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西和县委第一任宣传部长苗彪同志资料

仰贤居

（苗彪同志遗照。图片来源: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 苗彪，伊川县高山乡坡头村人，1923年生，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永和县秘书、晋西南一支队参谋。解放战争时期，任石楼县青年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甘肃省西和县委宣传部长、武都地委干校副校长，岷县县委书记、武都地委宣传部长、地委副书记、甘肃省人委办公厅主任、张掖专署专员等职，1967年病逝。 （苗彪同志家乡——坡头村今貌。图片来源:伊川县融媒中心） 苗彪同志简历 苗彪，(1923年8月一1967年12月),河南省伊川县坡头村人。193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6月在晋东南抗大一分校学习,1939年12月在八路军总部炮兵团观测队工作。1941年11月在八路军炮兵团南泥湾生产和学习。1943年7月在边区保安处、延安市公安局协助工作,1945年7月组织选派到晋西南永和县、石楼县任参谋、区长。1948年7月任永和县委宣传部部长。1949年8月,因组织需要,被派往甘肃工作,先后在甘肃武都地区西和县、武都地委干校、岷县、甘肃省人委任职。1962年9月,调任张掖地区行署专员。1967年12月3日因病去世,时年44岁。 　　1956年，康县10余万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经过一年的艰苦奋斗，修通了康县第一条公路——康(县)武(都)公路。 12月8日，康县举行了隆重的通车典礼。时任甘肃省政府主席邓宝珊在省交通厅厅长杨子恒、甘南自治州州长杨复兴和武都地委副书记苗彪的陪同下参加典礼大会，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图片来源，康县党史办） 　　（②图片来源，康县党史办） 　　笔者经多次搜集整理，现将其女苗霞的追忆文章复载于后,以飨读者。 （西和会议纪念馆宣传图片） （西和会议纪念馆宣传图片） （西和会议纪念馆宣传图片） 【怀念父亲--苗彪】 苗霞 为民情怀 1962年9月，父亲苗彪调任张掖地区行署专员。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他受命于危难之时，没有来得及告别家人，就到离兰州500多公里的张掖地区上任。 父亲一到任,就立刻投入了工作。首先了解灾情,沿着祁连山区实地查看。父亲带着秘书，到困难大、问题多的社队访贫问苦,寻求救灾过冬之法。他们沿着祁连山地区,从东到西,逐社走访。用两个月的时间,先后走访了山丹、民乐两县的大部分公社，还有张掖的安阳、临泽的倪家营子、高台的新坝等公社。在县、社,父亲从不让当地干部陪同,直接进村串户,体察民情。据他秘书张锡善回忆,他们走访过一位死去丈夫,独自抚养幼子的女社员。这位女社员家里没粮吃没柴烧,根本过不了那个冬天,她心情非常沉重,已经对生活失去了信心。父亲在倾听了这位女社员的诉说后,耐心地给她宣传党的政策,让她相信党和政府一定会帮助她的,要她树立生活的信心,鼓励她生产自救,渡过难关。同时，父亲与生产队干部商议,帮助她解决了一些实际困难。经过连续几次的开导,这位女社员又重拾了生活信心。事后,父亲对秘书张锡善说:“要挽回天灾人祸造成的悲剧,需要付出千倍的努力才行”。 那年春节,父亲没有回家。1964年,张掖地委书记高鹤龄被省委抽调参与社教工作,由父亲全面主持张掖地委工作。有一次,父亲到山丹县最贫困的一个生产队蹲点，当发现有户农民断炊时,父亲立即安排乡里给送去救济粮，同时返回专署召开电话会议。父亲说,各级干部,要切实把社员的冷暖放在心上,要主动到社员家里了解情况，不能有丝毫疏忽。这不但是一个干部的工作作风问题，也是严肃的政治问题,决不能等问题发生了,群众找上了门,再去解决。 