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轶事（二）

桦树

伐木 伐木，是镌刻在落叶松年轮里的雄性担当，承载着伐木人一生的自豪。1979年返城后入职上海市公共交通公司，报到时须填写履历表，其中“有何特长”一栏，本人当仁不让地写上“伐木”二字。遗憾此特长在公交公司毫无用武之地。 与六层楼那么高的落叶松较上劲，是从兴安岭上熊栖沟采伐点开始的。 下乡当年的冬天，根据林业科的统一部署，属下的几个林场几百号采伐人员相继入驻熊栖沟采伐点。采伐点有木刻楞大棚，也有棉帐篷，我被安排住棉帐篷。帐篷内有面对面两排用白桦树小杆拼成的二十来米长的凹凸不平的通铺，帐篷两头靠近出口处各有一只用大汽油桶改制的火炉。 一到夜里火炉被司炉工烧得通红，有时烧得铁皮制成的、直径约二十公分粗的烟囱也通通红。帐篷外零下三十多度，帐篷内热得被子也盖不住。早上起来，火炉旁同样用大汽油桶改制的一大桶水被烤得滚烫。头天夜里挂在铁丝上的棉胶鞋、绑腿和棉手闷子烤得干透干透。帐篷内绝大部分是上海知青，少数几位林业老职工。我正对面铺上睡的是尤伍福、二尤、林鸿亮、尤文亮他们。记得尤伍福劳动之余手不释卷，攻读大学课程孜孜不倦；林鸿亮当时小腿上绑有铁条，挑战自我刻苦修炼乐此不疲。当时上海知青积极向上努力奋斗的精气神由此可见一斑。 我和黄卿卿师从制材厂的一位老师傅（名字没记住，只记得这位师傅的特长是抬木头），是他把老一代伐木人在岁月中积累起来宝贵经验无保留地传授给新来者，手把手地教我们伐木三步曲：来到大树前，一打安全道、二看树倒方向、三“零公分”起锯；半跪式双跪式拉锯、浇火油润滑、打楔子、发生“打拌子”如何避险等等伐木要领。 伐根平整与否是衡量一个伐木工干活水平的重要指标。伐根要低要平，根据树木大小，两碴口上下相差5至10公分。师兄黄卿卿的伐根一个个像是被精心打磨过的小圆桌，漂亮得招人羡慕。 一日，师兄黄卿卿伐的那棵落叶松上下碴都已锯透，下碴三角口也砍到了位，可树就是不倒，下班时间到，我们便撤了，心想夜里来阵风自然就会倒。第二天上班跑去一看，它竟依然纹丝不动地挺立在那儿，似乎在嘻笑在挑逗伐木人。黄兄使出伐木工杀手锏：操起大斧打楔子！随着两只铁质楔子轮流地嵌入上碴口，上碴缝终于慢慢张开，紧接着伐根处发出吱吱嘎嘎一阵作响，“横山倒”一声喊响彻山坡，落叶松轰然倒地，严寒条件下的松枝脆得像一根根玻璃棒，摔碎了一地，二十多米高的大松树，倒地后只剩树干，树枝已摔得寥寥无几。 柳州产的油锯在下乡头一年尚未普及，十分稀罕。我们用的都是弯把子锯，锯片（天津产）带齿部分约60公分，自己安上木质弯把后总长在90公分左右。干完一天活锯子钝了不快了，下班时得带回账篷，晚饭后就伐锯（即锉锯，使其重新锋利）。伐锯使用的是牡丹江产的菱形锉刀，伐锯时会产生剌耳的噪声，但这丝毫不影响劳累一天的伐木工们呼呼入睡。夜深了，熊栖沟账篷内呼噜声、伐锯声、木材在火炉内燃烧时发出的吱吱声此起彼伏，组成一道林区特有的风景线。 伐木时须脱去棉袄，这样才施展得开。时值1971年元旦刚过，一年中最寒冷的阶段。那天清晨出工时，我想反正干活时不穿棉袄，就在毛衣外罩件外套走出帐篷，跟着队伍向采伐作业区进发，谁也没注意到有人穿着如此单薄。走着走着感觉越来越冷。半个多小时后到了作业地点，右胳膊发痛，难以忍受，无法干活。带教我们的制材厂老师傅发现后，命令我即刻回去。 