲，12岁儿子，一对8岁的双胞胎女儿下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大概那时不需要学“苏联老大哥”了，但她爱人薛继云老师曾经做过我下农村前南京一中七连一排的副班主任，1969上半年还教过我们如何说俄语“缴枪不杀”“优待俘虏”，想起这些来真是让人心痛得哭笑不得。

宿迁仰化公社的田野。

　　有一天赶仰化集，不宽而拥挤的土路街道两旁摆满了菜摊，卖鸡和鸡蛋的；大葱煎饼豆腐半熟牛羊肉的；柳条箩筐铁锨农具的；最吸引人眼球的是各种树苗，柿树、桃树、槐树、更多的是柳木棒杆子，只要整齐栽进路两旁，没几年就绿树成荫，不过不是垂柳，没有春风吹拂下飘逸的枝条。

‍ 我母亲眼尖，诧异的一眼就认出正在路边卖菜的是一中教古典文学权威、湖南湘潭人符柬明老师的儿子，于是介绍我认识。他后来成为我几十年的好友。他插队时才初一，父母下放后即随迁至宿迁洋北公社导淮大队，因为忠厚诚实，队长不放心社员接触钱物私心杂念，把菜园副业收入给他打理，活也轻松一些。于是就成了队上的菜贩。十年后恢复高考，他以全县数学第一名的优异成绩上了淮阴师范（中师）。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