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他帮助斯诺得以更完整向世界呈现首次访问陕甘宁红军

德华

因他帮助斯诺得以更完整向世界呈现首次
访问陕甘宁红军

胡立东撰文

2025年3月30日

本论文标题中的“他”是谁？

为什么“因他帮助斯诺得以更完整向世界呈现首次访问陕甘宁红军”？

开门见山，用斯诺的话，直接点题、解题。

斯诺在《红色中华散记》的自序里记述：“约翰·K·费尔班克(费正清)教授堪称魔术大师，他使这些长期冬眠的材料回生。在他的建议下，这本书才开始编集，而且要不是他的玉成，本书无疑不可能付印。”

1936年7月8日至10月19日，斯诺首次访问陕甘宁红军之后，于1937年写出20多万字的巨著《红星照耀中国》（英文名为《Red Star Over China》），轰动世界和中国。

20年之后，于1957年，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出版了由美国著名历史学者、汉学家费正清作序，斯诺写的《Random Notes on Red China, 1936-1945》，中译本书名是《红色中华散记》，又名《中共杂记》。这是哈佛大学出版的有关东亚的第五本专著。此书是斯诺对《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一书所作的重要补充，或可称为续篇，或姊妹篇。
图 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斯诺著作《Random Notes on Red China, 1936-1945》，中文名《中共杂记》，又名《红色中华散记》。 图 1957年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出版的美国著名历史学者费正清作序，斯诺写的《Random Notes on Red China, 1936-1945》，中国出版的中文版书名是《红色中华散记》。 在费正清大力帮助下出版的《红色中华散记》一书中，斯诺披露了更多首次访问陕甘宁红军的具体情况。使斯诺得以更完整地向世界呈现他首次访问陕甘宁红军，此书不论对斯诺而言，还是对中共、红军的党史、军史，乃至那段历史而言，都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和重大意义。

对立东而言，除了从《红色中华散记》一书中发现了斯诺对更多的红军人物的记述之外，更是发现了斯诺更多地记述了老爹胡金魁（中央交际处长兼外交部招待处长）接待并全程陪同斯诺首次访问陕甘宁红军的情景，以及斯诺在途中单独采访了胡金魁，并记下了胡金魁自述的见到斯诺之前的人生小传，如下：

一，

《红色中华散记》之“第十七篇 同红军在一起
1936年8月26日于甘肃预旺县”。

“我和彭德怀、李富春等吃完早饭后，在7点30分离开了预旺堡。第1师给了我一匹小黑马，是从马鸿宾那里缴获的，我骑着这头漂亮牲口穿过了一块平如桌面的平原。这里草地绵延，大部分原先是农田，经过回民起义和过去二十年的旱灾和饥荒，现在又成了草地。我们经过一个不大的羚羊群，它们安详自若，缓缓而行，令人难以置信。现在遗留下来的居民几乎全都是回民。稀落的村庄，建筑带有摩尔人伊斯兰教的格调——那些屋顶，宽敞的大门，宽敞的庭院打扫得干干净净——它和陕西的肮脏邋遢适成鲜明对比。
徐海东指挥的第15军团就在这里预旺县驻防。徐派了一排人骑着小蒙古马来迎接我们——王汝梅、马海德、胡金魁和我自己。我们很快走完这七十里地，有一半路程我们纵马奔驰。晌午时分，王汝梅骑的那匹马鞍具松开了，马儿直往有城墙的地方飞奔而去，直到城根才收住步。王汝梅咬牙坚持到了底。他称得上英雄好汉，因为这可以说是他第一次骑马。
城门外站着一群专门来欢迎我们的人，他们两旁的旗帜上写着：“欢迎美国国际记者来苏区检查工作。”当我们进入高大的城墙时，军号齐鸣，城墙上散立着一些成群出来看“洋鬼子”的城里人。南门外矗立着一座建筑宏伟的清真寺；北门外也有一座。在南北门当中有条满是店铺的大街，街尽头是两座很好看的塔楼，其中一个是所戏院。”

二，

《红色中华散记》之“第十七篇 同红军在一起 ——旅途日记片断”。

“9月9日于甘肃陈家坞。

（立东注：在返回保安的途中，1936年9月9日于甘肃陈家坞野外休息时，斯诺对胡金魁进行了采访。斯诺记述了胡金魁回忆早期经历，参加工会，经历立三路线，白色恐怖，以及参加红军等情况。）

