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贵州电视相伴成长

陈建华

我比1968诞生的贵州电视台，还要大8岁。我是在4岁的时候，随父母从河北来到到贵州工作和生活的，父母是贵州人民广播电台的双职工。1966年我到了上小学的年龄，为方便照顾我，就让我选泽了离他们单位最近的老东门小学上学读书。下午放学后在食堂吃完晚飯，就沿电台街、蔡家街，护国路，指月街、大南门 、新路口这条线路，步行回到尚义路电台宿舍的家中，那一年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父母下班后晚上还要政治学习、又要晚汇报，要很晚才能回到家中，于是就让我自己先回家。

直到有一天，父母跟我说今晚阁楼大院里要放电影，等看完电影再一起回家，到了晚上，华家阁楼的台阶正们之处已早早挂上了电影屏幕，下面坐了几十个人，时电台的职工人数并不多，放映的内容是记不太清了，断断续续的内容，中途有几次放着放着，屏幕先是一花就突然就黑了，据说这是绕片了，只见放电影的那位叔叔，拿出工具，把烧坏了的胶片部分剪掉，再用像刮刀似的刀片，将两节胶片的连接处分别刮薄后，涂上胶水压紧粘牢，就可以重新放映了，现在才知道那次在电台大院放电影，是在做最初的电视技术测试。

老广播电台宿舍

曾家住此单元3楼

曾经的家

2023年大院拆除了

2023年大院拆除了

在这不久之后，我也跟着父亲南迁到了青云路271号，也转学到了离家更近的尚义路小学，印象中父亲这段时间，工作总是很忙，老是出差。1967年我的弟弟也出生了，正值文革期间，父亲当时在工作遇到了很大阻力，各种反对办电视的大字报比比皆是，批评之声不绝于耳，甚至有人建议，把正在北京学习的的他叫回来批斗，母亲由于担心害怕，长期失眠，身体和精神方面都变的很差。为让父亲能安心工作，母亲决定带着刚刚才几个月大的弟弟，回河北老家暂住一段时间，那时的火车比现在慢，三天两夜的行程本来就很辛苦，偏偏这个时候弟弟又在车上出麻疹 了，后来听母亲说。她们母子2人到了保定车站时，是几个解放军战士将她们送到了医院，她经常都在说当年是多亏解放军同志帮助才让她们脱离了难关。也不知道父母后来给小弟取各“建军”是否跟这段经历有关。

母亲不在家的这段时间里，父亲除了工作，还得照顾我的日常生活和学习，那时的我虽年龄不大，生活能力还强，脖子上挂了把家里大门的钥匙，中午放学后自己回家，捅开炉火自己做点吃的，下午又背着书包上学去了。学校没课或放假的时候，就跟随父亲到单位上班，他工作的地方是贵阳市工人文化宫的一个用来办展用的大厅，他们是临时租来办公的，边旁就是青云山，机房、演播厅、架设电视天线等许多必要条件，都一并满足了，是办电视得天独厚的好地方。第一次来到父亲新的工作地方，眼前的一切，让我惊喜的说不出话来，散落一地的废弃电线头子，有铜的有铝的，这些我平时想找又找不到宝贝们，在这里居然满地都是，这一憬像强烈引发了我大脑皮层的兴奋，那激动的心情就像阿拉伯青年阿里巴巴发现了山里的宝洞一般，只有与我们龄的人可能会知道，我们那候时的孩子为何会对这些废铜烂铁如此喜爱和着魔了。在文革期间年青人对一些部队用的物品非常的追宠，像军装、军鞋、军帽、军用皮带（俗称武装带），能拥有它们那是莫大的荣耀。我们最常玩的一种赌搏游戏叫“打锑”锑是代表除了纲和铁之外的所有金属，从小伙手中赢来的铝和铜积攒多了，可到废品站里换几两碎银，还可自制模子浇铸带有五角星的武装帶的皮带扣。自行车的铃铛盖便是冶炼金属的理想工具，那个时候很多人家的自行车铃铛被盗，与我们这个爱好有关。父亲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交待我要把学校布置的背熟“老三篇”任务抓紧完成，说一会他会来给我抽背，我口头上答应了他，他前脚刚出门，我就迫不及待的跑了出去开始了垃圾分拣工作，这一天下来四个衣兜裤兜都是鼓鼓的，都装不下了，心里也是乐开了花。让我记得很清楚的一件事，就是叔叔们用来烧开水的那个大锡壶，有一天放在电炉上烧水，大家都去忙工作了，结果水烧干了也没人注意到，等发现时有半截都熔在电炉盘上了，看着大人们紧皱的眉头，我在一边却是暗自窃喜，在征得大人们同意后，我把化在炉盘上的锡块都收起来了，其实我对剩的那半截锡壶也是心有所图，只是不敢明目张胆的将其拿回家，父母本来就反对我将这些东西往家拿，每次偷偷摸摸把这些东西拿回家后都是趁他们没看见时，往床底下、卫生间里藏起来，现在这么大的目标我根本藏不住了，想过几天想办法将它化整为零后再慢慢往家拿，结果第二天残壶就不见了被当垃圾清除了，美好心望虽未能遂，但并不影响我成了一夜暴“富”的大土豪。父亲对我有时要求的非常严格，但也有慈爱的一面，有一次我躲在一个角落里，正心无旁骛地打整着刚捡来的废电线时（剥皮卷丝），一抬头发现父亲已在我身边了，我下意识地把手上拿的东西放在了身后，等着接下来的严厉批评，结果他像没看到一样，只是告诉我，吃完饭自己早些回去不要等他，记得把作业完，他回来给我检查。

