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呼和浩特的冬天很暖——回顾77级高考

茹月

作者：方雪光

2007年十月是恢复高考三十周年。记得一九七七年十月，我正在北京探望姥姥。 从收音机里听到了国务院 “关于一九七七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我非常高兴，知道机会终于来了。上高中时，老师经常对我们班里几个学习好的说: “要是恢复高考， 你们肯定能考上”。我姥姥虽说是个不识几个大字的小脚老太太，但却很明白“学而优则仕”的道理，她催我赶紧回呼和浩特市准备高考。

那是, 我第一次去北京，很想在天安门前留个影, 看看毛主席的像, 游北海、故宫和颐和园。这些对我，对很多中国老百姓来说, 都是非常向往的事。但我为了尽快备考，只能随着北上的列车, 带着对北京的留念、亲人和老师的希望，冲进了这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九七七年高考大军之中。也因为这个匆忙的决定，使我成为了中国文革后的第一届大学生。

不放弃就有机会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我们这一届大学生会有这样非同寻常的经历。我备考非常主动和积极, 却没有信心，很盲目。 那个时候，找工作很难。一九七六年中学毕业后, 我的同学大部分下乡了，留在城里的都在做临时工, 别无出路。考大学对我们来说是多了一条出路, 所以我下决心要参加这次考试。文革让高考间断了十年, 那时我身边根本没人知道什么是高考、会怎么考。

复习的书和提纲根本无从谈起。我所能做到的，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复习。现在想起来，就是这种抓住机会、不放弃努力的态度，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

　　我有几个很要好的同学，他们学习也很好，但抱着第一年试试的心态, 想等到第二年再好好准备，认真考。他们七七年没有考上。可是第二年以后，每一年都有很多应届生参考, 而他们在越来越严酷的竞争中，最终被拒于大学校门之外, 没能够赶上这趟时代的列车。我们这些本来背景差不多的伙伴，从高考复习的那一天开始就拉开了差距，而我们当时却全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备考一月没白没黑

一九七七年高考, 从知道消息到考试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这么短的时间怎么可能复习从初中到高中六年所学的所有东西？怎么准备， 这是关键。 当时我们要考四门课:政治,语文,数学和化学/物理（化学和物理一起考）。考试分文理科，我报考理科。我知道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不可能重温所有学过的课程，就制定了对数理化科目复习基础知识，不追难题怪题的策略。而对于政治，则是主要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当时的时事。我听说文革前高考语文就是写一篇作文。所以, 我先写了几篇不同类型的作文, 背了背就算复习语文了。

那是怎样的一个多月！我的父母放弃了家里的一切事情，倾注全力支持。而我自己, 开始了有生以来强度最大的学习计划。每天从天明到夜晚，不中断地读书、做练习。所谓的休息就是看政治烦了, 就看数学, 看数学烦了, 就看化学······ 就这么车轱辘转地一直复习到上考场。

我的作文《在红旗下》

考试前, 我很紧张，这毕竟是全国高考。我们的考试设在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学， 那是当时呼和浩特最好的中学，我们又称它是“高干中学”。每个考生都有一张带照片的准考证，凭证入场考试。我的父母和其他很多孩子的家长们都等在外面。

第一天考试是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上午九点到十一点是政治考试，考场里有大约二十多个考生和四个监考的老师。学生隔位子相坐以防作弊。考试前，监考老师再次核对了考生和准考证上的像片， 重申了考场的纪律就开始分发考卷。记得我刚接过考卷的时候比较紧张，可精力一放在考试上， 反而忘记了紧张。政治考得还可以。

当日下午考化学和物理，时间从二点到四点。化学题在前面。当我把化学做完时已用去了四分之三的时间。 物理题时间不够了， 只好胡乱地作了一些, 心想这回肯定不怎么样。晚上回去问了问其他人，大家都考得差不多，多数人听起来还没有我好呢。

因为考试难度大，好多考生因为前三门课没有考好，就放弃了后面的考试。没想到，第二天（十二月十四日）的数学考试更难，一看考题就有点懵了。 还好，我这个人自控能力还有一些，基本上在较稳定心态下考完了数学。可这回只做出了一半多一点， 心想这回全完了。

下午的语文考试还好，还真的就是一篇作文。我的题目是: 在红旗下。 我把早已准备过的一篇作文，前面加了个在红旗下的帽, 就算完成了。 两门没考好，我的感觉很不好,基本上是准备明年再考了。

榜上喜见准考证号

不久全国各省市公布了各自的录取分数线。内蒙是一百六十分，在全国是属于低的， 每门只要四十分就可以上大学。即使这样，对于我们这些革命了十年，从不学习的年轻人来说，还是很不容易的。

