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之《报任安书》（节选）赏析

少主

（一）《报任安书》（第五段）原文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84。盖文王拘而演《周易》85；仲尼厄而作《春秋》86；屈原放逐，乃赋《离骚》87；左丘失明，厥有《国语》88；孙子膑脚，《兵法》修列89；不韦迁蜀，世传《吕览》90；韩非囚秦，《说难》《孤愤》91；《诗》三百篇92，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93，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94。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第五段）

（二）注释

84.倜傥（tì tǎng）：豪迈不受拘束。

85.文王拘而演《周易》：传说周文王被殷纣王拘禁在牖里时，把古代的八卦推演为六十四卦，成为《周易》的骨干。

86.仲尼厄而作春秋：孔丘字仲尼，周游列国宣传儒道，在陈地和蔡地受到围攻和绝粮之苦，返回鲁国作《春秋》一书。

87.屈原：曾两次被楚王放逐，幽愤而作《离骚》。

88.左丘：春秋时鲁国史官左丘明。《国语》：史书，相传为左丘明撰著。

89.孙子：春秋战国时著名军事家孙膑。膑脚：孙膑曾与庞涓一起从鬼谷子习兵法。后庞涓为魏惠王将军，骗膑入魏，割去了他的膑骨（膝盖骨）。孙膑有《孙膑兵法》传世。

90.不韦：吕不韦，战国末年大商人，秦初为相国。曾命门客著《吕氏春秋》（一名《吕览》）。始皇十年，令吕不韦举家迁蜀，吕不韦自杀。

91.韩非：战国后期韩国公子，曾从荀卿学，入秦被李斯所谗，下狱死。著有《韩非子》，《说难》《孤愤》是其中的两篇。

92.《诗》三百篇：今本《诗经》共有三百零五篇，此举其成数。

93.失：读为“佚”。

94.愠（yùn）：怒。

（三）译文

　　古时候虽富贵但名字磨灭不传的人，多得数不清，只有那些卓异而不平常的人才在世上著称。西伯姬昌被拘禁而扩写《周易》；孔子受困窘而作《春秋》；屈原被放逐，才写了《离骚》；左丘明失去视力，才有《国语》。孙膑被截去膝盖骨，《兵法》才撰写出来；吕不韦被贬谪蜀地，后世才流传着《吕氏春秋》；韩非被囚禁在秦国，写出《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都是一些圣贤们抒发愤懑而写作的。这些都是人们感情有压抑郁结不解的地方，不能实现其理想，所以记述过去的事迹，让将来的人了解他的志向。就像左丘明没有了视力，孙膑断了双脚，终生不能被人重用，便退隐著书立说来抒发他们的怨愤，想到活下来从事著作来表现自己的思想。我私下里也自不量力，近来用我那不高明的文辞，收集天下散失的历史传闻，粗略地考订其事实，综述其事实的本末，推究其成败盛衰的道理，上自黄帝，下至于当今，写成十篇表，十二篇本纪，八篇书，三十篇世家，七十篇列传，一共一百三十篇，也是想探求天道与人事之间的关系，贯通古往今来世道盛衰变迁的脉络，成为一家之言。刚开始草创还没有完毕，恰恰遭遇到这场灾祸，我痛惜这部书不能完成，因此便接受了最残酷的刑罚而不敢有怒色。我现在真正的写完了这部书，打算把它藏进名山，传给可传的人，再让它流传进都市之中，那么，我便抵偿了以前所受的侮辱，即便是让我千次万次地被侮辱，又有什么后悔的呢！但是，这些只能向有见识的人诉说，却很难向世俗之人讲清楚啊！

（四）作者简介

司马迁，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一说龙门（今山西河津）人。司马谈之子。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初任郎中，奉使西南。元封三年（前108年）任太史令，继承父业，著述历史。后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