父亲的工作确实很辛苦，加班是经常的事，我也算是个真正见证了电视台艰苦创业时期的人了，包括他们仅有的几件“家珍”我都能数得出来，他们有一套公用的理发具，还有一辆后面带有大货架的自行车，这辆车父亲也偶尔骑回家来，这车骑起来很笨重，但我就是用这车在宿舍院子里学会了三脚猫技术的骑车方法，一次父亲回家时，看见车的货架上放着一个白布包裹的东西，原来是把单位的理发工具拿回来给我理发的，结果头发理完后一照镜子，我决定三天不出门了，这实在是太难看了，果不然小伙伴一见面就问，是谁给你理的这个马哥头，是用碗扣着剃的吧，当时真恨不得能从哪抓顶帽子来赶快把它盖上，后来是经过多次地在我头上试验，老爸的技术才有所提高。

贵州电视台开播的初期，播出时长很短，一个星期也只有几天有电视节目，晚上7点半开始，12点前就结束了，节目内容也相对简单，有电影、图片新闻等、再就是一些贵阳市文艺团体编排的文艺节目，这些文艺节目中多带有浓厚文革时代气息。电视台正对大门的老新闻部处，原先设计的是个电影放映厅，放台摄像机对准屏幕就能实现电影播放了，位于它右边的原车队办公区域是电视台最早的演播厅，我经常在此串入串出，它面积不大，也没有专门的舞台，与摄像机位同处一个又平面，主要是房间的层高空间不够，挂上灯光设备后，就没了午台搭建的空间。我在这里看过的一出节目，几十年过去了，那画面内容，至今都还清晰的记刻在脑海里：节目中，一个鬼鬼祟祟的阶级敌人，趁没人的时候出来搞破坏活动，结果被人民群众发现，想逃离现场，往左办跑几杆红缨枪对准了他，往右边跑又是几杆红缨枪对准了他，往后跑时持枪的解放军战士出现在了他的面前，无路可逃的阶级敌人，被革命队伍中的一英雄人物提着领子在舞台上转了3圈后成功抓获，人群中响起了胜利的掌声。节目演出过程中，我也是不安分的在演播厅和导播机房之间悄悄的来回串，由于好奇我更喜欢看那只有6寸大的小监视器，我还听到了导播与摄像人员的通话“等会坏人出场时背景灯光要暗一点，调大一点对比度”。黑白电视机时代，是用这种技术方法在艺术上表现阶级敌人阴暗的。

演出结束后，又在过道里正巧遇见了那个在舞台上抓坏人的那个“英雄人物”他用那只刚刚抓过“坏人”的大手，摸着我的头亲切地跟我打了个招呼，这让我高兴一晚没睡着，第二天到校后，成了跟同学们一天的谈资。

随着电视台正式的开播，地上的废旧金属也跟着绝迹了，此时的自已好像也对此缺少了兴趣，但又发现了新的喜好目标，因工作的需要，贵州电文视自力更生，建了个胶片洗印工作间，这里有很多剪辑下来不要的，一节一段的废胶弃胶片，上面有人物还有山水风光等画面，我把它们卷成卷用猴皮筋扎住，带到学校送给关系较好的同学们，这是个非常好的社交利器，我的同龄人中，很多还不知道电视为何物，是带着羡慕的眼光听我娓娓道来关于电视的新鲜事物，这种被众人围观的感觉真不错。

