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清明未有雨

神舟一号

作者：程济威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是杜牧一首完全可以断句阅读的诗。又是清明节了，我重新踏上去农场的路，那里，有不少下放知青长眠于此，有一辈子刻骨铭心不能忘怀的情怀留在那里。只是今日没有了清明的纷纷雨，也没有断肠的行人，满眼望去，只见沿途络绎不绝奔跑的车辆。

　　车子缓缓抵达原来的场部刘圩，远远望去，那栋熟悉的建筑映入眼帘，曾经知青们开办的恒昌饭店还在，只是店名早已更迭为大头饭店。走进店内，空荡荡的，没有一位顾客，桌椅蒙着些许灰尘，尽显冷清与凄凉。

今年刚过完年，我便听闻徐恒昌离世的噩耗。这些年，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传来有知青离世的消息，知青时代正渐行渐远，如同风中消散的晨雾。店门口，老板张望着，见我们出现，眼中闪过一丝期待，正准备热情招呼，可瞧见我们没有用餐的打算，便默默止住脚步。我细细打量他，面容陌生，猜想着或许是农场某户人家的后代。毕竟，半个世纪悠悠而过，我离开农场时刚出生的孩子，如今想必也已结婚生子 。

　　夜幕降临，我们选择留宿刘圩。女主人一番精心安排，让我们睡在五十年前我成亲时的那张木板床。回扬时，这张床及所有的家当都留给了接待我们的主人。只可惜好客的主人英年早逝。多么好的一个人，怎么说走就走了呢，而今年恰恰又是他离世20周年，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愿他奔向一个好的人生。这床由当年农场特批的计划木材打造，连铺板一共花了十六元。可惜打床时尺寸失误，架子被多锯去一截，比例有些失调，好在并不妨碍在这张床上延续了生命。

在农场的漫长岁月里，我大部分时光都在刘圩度过。阔别五十年，这里的一切变得陌生。躺在这张承载着往昔记忆的床上，我思绪万千，难以入眠。天刚蒙蒙亮，我便起身，迎着初升的朝阳，新一天的行程也由此开启 。

　　意外的发现当年建立革命小家庭时的两只木箱依然还在，有心人特意保存了这两个文物级的木板箱。一只是她家送的，一只是我从家里带去的。当年，妻是文艺宣传队的骨干，代表农场到金湖汇演时，一炮打响，县文工团将她与笛子吹得很好且七年前已经不在的杨登宜留在文工团，可以吃着商品粮、拿着死工资、穿着干净衣，可她，傻乎乎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回家并不顾一切人的反对，要将自己的命运与我的命运拴在一起。当年，她仅仅十八岁，政治部主任石忠群曾为之叹息。从此，农场宣传队再无她的身影。母亲听了这个故事后也被感动，同意我们走在一起并给了我这个木箱。箱子里装有刘纯伟捎带的搓衣板。农场人没有用过搓衣板，洗衣都是用手搓，搓衣板果然带去了洗衣的文明。

那天，长途汽车顛颠簸簸开了一整天，下午才到金湖。下了汽车，前往农场全是凹凸不平的土路，13 公里路程只能步行。我无可奈何的扛起沉重的箱子往农场走。走到半道，遇到两位㸱板车的农民大伯，他们看我扛得可怜兮兮的，叫我将箱子放在他们的板车上，一直帮我带到菜花岗，他们右转向夹沟方向了，我才重新扛起。我掏出一包烟，要给他们，他们感觉这礼太重了，每人坚持只拿了两根。农民伯伯真好。