　　下午很早即抵此，行军七十里。我骑的那匹小马精疲力尽，因为它已经一连跑了五天没有休息。
　　一路穿越草地，到处布满野花，有紫色和浅绿的翠菊，有不少又大又美的蓟花，还有一种好比在绿色群山间溅上片片血迹似的暗红色野花。地上羚羊成群，天空布满老鹰，有的大鹰展翅宽达五六呎。还有好多的云雀、长着红翅膀的黑色的小鸟、喜鹊和乌鸦，它们成千上万蜂拥而来，草原上充满了聒噪声。我一路上看到好多羊群，每群三四百只。野马不时驰过远方地平线。有一次，两只大鹰在高空为了争夺一块腐肉之类相互厮杀、撕咬，发疯似地扑打着它们硕大的翅膀。
我们来到一座狭谷深处的回民村庄，走了一整天就看到这唯一的居民点。我们就在那里吃了午饭。胡金魁和我坐在一棵树下，俯瞰辽阔的平原，眺望在远处岭上飞奔的羚羊，晌午的阳光使人昏昏欲睡。我们坐在那里，深感草原的美丽和辽阔，赞叹中国的瑰丽多姿。这时，胡金魁开始向我倾诉他的童年以及他参加红军的经过。”

三，

“他说，他老家在赣南农村，“那里的稻谷多得很，连穷人都有米吃。”一元钱就能买好多担。可他家里还是一贫如洗，经常负债。即使有米吃，老吃也叫人腻烦。这我们现在看来不可能。胡听说赣中有个叫吉安的地方，坐轮船沿附近的河走只要两天就到。他时常去码头，向船夫打听吉安的事。那里还有叫做“电”的东西。化五角船钱他就可以去吉安亲眼看看那个东西。
　　胡慢慢攒了五角钱，搭船去了吉安，那确实是个有趣的地方。他在一家织布厂找到了工作，平生头一回赚那么多工钱。不错，他一个子儿也积不下，因为食宿费用都很贵。但还可以有钱偶尔夜里去洗几回热水澡，他看到了电灯，当上了工人，甚至还认了几个字。革命到来时，他在青年工人中红了起来，共青团组织来物色他，教他马克思主义。之后他在工人当中组织了共青团支部。他们懂得，革命就是革地主老财的命，对于他们这就足够了。胡成了有名的青年领袖。
　　反革命以后，吉安有大批青年人被捕，许多人被杀害。胡被关进了监狱，但全厂五百多名工人联名上书，为他请命并要求放他出来，发誓说他决不是共产党。当地报纸登了工人们的请愿书，他终于获得自由。胡回到工厂做工，搞党的秘密工作。红军在1930年攻占吉安时，胡是参加红军的六千名工人当中的一员。有一个月所有工厂都在共产党管制之下，工资增加了四倍，每个工人都发奖金(胡自己分了三十元)，红军一连好几天用从地主家里抄来的猪、牛、羊肉为工人们大办宴席。每天夜里都演戏，大家唱到嗓子嘶哑才罢休。那段经历真叫“痛快”。不过对地主来说可就不那么痛快了。共产党抓了好几百个地主，关进了县城。
后来，据胡说，把这些地主连同白军军官俘虏一起，让他们喝酒吃肉，酒尽他们喝，这是相传的临刑准备。胡记得那一夜喝掉了八九十元钱的高梁酒，然后将他们全都杀掉。”

“这是1930年的事，胡说，当时红军“还在立三路线统治之下”。“托派分子”竭力鼓吹“要对地主、资本家进行残酷无情的斗争，实行恐怖”。过了不久李立三就下台了，党改而实行“目前的缓和”路线，胡所说的大革命时期白色恐怖的苦难，当时在共产党人的思想上记忆犹新，因而他们对高利贷者和这些蒋的地主盟友决不心慈手软。他就是在那个时期参加的红军，在红军里一直干到今天。

胡虽然是在红军中自学和受的教育，却像一个大学毕业生那样谈吐文雅，语态安详。他天生聪明能干，心灵手巧。他富于耐心，非常老实听话而又勇敢。谁也不相信几年前他还是个一字不识的农民。”