跟着父亲去上班的那段时间，还经常到青云上玩，那时的青云山植被茂密，很少有人上来过，静悄悄的，偶尔传来一些蛐蛐虫呜的声音，我一个人在山中玩久了也会有些害怕，后来我还把在山里的发现告诉了宿舍大院里的个别小伙伴，一起来山上捉蛐蛐，结果蛐蛐没捉到几只，却找到很多癞蛤蟆，（都被我们残害了）我们用树棍将它们拔到一堆后施以石刑，当时不知道这是益虫，否则不能这么干。

不久之后，山顶上的电视天线也建好了，我能很轻易地爬上塔身中间的那个有几平米的四方型小平台，在上面玩耍，风大的时候，在上面能感受到强烈晃动。1968年也就是贵州电视台正式开播这一年的国庆节，贵阳市举行了盛大的国庆游行活动，还在春雷广场后面架了很多门准备晚上打礼花的“炮”，那天父亲的工作任务可能实在太忙了，竟顾不上管我，被遗忘在家中的我，到了中午啥吃的都没有，就这样一直饿到了下午，开始觉得胃痛不舒服，蹲在地下不停地吐酸水，这时候一个单位叔叔来到我家，这叔叔以前我认识他是派驻在电视台工作的工宣队代表，都叫他“工代表”，是个北方人十分和蔼可亲，他说是父亲让他来接我去单位的，在路上他买了些东西给我吃，吃完后胃也不痛了，（后来我也就知道了，胃一痛就得赶紧吃东西），他没领我去见父亲，而是带我来到青云山上电视塔的小平台上面，晚上我俩地在这个全贵阳最好的位置上观看了礼花焰火燃放，过后他才把我交到父亲的手上，这段经历也上我永久难忘

时间来到了1969年，父亲准备将远在河北的母亲和弟弟妺妹接回贵阳，一直在北方老家和奶奶生活在一起的妺妺也正好到了上学的年龄，长期在一起生活，让她跟奶奶有了太深的感情，奶奶要是不来，她死活都不愿跟父母来贵阳，只好做奶奶的工作，让她一起来贵阳，帮忙照顾下父亲和几个孩子，着到我们一家人过得如此艰难，她也有点于心不忍，答应暂时和我们来贵阳生活一段时间，等我们一切生活都稳定了她再回去北方。终于我的一家人在贵阳团聚了。初到贵阳奶奶很多方面一时很难适应，原本打算在这里呆一年就回去，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要把户口也一起迁过来，当时很多生活物品都要凭票购买，粮、油都是限量供应，按户口本的人数每人每月4俩油，27斤粮食（工人33斤），一打开购粮本就能看到“节约闹革命”“忙时吃干，闲时吃稀”的几个醒目大字。奶奶在老家是全县有了名的老革命，光她手上就有我们陈家的5本烈士证。在老家她的吃喝用度、包括生病医疗均由国家报销，生活用品一旦缺什么，干部们会亲自给她送到家中来。到了贵阳这一切优惠政策都没了，买个东西来晚了排队都不一定能买上，对她来这现实反差确实太大了。那些年我们一家五口的粮油严重不够吃，全靠老家亲戚接济，记得舅舅们经常把几个猪尿泡（很结实不易破）弄干净后装满猪油扎紧口找人帮帶过过来，这极大地惠及了我，那个年代猪油加酱油拌饭正是小孩子们的最爱。后来奶奶在贵阳一住就是10年，她也慢慢溶入这个南方城市的生活。奶奶很能持家，省吃俭用，把一家人的生活照顾的非常好，奶奶还是个热心肠的人，邻里家中有事都喜欢帮忙，她还有一手好的针线活，会做小孩的棉衣棉裤，还有一定的外交攻关能力，在那个物资匮乏，生活艰苦的年代，找关系、走后门，是生活中使用最频繁的词句了，买菜、买肉、买米，没有不排队的，一排就个把小时，本人曾深受其苦。直到有一次我和奶奶去粮店买米时，不知咋就跟粮店开票的人套熟了，还帮人家的小孩做了套棉衣棉裤，结果人家高兴的不得了，等我们再去买米时，一见到我和我奶来了，就会用眼神示意我们不要排队了，直接进去把购粮本递给她就行，几分钟之后我就背着已称好的米，奶奶跟在我的身后，一起高高兴兴回家了，再以后整个新路口粮店的工作人员就没有跟她不熟的人了。