　　有了箱子，遗憾的是，连个箱架也没有。爱好整洁及有点艺术细胞的我，找来一些砖头按照木箱的大小摞成一个U型，然后在砖头外围糊上一层红纸，居然使得穷屋有了一点喜气。

　　早起，一米八大个的小郝亲自窝在老式的锅堂门口，鼓着风机，为我们准备早饭。那风机是当年喷洒农药用的，后来不再喷洒农药了，便被农工拿回家，用来鼓风。看到小郝，自然想到了他的父亲郝元林。他与我下放前同在东关公社，住在二郎庙巷子里，离我家很近。可能是文化、年龄、性格的差异，我们彼此只是点头之交，即使下放后也少有接触。后来，他分在八大队，我分在大屁股，相距近十公里，还隔着宝应湖，于是，更是少了联系。后来听说，他与农场女子朱明华结婚。那可是农场出了名的能干女人，嘴一张，手一双。在朱明华的关心调理下，郝的生活走上正规，接二连三有了三个男孩子，这小郝是第三个孩子。可是，这老天偏偏不作美，38岁那里，郝元林得重病去世，留下妻儿老小，自己则长眠于八大队与农业社的搭界处一个没有具体名称的墓地，永远留在了宝应湖畔，成了继周全明，留在农场的第二名知青，当然，再后来还有袁士毅等等。

　　周全明走的时候，我正在五大队做代课老师。那天，我一直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所以，早早的下课后我就回到了宿舍。此时，宿舍早已有人回来了，在海阔天空地聊天。忽然，突然听到隔壁，仅仅隔一层篱笆的隔壁，刚刚从工地回家的洪家华在吼叫：快来人呀，出人命啦！我们赶紧跑过去，看到周全明套着一个绳索悬挂在内屋檐毛竹上，由于房屋低，周的脚尖还掂着地，但是，人已经没有气了。知青们一个个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还是洪家华胆大，放下周全明。此时大队领导、农工听到惊叫后也迅速赶到我们宿舍。一个胆大的农工用手紧紧地捂住周全明的肛门，说是千万不能漏气。然而，已经无力回天，周全明就这么走了，悄无声息地走了。当时，刚刚十八岁。仅仅就是因为保管知青的口粮，盘点时少了300多斤。消息立刻传到场部，党委副书记陈步齐率先跑了过来，尽管知道时间已长，根本不可能挽救了，但是陈步齐仍然解开周全明的衣领，对着已经不再跳动的心口猛然的挤压。

周全明家住大东门外街，父母早亡，是姐姐将他带大，他姐前往农场奔丧时，听到农场党委将周全明定性为反革命性质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时，吓得顿时不敢哭闹。知青听了这个决定也不寒而栗、心凉了半截。

　　与我同一天到大屁股滩的袁士毅身形单薄，被肺结核折磨得脸色蜡黄，大队体谅他，安排他放牛。那日，日头高悬，他放的水牛突然像发了疯，越过界河，啃食对河大队田里的青苗。袁士毅瞬间慌了神，望着远处连接两岸的坝子，心急如焚。尽管自己不识水性，可一旦牛闯下大祸，他不敢想象后果。犹豫片刻，他咬咬牙，一头扎进河中。湍急的水流很快将他淹没，水面只留下串串水泡。就这样，他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异乡，徒留无尽遗憾 。

　　据袁士毅安息之地不远，大屁股滩与元桥的交接之处，章娴长眠于此。十多年前，我怀着沉重的心情，专程来寻找她的墓碑。那是一块水泥浇筑的墓碑，岁月无情，它已下沉，仅碑顶还勉强露在外面。目睹此景，我心里满是酸涩，随即请来当地的农民，花费数百元，让他们将墓碑扶正、垫高，又清理了四周疯长的杂草。

这次故地重游，车子行驶在平坦的大道上，当路过那片熟悉的区域时，眼前的景象却完全变了样。曾经埋葬章娴的地方已难寻踪迹。我急忙停下车，伫立在路边，面向记忆中她所在的方向，默默祈祷。感谢她的在天之灵，助我完成那篇影响深远的《渡口》。同时，我内心又涌起无尽自责，后悔自己当初未能给她哪怕片刻的欢娱 。

　　粮油加工厂，曾经代表了农场的辉煌。如今，看到偌大的仓库、加工车间冷冷清清的卧在那儿，而河对面，郝名举女婿开的私企粮油加工厂却是蓬蓬勃勃，但是郝名举去年突然走了。想到此，心中不由得一阵悲凉。