返回的路是一路下坡，走得飞快，手臂冻得疼痛难忍，像无数细密的针，刺透肌肤，深入骨髓。半道上竟然痛得哭出声来！一路小跑直奔采伐点医务室。医务室魏大夫（南河林场的）帮我脱去衣服，只见整条右胳膊通红，红里透紫，魏大夫一边用雪搓一边对我说：再晚一点，这条胳膊就废了。 能把一个19岁的大小伙子冻哭了，我感觉这天是奇冷，至少低于摄氏零下三十度。并非存心与天斗，只怪自己因无知而无畏。经过这次教训，深切体会到我等凡夫俗子必须顺应大自然、敬畏大自然，身处北国，首先要尊重北大荒的冬天。 出血热 1974年岁末，与天寒地冻万物凋零的东北大地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小兴安岭上林业采伐点人声鼎沸，“今冬明春抚育伐”作业如火如荼，最是一年黄金季，不负伐木好时光。采伐、打枝、造材各道工序全面铺开；农村生产队的马爬犁大军正陆续进山准备拉木材倒套子，马老板（即赶爬犁的马夫）在雪地上、在林子里把鞭子抽得震天价响。整个采伐点处处涌动着天大寒人大干的热闹景象。而我却不合时宜地在此时得了一种叫“出血热”的疾病。 据说这是吃了被“花鼠”爬过的食物导致的，第一次见到花鼠是在南河林场修公路那会儿，它长长的尾巴，通体黄毛，背脊上有一条黑色花纹，有点像小松鼠，挺漂亮的。 大伙都出工上班了，我躺在木刻楞大棚里持续高热，后来逐渐意识模糊，只记得是林业科的上海知青张福平在采伐点帮我联系了一辆运木材大挂车拉我到孙吴县城，林场委派上海知青刘金富作为护理。自己当时是怎么上的大挂车、到了县城又是怎么进的县医院、金富是与我同车下山的还是随后赶来的？这些在当时没有一丁点印象，因持续高烧产生过一段意识上的断崖、记忆上的空窗期。四十年后的2014年6月，退休后的16位原红皮营子老知青组团回访孙吴，接待我们的孙吴当地朋友中有一位张姓女知青（当年她是林场派驻在采伐点的驻点医生）谈起此事时说：当时在采伐点是她为我测的体温，并告知领导，要求速送县医院治疗。是高烧导致失去意识，昏迷了，我对此竟毫不知情。在这里，在五十一年后2025年的今天，我再次感谢您——北方的朋友为我诊断并果断作出速送县医院的决定！ 不知昏迷了多长时间，恢复意识后睁眼一看，已置身于孙吴县人民医院病房中。病房很大，四周靠墙放了一圈病床，中间临空又摆了几张加床，把这间大屋子塞得满满当当。室外冰天雪地零下几十度，室内非常暖和，只是感觉空气不流通，味儿太大。 我的病床紧挨着一扇大窗户，窗玻璃上结满厚厚的霜，用手指将霜抠去一块，透过玻璃能窥视外面的院子。为了换换新鲜空气，我把大窗户左上角的一扇小窗（窗中窗）打开，外面冷气流立马进来，进屋的冷气瞬间呈白色蒸汽状，它不横着去到屋子中央，而是像瀑布一样垂直倾泻到我病床上。每次顶多开几十秒，否则人受不了。 出血热（本地人也有把它叫作克山病的）是一种致死率很高的疾病，且没有什么特效药，医生就是每天给我吊盐水和嘱咐多喝开水多排尿。排尿量是一项重要指标，医生早上一查房就会询问头天夜里的排尿量，说一晚上排尿大于500毫升就OK了。 刘金富夜以继日地陪护着，为了给我增加点营养，他来到孙吴县城周边的生产队，从农户家里买来鸡蛋，再把鸡蛋打在杯子里，让我用开水冲着吃。按金富的健康标准，“二弟”抬头了即表示身体已康复。他从本地知青家里借来一辆自行车。为检验自己的体力是否恢复，有那么几天，一到晚上，我就骑着自行车，在孙吴街头昏黄的路灯下顶着寒风，漫无目的地从这条街骑到那条街。