（五）创作背景

　　这篇文章是司马迁写给任安的回信。任安是司马迁的朋友，曾经在狱中写信给司马迁，叫他利用中书令的地位“推贤进士”。司马迁给他回了这封信。

任安早年在大将军卫青门下。当霍去病渐渐受到汉武帝的宠信，逐渐凌驾在卫青之上的时候，卫青的故人、门下都投靠霍去病了，并因而获得官爵，只有任安不肯，仍效命于卫青。在巫蛊之祸中，任安担任护北军使者，握有兵权，戾太子刘据派人持节到他那里要求发兵助战，他受了节，但仍闭城门，不肯接应太子。事件平息后，汉武帝赏赐了那些系捕太子的人，而把那些跟随太子和为太子助战的人都治以重罪。后来有人进言，说太子在“进则不得见上，退则困于乱臣”的情形下，不得已而“子盗父兵”，其实并无造反之心，使汉武帝感悟到太子是冤枉的。于是，先前所做的处置，又重新检讨，变成了与太子战、反太子的人全部有罪。而当汉武帝心理转变的时候，便对任安对待太子的态度产生了根本的怀疑，他怪任安不帮太子，却坐持两端，准备看谁胜了就依附谁，于是就判他腰斩，十二月就要行刑。任安自认为自己是冤枉的，他写信给经常可以见到皇帝的司马迁，请他设法援救。司马迁接到这封信时，他的心里相当为难。他了解汉武帝，自己就曾尝过汉武帝暴怒之下的痛苦，他实在不愿意再遭到第二个“李陵之祸”。论交情，李陵与他“素非相善”，而任安是他的老朋友，双方的家庭彼此都很熟悉。司马迁也非常明白汉武帝一心为太子报仇，任安的死罪，绝无平反的可能。他要把自己见死不救的苦衷，向老朋友说明，并请求他原谅。于是，司马迁写了这封长信给任安。

（六）赏析

　　《报任安书》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第一篇富于抒情性的长篇书信，内容极其丰富。司马迁向任安解释了自己为什么不能按照来信的要求去做，为什么要为李陵辩护而触怒汉武帝，为什么自甘受辱、愿意接受宫刑，以及在宫刑以后是什么信念支撑他顽强活下去的。全文可以分为六段。

第一段，从开头到“幸勿为过”，先说明任安来信的内容，再就答复迟表示歉意。“推贤进士”是任安要求作者“说情”的婉转说法，“仆非敢如此也”是此段的核心，由此引出自陈己志。

第二段，从“仆闻之”到“尚何言哉”，说明自己因受宫刑，已不属士大夫之列，难以参预朝议。任安看到司马迁“尊宠任职”，出入不离汉武帝左右，以为很得志，于是向司马迁提出了“推贤进士”的要求，他不知道司马迁当时外表虽然一如往常，内心却非常痛苦。任安的话触到了他的痛处。他先是说明自己不具备推贤进士的条件，接着说明自己接受宫刑，违背君子的行为准则，不齿于君子之列，不具备推贤进士的身份。最后说明自己受刑之前就平庸无能，没有受到皇帝的重视，也不具备推贤进士的资本。

第三段，从“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到“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陈明自己惨遭宫刑的原因，看似为李陵辩解，而广义上也属推贤进士。司马迁为李陵辩护，当时很多人认为他是错定了。于是在信中他为自己辩解。他说自己在武帝面前“推言陵功”，完全是为了“广主上之意”，即宽慰武帝。还有，他与李陵没有私交，只是根据李陵出征之前优异特达的表现和勇赴公难的决心，钦佩李陵有国士之风，又根据李陵以少击众的情势、殊死奋战的表现和大量杀敌的战绩，认为李陵虽然丧师，但不辱国。他认为武帝说他“为李陵游说”是误解。这部分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司马迁的是非观。

第四段，从“仆之先人”到“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主要申述自己遭受极辱而不自杀的原因。全段可分为三层。第一层，从“仆之先”至“素所自树立使然也”。先说祖先的职务不为天子所重，且为世俗所轻，再说自己假如不选择受腐刑，而是“伏法受诛”，在周围人眼裏，自己是罪有应得，并不能显示出自己有什麼气节。第二层，从“人固有一死”至“殆为此也”。“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承上（死得有没有价值）启下（辱与不辱的区别）。然后列举不辱、受辱的不同等次，说明自己受到了极辱。接着用比喻、对比来说明人的志气在困辱的境地中会逐渐衰微的，再举王侯将相受辱后不能自杀的例子，用来反复说明“士节”不可以稍加折辱，自己若要死节的话，在受刑之前就应该自杀。第三层，从“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至“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司马迁说明自己受辱不死的原因是为了使“文采表于后世”，进一步申明他并不顾念家庭，也不缺少“臧获婢妾，犹能引决”那样的勇气，但轻轻一死，也就同时断送了为之献身效命的事业。司马迁坦然自信地表白了自己的心意，他“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是“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