当年加工厂榨油车间蒸汽榨油的轰鸣声犹如雄壮的交响曲，那淌出的油热乎乎的有一种特别的清香，特别诱人，看到、闻到，恨不能捧上一掌喝上一口，只是它与知青无缘。大队养猪场的饲养员也常常早早地候在那儿，用手扶拖拉机准备运送豆饼、菜籽饼。这些豆饼是用来喂猪的，然而，知青吃不饱时，也曾偷偷用来充作口粮。旺季时，每日里从宝应湖边上陆续地有着往加工厂扛送麦包、稻包、黄豆包的队伍，显出一派繁忙。每当榨油时，苏州知青张上英总是脱光了上衣，秀着健壮的胸肌，里里外外忙个不停。而厂内的晒场上，不断有人在翻晒着稻麦，确保加工稻米、面粉的质量。久而久之，我与粮油加工厂的员工、领导也有了交情 ，负责卖米的王学爱的爱人、陈金桃的爱人，海南的胡厂长夫妇、戴加瑞以及杨金怀等都是那么的和蔼可亲，有时也悄悄批给我一张条子，弄得十斤八斤的菜籽油、豆油带回家。如今，除了金怀时有联系，百分之九十的都再也无法联系了。

　　73年我与阮幼成等人从六大队党委工作组移师原种队，正巧，张叔良的小姨子、陈继媛的妹妹也从外地转来原种队，于是认识并谈得很是投机，当然是属于那种哥们的投机。这妹妹心直口快、有一说一，口无遮拦，领导们看在她姐夫的面上， 都有点让着她。

我与张叔良认识较早，他是与曹炳贵、李荣海、高华仁、拜会文等一起分到农场的财经学生。张最是精通财务，后来担任了农场副场长；陈继媛并未直接有过交往，因为她的名子前两字与我谐音，别人疑为姐弟，所以关注。陈继媛是个优秀的苏州知青，人也漂亮，与张叔良的结合曾在农场引起一阵轰动，我也曾暗自嘀嗒，为什么这等好事轮不上我。那年正好赶上全国性大规模增资，不知谁制定了一个荒唐的政策，弄了个百分之四十的调高一级，虽说几块钱之争，但谁不在争，争得头破血流，甚至闹出人命。惠娜妹妹担心不能加上，于是我略施了一点小聪明，使她成功增高一级。面对应该增高而未能增高的贫下中农子女，我良心受到拷问。结果我被组长翟风华在工作组会议上狠批了一顿，但事实已经形成，也只能作罢。惠娜妹妹与她姐一样，是属于那种事业心较强、有正义感的人。没事时，她邀我与她一起去加工厂看那位开票的苏州知青……于是，在心里曾漾起过一阵涟漪。

　　刘圩有了菜市场，留守在农场的员工及家属开始享受了城里人的生活。每当太阳升起，退休人员喜欢到菜场来，聊聊天，见见面，这成了一个相对固定的模式。今天再到这里，熟悉了面孔几乎不见。好不容易看到一个熟面孔，曾经是分场书记，也是歩履蹒跚了，握握手。书记愣了半天，一直想不出我的名来，有可能他回到家也想不出我的名子，我也没有道破，让他想去吧。

　　爬上大圩，像猛然闯进陌生的世界，一切都是那么平静，平静得让人不敢置信。

　　金宝河的出口处，排灌站的闸溏内，如今停放着作业的船只，伸着高高长长的吊臂，远看像长颈鹿，从岸边延伸到湖里则长满了杂草。

　　我们刚刚下去的年月，正是风大雨多浪急的年代。狂风暴雨出奇的多，隔不了几天，我们就得跑一趟刘圩伏在风浪里用自己的身体护堤。冷水里一泡就是个把小时，再结实的人身体也吃不消了。上岸后，知青们嘴唇冻得乌紫。那时，刘圩刚刚建起了抽水站，为了降低内涝引起的灾害，抽水站每日开足马力，24小时往圩外排水。看到我们知青上岸后，一个个冻得鼻青脸乌，抽水站的机务人员心疼了，破例让我们到他们站内去冲热水澡。那是抽水机用于冷却巡环的水，水温很高、水势也猛，知青很是开心，一个个涌到抽水站里，一排儿对着热水尽情的浇淋。