务实作风 深入田间地头,调查研究,是父亲的一贯作风。 1963年春播期间,父亲到高台县新坝公社,发现因墒情不足，好多地块都没种上。父亲心急如焚,亲自到各生产队查看。当发现曙光五队河里还有些水时,父亲就与队干部商量,发动群众挑水点种。离水近的先种,远的后种。不管是集体地还是自留地，凡是能种的都要种上。下半年遇上了好雨水。粮食亩产得到了明显提高。时任该公社社长的张占贵至今还常常念叨这件事,称赞父亲作风扎实,会干实事。 父亲到外地取经,下乡调查后认为，必须加大对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投入,因地制宜,改良盐碱地,改良低产田。在大搞水利建设的同时,父亲提出,灌溉地区要做好渠系配套,防渗防漏,土壤改良,平田整地;山旱地区积极采取“防旱保苗、打坝淤地、引洪漫地、铺压砂田”;所有地区都要搞好倒茬轮歇,种植绿肥,增施肥料;积极扩大机耕面积，精耕细作,逐步达到稳产高产。 1965年秋收后,利用秋冬农闲时期，带领农民开展农田基本建设水利大会战。这一秋冬,父亲很少回家,父亲时常来往于张掖梁家墩基本农田建设工地，来往于高台、南华、临泽的盐碱地改良工地和山丹、民乐沿山地区低产田改造工地等。 父亲走一路、问一路、学一路、宣传一路,风尘仆仆,满载而归。 谆谆教诲 1963年春节后,我们才知道父亲的工作调到了张掖,全家随父亲迁居张掖。 一天,父亲严肃的把我叫到了书房,父亲问我:“你在学校里和同学们都聊些什么呀?”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父亲语重心长地说:“爸爸担任什么职务,那是组织赋予我们的一种责任和要求，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你有什么优越的呢?你们只有好好学习，长本事。你和同学都是平等的，要多看他们的长处,发现同学的优点。” 父亲的话虽然不多,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父亲对我唯一一次严肃的谈话。后来，我不再炫耀。 在记忆中,父亲有时间就会带我们去田间地头,教我们认识庄稼,给我们讲农业知识。父亲指着远处的水渠对我们讲:“灌溉田地要均匀,也就是要把地整平,这样庄稼才会吸收均匀的水分,要不然就会出现有的地方的庄稼涝了,有的地方的庄稼早了,这样会影响庄稼的生长,从而也就会影响收成，我们就会饿肚子的。”父亲一边说着,一边拍拍妹妹。我们都笑了，在笑声中我们不但学到了知识,更加懂得要爱惜粮食。 无尽思念 今年是父亲100周年诞辰,敬爱的父亲离开我们56年了。我们对父亲的思念始终没有减弱,而是愈久弥深。我们在追寻父亲足迹的岁月里,经常会激动不已。在父亲去世的日子里很多叔叔阿姨、同学、朋友们陪伴爱护着我们,在生活上关心着我们,看望和照顾母亲。我们在追寻父亲足迹的岁月里，凡熟悉父亲的长辈们都很敬重父亲在祖国解放和建设时期的艰辛付出,敬仰父亲在建国前后历次政治运动中关心和保护干部群众的勇气和智慧。怀念父亲在工作和生活上表现出的坚韧、乐观、朴实为民。同时,为父亲英年早逝而痛惜。父亲是把革命气节和独立人格看得比自己生命还重要的人;是把革命信仰、党的原则看得高于一切的人;是把老百姓安危放在第一位的人。 我们在追寻父亲足迹的岁月里,经常在梦里见到父亲,父亲还是那样英姿勃发,目光炯炯,身着中山装,风尘仆仆,在为自己的理想忙碌着。惊醒后面对夜空发呆,我想，如果父亲还健在会是什么样子?父亲可能会到农村察看庄稼的长势，与老农和农技人员商量粮食增产的办法，进一步解决好河西农业用水问题，为农民增收致富出谋划策。父亲可能会到工厂去，看望工人师傅们，伴随着车间机器的轰鸣,大声地说着什么。父亲可能还会站在地图前指指点点,与人们讨论着张掖下一步发展远景,亲切的话语和爽朗的笑声,会久久地回响在河西的上空。 亲爱的父亲,我们永远怀念您…… （本文发表于2024年6月22日《张掖日报·金张掖周刊》03版。作者苗霞，女，1951年3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籍贯河南，在职研究生学历。曾任中国计生协秘书长，系苗彪同志女儿。） 　　