走后门搞关系这样的事不但个人之间盛行，单位之间也如此，电视台成立的初期，很多人经常来里找父亲谈工作，家里有人来我最开心了，我借着给客人水沏茶的功夫，顺便能听到大人们说的一些社会上的新鲜事，听到有位叔叔说，某日下午，离开播不久的时间里，供电局突然停电了，打电话去问，人家说是线路例行检查，等检查完了就会灰复供电，事后分析是不是没给人家送电视票，当时整个贵阳总共有二十台十四寸黑白电视接收机，省、市主要党政机关借走了部分，电视台在演播厅里划出了一块空间放了几排坐位，通过发票的方用来满一些社会机关群体希望前来观摩学习的需求。此时就听他们说，以后像供电局、自来水公司这此与工作中有着重要关系的单位都要经常去送点票。据说经此这般操作之后，这些单位都变得很支持电视台的工作了，供电局还专门给电视台架设了一条备用专线。

早期的电视票

我不但亲眼目睹了贵州电视台早期建设中的那段光辉历程，还在不经意间也曾经为它做过一小点点的贡献，只是自己不说别人也无从道知道。照片中的这座位于东山之顶的东山电视发射塔，1972年设计立项，1974年建成使用，它取代了最早青云山上的那座40米的铁塔，现很多人不是很清楚这个情况，那一年我小学毕业，进入贵阳一中读初中，班里有个叫李俊的同学，他家住新路口九单元宿离我的家所住的电台宿舍很近，还不到百米距离，我俩上学、放学过程中经常是结伴而行，久而久之我俩便成了班里最要好的同学，经常在他家里一起做作业，晚了还在他家蹭饭，他们的家伙食比们家的好，再后来我们双方家长也成了好朋友，有一天母亲跟我说，总是麻烦你同学一家，这个星期天请他们一家人，到家里来坐坐吃个饭吧。吃饭间大人们免不了要谈些彼此间工作上的话题，当时东山项目寸报到省计委后，一直得不到批准，因为东山上有个寺庙，要评個建这项目会不会对此有多大影响，问题卡在了省计委一个陶姓处长身上，听到这，同学的母亲说，“这也太巧了，你说的这个陶处长正是我的妹夫，是五孃家爱人（我同学母亲是四孃），这样吧，下星期我把他约在家里，你们也过来，一起吃个饭当面谈谈，结果他们谈好了，再后来就没有我的事了。东山发射塔在建期间曾跟着父亲上去过两回，当时正值学校放署假，整天和宿舍小伙伴去军区游泳池，和小车河这些地方游泳，当个年代道路上车辆比较少，未成年孩子们交通意外的概率不大，反而是游泳溺水的事情较多。为不让我到处乱跑，有空他也会带我跟他去工地上看，当时通往东山上面的只有一条 陡峭狭窄的小路，各种设备和建筑材料都要靠人挑肩扛地往上搬运，在上面工作的一位叔叔见了我说，“你来了就帮我们做点事吧”给了我一个本子和笔还有些印好的小票，交待我，民工的每挑上来一筐沙，就发给他们一张票，在本子上也记上一笔（五筐凑成一个正字）以方便统计和结算。

花点时间再讲点我这个好同学李俊的故事，顺带纠正一点历史记录中的误差。我这同学在初中刚毕业的那一年，遇到了贵阳市越剧团在社会上招收学员，我陪他一起去应考，同学本来就有些文艺功底，结果展示了几下才艺就顺利考上了。1976年贵州电视台尝试拍摄首部电视剧《赶场》，我迅速将这个好消息通知了他，结果他又应试成功了，在剧中他扮演一个市场管理员（今称城管），手里拿一个铁皮喇叭，时不时的对小着小商小贩们喝5吆6的。查了下百度，所有显示贵州电视台所拍的第一部电视剧是1980年所拍的《试用》，这应该是弄错了，按时间来算最早的应是这部《赶场》。1978年由贵阳市文化宫蔡葵老师编写的剧本《山寨火种》被长春电影制片厂看中，剧组前来贵阳挑选本地演员，结果我这同学又因之前演过电视剧的经验优势，加上长像英俊，跟当时热映电影《闪闪的红星》中的主角，潘冬子颇有几分相似，又顺利进入该剧组。在剧中他饰演首长的通讯员， 在剧里他的台词不多，基本就是“报告”和“是”三个字，但镜头不少，有首长在他就在。我自然也就成了他最早的粉丝。

东山发射台

看到几十年前，父亲写下的文字，睹物思人。

有父亲的报销凭据

1977年我参加工作进了广电系统，我当时被分配到了省广播电台（因父亲在电视台任领导工作，我不便进入与他同一单位工作的）在广播电台工作了近20年，2001年的时候，遇上机构改革时的调整、合并，又机缘巧合地来到了贵州电视台工作，又在建设电视事业上添砖加瓦干了20年，2020年退休。