高考是不是在录取分数线以上，是在街道办事处公布的。我去西街办事处的外墙上查有没有自己的准考证号，看到有很多人围在用毛笔写在大红纸上的榜单前。终于在榜上看到我自己的准考证号码了，我高兴地喊着钻出人群。没查到的人，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一遍又一遍地查找，久久不愿离开。而我则是很快就查到了自己准考号的人之一， 高兴得飞奔回家。但这时还不能高兴得太早， 还要经过体检和政审才行。记得当时有好多上了录取线的“名人”子女， 就是因政审不合格， 而不能上大学的。我在一九七八年元月二十日接到了由呼市东风区招生办发的体检和政审通知书。

在体检和政审合格后就是报志愿了。当时只知道自己上了录取线， 但上线多少并不知道。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我到底考了多少分。在不知道自己的成绩情况下能报什么样的学校？父母都建议我报医学院，因为当时社会上流传着“最好的工作是听诊器和方向盘”。一个是医生，另一个是司机。这两个工作都不需要求别人， 而是别人有求于你。当时的人们就是只有那么一点点微不足道的愿望。哪里像现在，人们对生活有多少醉生梦死，永不满足的要求。我喜欢物理，想上机械、自动化或者半导体。正在犹豫的时候，平时最疼爱我的姥姥对我说“你当了医生，我的病就不用求人了!”。

我知道求人有多么难。姥姥对我最好，她的话在我的心里有分量。所以我报了四个医学院:北京医学院、上海医学院、中山医学院和内蒙医学院。 最后, 还是留了一条底线给自己: 北京航空学院——自动化管理。看来老天有意不让我上工科, 没多久北京航空学院来通知说，那年不开自动化管理专业了。后来， 想了想我报的都是医, 那就报个学药，北京医学院药学系。 那时年轻, 幻想多, 梦也多! 但大部分的梦在醒来后都记不住。 但在报完志愿后, 我做了一个梦，到现在还记得。我梦见家里着火了, 是一场熊熊大火。 早晨起来把这个梦说给姥姥听, 姥姥高兴地说:“火烧十年旺”。别说这事还真让我的姥姥给说中了，我上北医，留在北京和出国都是在这十年里发生的。

姥姥和我

喜讯印在父亲笑脸上

录取先从外地的学校开始。最先听到的是，谁谁被北大或者是清华录取了。 冬天, 呼市是很冷的！ 但在我的记忆中, 那一天没有一丝寒意。天是蓝蓝的, 阳光明媚和温暖。 中午，母亲和姥姥正忙着做中午饭, 记得是烙饼。只见我父亲满脸笑容推着自行车回来了，他手里拿着一封信，见到我说:“你被北医药学系录取了！”。我一时不敢相信，问我父亲："真的？"那简直就是天大的喜讯，我那时一直以为，自己能上内蒙医学院就很好了。我接过信激动地读起来······

从那时起，谁说了什么, 我吃没吃中午饭都不记得了。只记得我骑上自行车到五姨家去报喜, 那时还没有电话, 只能骑自行车去。五姨是我在呼市唯一的亲属。 她住在二楼,我来不及上楼, 冲到她家窗下就喊了起来：“五姨！北医药学系录取我了！” 。这一嗓子是我听到录取消息后, 最大的感情抒发，真痛快！！！

被录取了！被录取了！被北医录取了！被国家重点大学录取了！今年，我的女儿被美国排名第一的普林斯顿大学录取了，我们全家也非常高兴。但这高兴与我在一九七七年里的那一天，是不一样的。

五姨从午睡中惊醒，听清我说的是什么以后，就扒在窗口上哭了起来。随后这个消息随着我的自行车传遍了同学、朋友和老师的家里，传遍了我的左右邻居、我住的大院和父母工作的单位，大家都为我高兴。那天姥姥做了我最爱吃的大米饭和红烧肉，一直等着在外面的我回来。敬爱的姥姥， 谢谢您！现在看起来我能上北医药学系也属于各种因素的巧合。自己的努力，化学考试在前（这方面考得就不错），我还补报了北医药学系，最后还有我那梦里的“一把火”。

一九七八年三月一日，我乘上了南下北京的列车, 回到了刚刚离开几个月的北京。这一次，我不再是客人，而是北京的一名大学生。从这一天开始，我的生活打开了新的一页。这一页不仅仅是我个人新生活的开始，也是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迈出了新的一页。

三十年后的今天，我才知道，我们当时的呼喊和激动，所有人的祝福，不仅仅为了我们自己，也是为历史掀开了新的一幕。那张薄薄的准考证，成为了开启中国改革开放之门的第一把钥匙。在这里我感谢邓小平！是他给了我们这一代人这个翻阅历史的机会。

(作者：方雪光写于2007年10月，本文刊登于2007年10月7日侨报周刊，并于同年11月在CCTV《海外华人》节目中做专题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