从七贤庄走过的人物: 【在地道里入党的儿童团团长苗彪】 1939年4月，黄河东岸，山西的一个渡口，四个青年挤在人群中，望着滚滚河水中的几条小木船，毫不犹豫地向船边挤去，想要过河去西安。由于过河人太多，只有一名青年挤上了船。另外三名青年不断地向在船上的青年招手，约定一定在河对岸相见。谁知，一个巨浪打过来，似一片落叶的小舟瞬间被波涛汹涌的黄河水吞没。“王鸿吉！王鸿吉！”岸上的青年拼命呼喊，却再没见伙伴的影子。青年们泪流满面，不仅是因为他们手足般同志间的情谊，更悲憾原本热血沸腾立志杀敌报国的青年，竟还没见过宝塔山就死在这里。但青年们并未因同伴的牺牲而动摇奔赴延安参加抗战的决心，继续向西安进发。1939年5月，三名青年长途跋涉，风餐露宿，冲破国民党重重关卡，终于辗转来到位于西安七贤庄的八路军驻陕办事处。　　 领队的青年叫苗彪（1923—1967），中共党员，时年16岁，根据中共伊川县委组织部的安排，带领康伯钧、邢泽和王鸿吉奔赴延安参加抗战。苗彪原名苗林标，1923年出生于河南省伊川县坡头村一个德高望重的医药家庭。1937年，14岁的苗彪在高小毕业后，担任起了农民识字班教员。他讲课时，胸前佩戴一支钢笔，腰杆挺得倍儿直，很有一副小先生的样子。每次说起日本鬼子在中国无恶不作，就一脸愤恨；一谈到文天祥、岳飞等抗敌救国的故事，就无比钦佩，恨不得立刻上战场冲锋陷阵。当知道了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听说延安有抗日军政大学时，决心要去延安参加抗战，加入中国共产党。自此苗彪被确定为重点培养对象，负责组织成立坡头村儿童团，带领着一群小部下边学习、边工作，深入贫民家庭进行抗日阶段教育，教唱抗日歌曲、讲抗日故事，还组织抗日游行，写宣传标语，自导自演抗日独幕剧。1938年7月的一天，苗彪第一次进入坡头村中共党员开会学习的地方——一个地下党员家的地道（厨房的灶台下有一个一丈多深的洞，洞下面向四周扩展，能容纳十几人）。面对着鲜红的党旗，苗彪庄严宣誓，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加紧推行“溶共、限共、反共”政策。苗彪被迫转移到十几里外的中共伊川县委所在地有莘学校，一边学习、工作，一边等待通过考察奔赴延安……　　 苗彪一行来到西安七贤庄后，负责接待青年学生工作的王哲然告诉他们，八路军驻陕办事处会根据每个人的特长、具体情况以及抗战前后方的不同需要，对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进行分配。结果，一心想去延安抗大的苗彪与同伴被分到了晋东南抗大一分校。王哲然向他解释：“你是党组织介绍来的，有一定的斗争经验，又有文化。分配你到抗大一分校学习，是按军事第一的原则分配的。只是延安现在粮食特别紧张，抗大不得已才迁到晋东南，待延安条件改善了，抗大还有可能迁回去的。”王哲然一席话让苗彪他们豁然开朗。　　 5月9日上午，苗彪一行58人穿上了办事处配发的八路军军装，排着整齐的队伍向西安火车站出发了，却不想，在出城门时被国民党荷枪实弹的士兵找借口扣押到了监狱。在八路军驻陕办事处与国民党当局的努力交涉下，苗彪一行在监狱里煎熬六天后终于重获自由，1939年于6月初到达抗大一分校所在地——山西屯留县故漳村。　　 抗大学习结束后，苗彪先后在八路军炮兵团教导队、延安市公安局、中心县民联、永和县委宣传部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岷县县委书记、张掖地委副书记等职。　　 参考资料：苗霞、岷生、晓岷、新生《父亲的足迹》 （本文原载于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2016年7月23日公众号） （西和县干部、群众参观西和会议纪念馆，现场聆听和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搜集整理 王力，男，甘肃西和人。业余喜欢搜集整理与本地有关的古今文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