抽水站在当时是最具现代化的厂房及设备了。数十台崭新的六十马力的抽水机整齐划一的排列着，所有机器全部开足了马力向外排着内河的水。我看到几乎所有的机器旁都站满了人，只得到最里面的一台抽水机前，那儿几乎没有人。当时，我还暗自高兴，觉得其他人有点傻，这么好的地方不来。因此，自个儿让热水对着我的身体猛烈的冲击，那热水就像水帘一样顺着我的身体下滑，淋遍全身，舒服极了，骨结骨眼都体会到热水的温度。好久没有这样享受过热水澡了，即使在扬州的浴室也没有这样过。

然而，当我正在沉醉于享受的时候，危险也正在逼进着我。正在抽水站值班的田增家师傅巡视到后面看到我一人在冲澡时，顿时吓出了一身冷汗。他悄悄走到我的对面，对着我大声吼道：“不能动，千万不能动”。听到他这声喊，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立在原地，一动不敢动。他走到我的身边，慢慢地将我从机器旁拉开，然后，指向我冲澡的地方。我一看，吓呆了，顿时魂飞魄散。原来，我冲澡的那台机器，皮带罩坏了，飞速运转的皮带是在没有安全罩的情况下裸转的。而那皮带距我冲澡的位置不到十公分，只要我稍许向里靠一靠，后果不堪想象了。 虽然命不该绝，但是，想想后怕，越想越怕。多少年来，只要一闭眼，就会想起那惊悚的场面，久久不能平静。然而，田增家两口子如今却早已不在了。

　　记忆中的宝应湖水应该是浩浩渺渺、波光幽幽。荡着小舟经过，不时会有打挺的鱼儿跃出水面，挑逗人们的神经；茂密的水草间，也会有不知名的野鸟猛地从身边腾起，像故意吓你一跳，而后带着一串悦耳的鸣声顽皮地向远处飞去。

　　自从总队迁入农场与农场合并以后，这些自然景观便惭渐消失了。农场的中心迁入到石港附近，二大队分化为几个大队，变成了二分场。李夕俊任了二分场第一任书记，知青董保平为秘书。知青姜长龙、朱学林相继成了大队支书、大队长。苏州知青郑心声、叶承森也到对河上班。前天，一苏州知青朋友说，叶承森也走了，听了一时无语。我在六大队工作组时，时而会到他家坐坐。他爱人是施沟小学的老师，两口子非常客气。

　　50年过去了，刘圩的确变了。一条宽敞明亮的水泥路从东到西再也没有了泥泞不平。两旁建了很多清洁的瓦房，安装了铝合金门窗，透过门窗可以看出住户人家的殷实。道上，骑电动车的多了，步行的人少了，来来往往虽然每一个面孔都是年轻的、陌生的，可我竟然感觉亲切无比，因为，他们的父辈我肯定认识。

　　大圩之下，悄然出现了一处逝者的家园。踏入其中，映入眼帘的是缤纷的鲜花，错落有致的矮树。墓碑上，精美的石刻散发着艺术的光泽，人们以这般用心，将死亡装点得格外幽静。然而，墓铭大多千篇一律，熟悉的名字密密麻麻。曾经相好的、争吵过的，都在这片土地下汇合。

阳光毫无保留地倾洒在墓园，驱散了阴森恐怖的氛围。我怀着一丝期许，在其间寻觅孤寂的知青灵魂。一圈又一圈，脚步未曾停歇，却始终未能发现知青的墓碑。那个周全明，想必连荒冢都已消逝于岁月之中。细想，没有墓碑或许也是一种解脱，何必给活人徒增纷扰。依据物理定律，物质永恒不灭，不过是形态发生了改变。人离世，是灵魂与躯壳的诀别，而灵魂的去向，至今仍是未解之谜。宇宙浩渺无垠，哪怕历经万年，这谜团也难以解开。

“一个过路人，不知为什么，走到这里就死了。一切过路人，从这里经过，请给他作个祈祷。”年轻时读过的这四行质朴诗句，曾深深触动我的心弦。彼时，我由衷地希望，能为这些漂泊无依的逝者，献上一次诚挚的祈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