四，

《红色中华散记》之“第十八篇 返回途中”。

“1936年10月12日。
　　我大约上午9时离开保安，走上去西安的公路。除了毛还在睡觉，所有人都出来给我送行。陆定一陪我出城，一直送我到红军大学。公路下面，河滩地上，林彪和洛甫正在露天给各班学员讲课，当我策马而过时，他们全都停了下来，起立挥手高呼：“一路平安!”“斯诺同志万岁!”“同志”的称呼纯属出于礼貌，可我一想到这些青年人当中能有多少人能从那里活下来，不禁一阵难受。
　　我的坐骑“马鸿逵”，由于多日奔波，吃的全是高梁秸秆和草料，可真瘦了，但它此刻却整日在我们骑兵小队前健步小跑。我们沿着保安河一直走到日落，来到这个叫什么山的歇脚点，可它根本不是什么山；我们住在从河谷中平地拔起二百英尺高的一座砂石山脚下的农舍中。这座砂石山看起来像一个大蜂窝，凿石开成的几百孔窑洞鳞次栉比，沿着一条小路直上顶峰。一所古庙冠于山巅；庙旁就是过去县太爷的府第。沿河的石洞住房数不清，但我见到的要算这一间最大。红军大学就在这里一个窑洞中住过。
　　这里有些窑房舒适得出人意外，四壁粉刷得雪亮，地板用砖砌或木镶。由于它们天然高度绝缘，因而室内冬暖夏凉。它们又是无法攻破的碉堡，除了拥有重装备的部队正面冲击外，别无他法。除少许红军卫兵外，现在全都无人居住。
　　这一带没有什么东西可吃，经过劝说，我们的农民房东卖给了我们一只鸡。就着我们从保安带来的菜和小米面花卷，算得上一席盛宴，因为从一清早起我们什么也没有进肚子。饭后，我们坐在这位农民的炕上，胡金魁央求他拉一段他的三丝，这是一种类似日本三弦，而样子像长班卓琴的乐器(也许日本三弦是仿它制作的)。胡金魁说陕西人家家都有“三丝”。自制“三丝”和自造步枪是陕西人成家立业的两样必备品。
　　我们的主人是位青年农民，用白毛巾包头。他盘腿端坐在炕上，神情极为庄重，两只光脚垫在身下定边出产的羊毛地毯上。他的年轻妻子坐在他身旁，也光着两只脚，袒露着她丰满而呈棕色的胸脯在给婴儿喂奶。另一个娃子顺着爸爸的腿爬，扳着他的大脚趾在端详。他的歌声异常凄凉，听起来是依靠人们的记忆从远古流传下来的，和这荒凉的农村十分相称。
门框上晾着辣椒，对面小储藏室里堆着南瓜，还有不少倭瓜、萝卜和小米垛。他们正在忙着准备过冬呢!猪儿又大又肥，从站着听唱歌的战土们的双腿间钻来钻去。有些会歌词的陕北人跟着一起唱。”

五，

《红色中华散记》之“第十八篇 返回途中”。

10月14日。
我们在一间建造在山坡的草屋里过夜，居高临下，长满树木的山沟一览无遗，自从离开肤施(延安)以来，这是我第一次又见到稻田。这块坡度很大的地，是二十年前来这里的一个四川人的。他把这块农田叫做“二十亩高地”，因为它斜到山下，难以耕作。他解释说，只有本地人才能种上平地；外乡人概被排除在外。沟那边的那位农民现在拥有一百亩漂亮的稻田，可是他(我们的主人)不过是贫农会的“穷老张”。尽管如此，“穷老张”给我拿出了几个(到处极其罕见的)鸡蛋来，还有几只鸡，一些土豆和白莱。我们再次美餐了一顿，尤其是张端出他用小米、豆子、豆油和辣椒自己制作的豆油汤之后，这种汤真好吃。他不大好意思地给我上这种汤，当我喝完要添时，他高兴起来了。
　　我们(胡金魁和我们的两个战士)睡在一间储藏室里，屋里挂着这位农民过冬的微薄供应品——大蒜、豆子、萝卜、洋葱、白菜、土豆，少量的米，还有一股大烟味。
　　饭罢喝他做的汤时，这位农民告诉我，他有三个儿子去当了兵：一个当红军，在15军团的骑兵团；老二当赤卫队；老三在机关里当马伕。他还有两个小儿子。他的独女靠着母亲和姑姑蹲在炕上。