　　第五段，从“古者富贵而名摩灭”到“难为俗人言也”，进一步说明自己受腐刑后隐忍苟活的原因，是为了完成《史记》。可分为两层。第一层，从“古者富贵而名摩灭”至“思垂空文以自见”，列举古代被人称颂的“倜傥非常之人”受辱后“论书策以舒其愤”的例子。第二层，介绍《史记》的体例和宗旨，说明自己“就极刑而无愠色”是为了完成《史记》。

第六段，从“且负下未易居”到结尾，再次向任安表述沉痛羞辱的愤懑心情，并陈说他对馀生的看法。司马迁说他不能“自引深藏于岩穴”，只能“从俗浮沉，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这种痛苦只有自己深知。“浮沉”“俯仰”“狂惑”等贬语，其实是作者寓悲愤于自贬。最后与开端相照应，再次婉辞解说无从“推贤进士”的苦衷。

　　这封书信的思想内容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第一，反映了司马迁的光辉性格和封建统治者的一些恶劣行为；第二，反映了封建刑狱制度的黑暗、残酷；第三，在中国文学史上最早提出了“发愤著书”的理论；第四，揭露封建帝王对待史官的态度和自己写作《史记》的情况。

这篇文章是司马迁文学艺术素养的自然流露，充分体现了司马迁散文的特色。全文融议论、抒情、叙事于一体，文情并茂。叙事简括，都为议论铺垫，议论之中感情自现。“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抒发了对社会不公的愤慨；“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悲切郁闷，溢于言表；“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如泣如诉，悲痛欲绝。富于抒情性的语言，将作者内心久积的痛苦与怨愤表现得淋漓尽致，如火山爆发，如江涛滚滚。

大量的铺排，增强了感情抒发的磅礴气势。如叙述腐刑的极辱，从“太上不辱先”以下，十个排比句，竟连用了八个“其次”，层层深入，一气贯下，最后逼出“最下腐刑极矣”。这类语句，有如一道道闸门，将司马迁心中深沉的悲愤越蓄越高，越蓄越急，最后喷涌而出，一泻千里，如排山倒海，撼天动地。

典故的运用，使感情更加慷慨激昂，深沉壮烈。第二段用西伯、李斯、韩信等王侯将相受辱而不自杀的典故，直接引出“古今一体”的结论，愤激地控诉了包括汉王朝在内的封建专制下的酷吏政治；第五段用周文王、孔子、屈原等古圣先贤愤而著书的典故，表现了自己隐忍的苦衷、坚强的意志和奋斗的决心。这些典故，援古证今，明理达情，体现了作者伟岸的人格和沉郁的感情。

修辞手法的多样，丰富了感情表达的内涵。如“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以下八个迭句，实际隐含着八组对比，同时又两两对偶，与排比相结合，既表明了对历史上杰出人物历经磨难而奋发有为的现象的认识，又表明了以他们为榜样，矢志进取、成就伟业的坚强意志，气势雄浑，令人欲悲欲叹。又如“猛虎在山，百兽震恐……”一句，运用比喻，沉痛控诉了人间暴政对人性的扼杀和扭曲，形象地说明了“士节”不可以稍加受辱的道理，真是痛彻心脾。其他像引用、夸张、讳饰等修辞手法的运用，都真切的表达出作者跌宕起伏的情感，有时奔放激荡，不可遏止；有时隐晦曲折，欲言又止，让读者似乎触摸到了作者内心极其复杂的矛盾与痛苦。

《报任安书》见识深远，辞气沉雄，情怀慷慨，言论剀切，是激切感人的至情之作。其中叙事、议论、抒情，志气盘桓，交融一体。文章以过人的丰富、强烈、奔放的思想感情，形成卓绝千古的浩荡雄伟的气势。其中所表现的司马迁崇高的人生信念和为《史记》献身的精神，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和教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