街道上被压实的雪地很硬，也不滑。记得那辆自行车有点特别：它是一辆天津产的飞鸽牌，车把不是平的而是往上翘，没有手刹，脚往后蹬便是刹车。 在县医院经过近一个月的住院治疗终于康复出院，包括护理费在内没花个人一分钱，薪酬收入也没受太大影响，我真切地体验了一回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免费医疗，感恩伟人毛爷爷！感谢孙吴林业！ 出院后还是回到采伐点，把被褥等个人物品带回林场，遂向场领导提出使用探亲假回沪探亲。场部领导张凤岐为我出具了探亲证明（这张证明原件几经搬迁，侥幸被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它这样写道：“ 证明 今有我场职工翁继列同志回沪探亲，加病假二十三天，共计六十八天（自74年12月26日至75年3月3日）。希有关单位照顾为盼。 此致敬礼 孙吴县红旗林场（盖章）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 更名 孙吴林业系统辖下的几个林场，有依山而建也有傍水而立，因而顺理成章地得名如：平山林场、南河林场、沿江林场、辰清林场、大河口等等。 我们林场的大名为“红皮营子林场”，曾请教林业老人此名由来，老人们只知早前此间并非林场，而是一个以森林防火为已任的防火站；更早的话，或许这儿曾盛产红松。说到底老人们也不是太清楚，这就给后人留下无限想象空间。 下乡的头几年，往家里写信时，信封上的落款是：黑龙江省孙吴县林业科红皮营子林场。 “红皮营子”这个称谓，不知大家可有同感，即对于初来乍到的上海知青，具有某种诱惑力：因南方没有此类型的地名，特别是在上海的亲人眼里，“红皮营子”似乎就是代表着陌生和遥远、渺无人烟和冰天雪地。“红皮营子”这四个字再与林场捆绑在一起，作为林场的名称，更让人联想到诡秘莫测的原始森林、豺狼猖獗黑熊出没的地方------自带一股神秘的气息。而我们就在这里挑战青春、磨炼意志，自豪感油然而生。我想就连上海的邮递员在投递这封来自黑龙江红皮营子林场的家书时，他的眼神也会在信封上多停留几秒。 不知林业科哪位大爷脑瓜子一拍，也不知从何时开始，红皮营子林场被悄无声息地更名为红旗林场。只记得有一天仓库保管员张永起在肥皂上刻就反向的“红旗”二字，然后蘸上红印泥，把仓库里白布面粉袋子统统敲上“红旗”以示本林场专属。 放弃历史沿用名“红皮营子”，原本自带的、独一无二的特色随之褪去，存在于人们心目中特有的神秘光环消失殆尽。 当时那个岁月，各地以“红旗”冠名的企业单位、学校、机关、村庄比比皆是多如牛毛。不由得让人想起在文革动乱期间，更名成了一种跟风和时髦。上海西藏路上好好的“和平电影院”被改成“战斗电影院”，造反派不爱和平爱撕斗！幸亏文革结束后及时拨乱反正恢复原名。更让人无语的是好多“红卫兵小将”执意抛弃自己呱呱坠地时父母赐予的名字，纷纷随波逐流改名为王红卫、张红兵等等不一而足，一时间在学校里在社会上重名者处处可见俗不可耐。更名风愈刮愈烈，地处森林腹地与外界几乎隔绝的红皮营子林场也不能幸免！ 十年前，2014年6月，以十六位红皮营子林场上海老知青为主体的《白桦树旅游团》重访孙吴的追梦之旅，赠送给红旗林场的锦旗上，其落款还是被我们洒脱地、固执地写上“红皮营子林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