六，

《红色中华散记》之“第十八篇 返回途中”。

　 “1936年10月19日于东北军前沿。
　　今日上午，二十名红军战士护送我至此，找到了正在等我的边彰武。边是我当初来安塞时见到的第一位红军军官，而现在又是他来送我去“白色”世界。他亲自带我穿过无人区，一直把我领到几个在平原地上接我的东北军士兵那里，带队的是一位年轻军官，衣着整齐，腰佩金剑，手戴白手套，还拎着个热水瓶。我们互致问候；我同边握手告别，接着他就转身走回平原那边去了。
　　这位东北军军官和他的一个班士兵领我到他们团长那里，我和他一起用了饭。翌日上午，何柱国将军来看我，我们交谈了个把小时，然后我坐卡车动身去西安。他问了我好多关于红军的问题，包括他们的士气、装备、政策以及他们的爱国心和抗日决心大小等等。看来他对我所谈的很高兴。他对迟迟不能达成结束内战的协定表示很不耐烦了。
　　那天，我由那位戴白手套的军官安排上了一辆东北军的卡车，他一直陪我到西安市内我住的那座房子的大门口，这是根据张学良的命令让我住在这里的。”

立东注：
一，斯诺此段记述虽然没有提及胡金魁名字，但从以上所列出的他从离开保安之后几乎逐日记述胡金魁一直在他“返回途中”陪同他的情景，可证胡金魁一直陪同他走到访问的终点，而这里斯诺记述的“二十位红军战士”正是由胡金魁带队一路陪同斯诺从保安抵达洛川的。
二，到洛川后胡金魁把斯诺交给了边彰武，斯诺离开红区返回白区。至此，胡金魁圆满完成了毛泽东、周恩来交给他的接待并全程从头到尾陪同斯诺首次访问陕甘宁红军的历史性重大任务。

七，

斯诺在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的《红色中华散记》英文版《Random Notes on Red China, 1936-1945》 XVII With the Red Army P115（《红色中华散记》）“第十七篇 同红军在一起”第115页底部，专门写了一条关于胡金魁的注释：

用几乎杂乱无章的英文记述了他对胡金魁的复杂、多重的印象：“胡远非保镖，但又不太像一个官员。他对我来说像管家，是旅伴，但非仆人，是经理，但非翻译。”从中可捋出五个肯定性的概念，官员、经理、管家、旅伴、保镖。斯诺留下的这些概念，也可以说是胡金魁接待并自始至终全程日日夜夜陪同斯诺首次访问陕甘宁红军时，为斯诺在各个方面所作过的工作，以及给予过斯诺各种帮助，对斯诺留下的复杂而深刻印象。

图 费正清（John King Fairpark）画像。立东作于2024年1月。收入立东创作的《画说世界因他们而改变》画集。 图 1972年，费正清夫妇访华时与周恩来、乔冠华在北京合影。 1932年初，牛津大学博士研究生John Fairbank（费正清）到北平研究新对外公布的一批清朝海关档案，以完成他的博士论文。这位二十五岁的美国年轻学者，自此把学术关注点放到了这个东方国度。

后来，费正清以他的学术成就在美国被公认为是第一中国通，一位在西方世界开创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大师级学者。

费正清与许多中国知识分子都有交往和深厚的友谊。其中关系最好最深的是中国著名建筑学大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有趣的是，正是梁思成为费正清起了这三个字的中文名字。
图 梁思成、林蔚茵夫妇与费正清、费慰梅夫妇合影。 图 梁思成画像。立东作于2023年5月。收入立东创作的《画说世界因他们而改变》画集。 图 林徽因画像。立东作于2023年5月。收入立东创作的《画说世界因他们而改变》画集。 1935年林徽因给费慰梅写信，“最最亲爱的慰梅，寄给你这只红色的皮箱，这个红色美人看上去是不是可爱至极，她在我们林家已经六十八年了，现在她要漂洋过海去到你的身边，度过她以后的日子，直到有朝一日成为一件古董。”从此信可窥梁林夫妇与费正清夫妇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

而费正清大半生关注中国，对中国的情感，有关中国历史的造诣，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和他们的深厚友情及长年的文化熏陶有着分不开的千丝万缕的关系。

图 天安门悬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 立东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由清华大学建筑系梁思成、林徽因、李宗津、莫宗江、朱倡中等人所组的设计小组集体创作。1950年6月2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提出，同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同年9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命令》公布。以后历次宪法都确认了该版本国徽的法律地位。梁思成、林徽因在共和国的建立过程中，以他们渊博的学识，高超的技艺，留下了无与伦比的，与共和国同在的伟大作品。 图 费正清主笔的《剑桥中国史》。立东历经二十多年编撰的《中国抗日战争编年史》中收录了不少《剑桥中国史》中的资料。 今年，2025年7月17日是斯诺诞辰120周年纪念。立东以为，与斯诺首次访问陕甘宁红军著作紧密相关的人物里，费正清是份量很重的，且是一位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

因他帮助斯诺得以更完整向世界呈现首次访问陕甘宁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