父亲在贵州电视台的初期建设中做出过很大贡献，在国际援外工作上也取得过突出成绩。1971年父亲作为中国专家组成员被派往阿尔巴尼亚援建其国家电视台，那时正值中、阿两国关系特殊友好时期，我国自主生产了三套全晶体管的电视台设备，一套用在中央电视台、一套给了贵州电视台、受周恩来总理指示，这一套援助给了阿尔巴尼。当时自己还是个大太懂事的小学生，父亲要出国的那天正好是个周末，单位上不少领导和同事也都前来送行，还特意给家属也安排了一辆车方便前去送送，我那天一早就跑出去和小朋友们玩疯了，根本也没把这事记在心上，平常我们都己习惯了父亲总是不停的在外出差，只是不知道这次一去要两年之久，由于父亲这次出国工作的时间较长，临行前也想与家人孩子多呆一会儿，到时间了大家没能等到我，最终自己因贪玩忘了时间而没能去机场送送父亲，过后母亲虽然没有为这件事怎么责备我，但我还是为自己的不懂事感到一些难过。

1972年父亲顺利地完成了援阿工作任务，还获得了阿尔巴尼亚国家议会颁发的三级劳动勋章，这也是父亲一生中值得骄傲的荣誉。回国时父亲带了一些当地的民族手工艺品，香烟等小礼品，用于赠送亲友和同事，我第一次见到这些花花绿绿的“外国”东西时还是非常的好奇和兴奋，父亲把几个没花完的阿尔巴尼亚硬币给了我，这几个宝贝竟让我开心得不得了，它们成了我跟小伙伴们吹牛、显的摆的“本钱”了，之后我几乎是天天将它带在身上，母亲还好心地提醒过我“放家里吧，整天揣身上怕丢了”，可我偏就不听，结果终于在某一天被我不慎遗失了，这让我后悔难过了很久，也曾因日思夜想后在“梦”中失而复得过，但梦醒之后却是更加的失望和难过……一晃几十年过去了也逐渐淡忘了此事。直到有一次，在参加一个贵州钱币组织学会的成立的大会上，突然想起了此事，就跟身边的收藏家朋友李红波老师聊到这段经历，李老师说这事搁现在好办了，于是在他的帮助下终于“寻回”了同样的宝贝，这于我来说很有意义。再过几天就是清明节了，又想起了老父亲，他退休后过着平淡的生活，就连生病期间都不愿多给儿女们添麻烦，一次我在医院陪伴他，说好了他晚间起夜时就叫醒我，结果他为了让我睡好，起来时没叫我，没想到我一直是醒着的，父亲青年时就睡眠较轻，一有动静就会醒来，这也遗传给了我了，我也如此。第二天母亲来替我时，他对母亲讲，“让他早点回去休息吧，他一夜没睡好”。父亲有着良好的生活习惯，睡觉时换下的衣服永远是整齐地叠放一起，胡子任何时候都剃的干干净净，他一直是使用老式刀片刮胡刀，从不用电动刮胡刀，他病重的时候身体很虚弱，要在病床上完成洗脸刷牙，我注意到他床头上的监测仪器，就是这样轻轻用力的一些动作，都会使他的心率一下变快起未。有一天他跟我说道，“下次你再来的时候，把你的刮胡刀带来，帮我刮刮胡子吧”没曾想到这竟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为父亲刮胡子了。2012年，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闻讯后，时任贵州广播电视台台长白芳芹来问要不要给老台长举办个追悼会索要他的一些生平材料，家人们商量后回复，表示谢谢组织的关心，父亲生前做事不喜欢热闹张扬，就让他安安静静的走好了，后来白台长带着全体班子成员，来给父亲做了最后送别，也给了他最大的尊重，这让我们非常感动。我们想给父亲写个墓志铭纪念他，想起了原贵州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陈颂英老师，有一年北京广播学院校庆，父亲接到后邀请后，因身体原因未能出席参加，活动后学校方出了本书《白杨颂》广播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前身）其校歌歌名就叫《年青的白杨》书中第一篇文章就是陈颂英老应约为父亲写的个人事迹的介绍文章，父亲看到后也非常喜欢这篇文章。于是我找到陈颂英老师，说明来意后陈台很愿意为父亲撰写墓志铭，写完之后他又发内容与我看，其中有一句“他是贵州电视事业的奠基人”看了后我跟陈台说，这样说法是不是大了点，用创始人是否要合适点，陈台听后说道“我对你父亲的事情比较了解的，他对得起这样的称谓”，毋需质疑。

阿尔巴尼亚钱币

清明节之际，愿以此文纪念已逝去的父亲，愿他在那个遥远的世界里，也能感受得到家人们对他的深深爱意与深切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