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九）</b></p> <p class="ql-block">1945年夏天，炮兵十二团抵达昆明，驻在昆明郊外休整。</p><p class="ql-block">在印度受训期间，中国驻印军的后勤保障由美英方面负责提供，驻印部队的伙食标准超过中国国内的任何一支部队。</p><p class="ql-block">驻印部队的伙食有两种。<span style="font-size:18px;">平常伙食包括米饭、洋葱、土豆、卷心菜等各类蔬菜，保证营养均衡。每顿饭还有热汤和白面包。</span>野战伙食，每个士兵每天有三份野战食品，也注意营养搭配。有牛肉罐头1个，饼干、麦片、红茶各一包。驻印的学生士兵每月还发放12卢比的<span style="font-size:18px;">津贴</span>。</p><p class="ql-block">但自从番号撤销，部队退回国内后，其生活待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吃的是粗糙大米和劣质蔬菜。<span style="font-size:18px;">军官克扣军饷是常见的事，甚至连一日三餐也难以得到百分之百的保证。渐渐地，</span>父亲患上了肠胃炎。</p> <p class="ql-block">这时发生了一件事，使父亲受到极大的震动。炮兵十二团二营六连父亲甫澄中学同班的王汝贤因患急性肠炎未能得到及时医治，死后其遗体被赤裸裸地遗弃在一座破旧小庙里，令人惨不忍睹。父亲与另一位叫邓子孚的甫澄中学同班同学闻讯后，约上另外两位同学赶去小庙，将王汝贤的遗体就近掩埋。</p> <p class="ql-block">回到连队，父亲怀着悲愤的心情伏在牵引榴弹炮的卡车车头，写了封长信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了王汝贤在甫澄中学的好友文彦威，学校师生为王汝贤举行了一个隆重的追悼会。</p> <p class="ql-block">之后，文彦威又将父亲写给他的信送到成都青石桥街由张澜（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所办的《民主报》编辑部，报社加了个《一声昆明的哀鸿》的标题后，将父亲所写的信全文刊登在了《民主报》上。未曾料想，这封信居然在日后让父亲有幸两次避免了“政治运动”带来的灭顶之灾。刊登父亲那封信的那份《民主报》今天仍能在四川省图书馆和省档案馆查找到。</p> <p class="ql-block">八月，炮兵十二团开拔到贵阳附近的清镇，据说要去广西参战。八月十五日下午父亲由营地外出办事，在经过三营美军顾问帐篷时，见帐篷外的小黑板上用粉笔写着“Vctory Long Live”！他立即意识到日本投降了。</p><p class="ql-block">经过艰苦抗战，终于赢来了胜利，父亲也实现了他投笔从戎报效国家的愿望。在1945年的岁末，父亲便向团部递交了一份退役申请，说明自己参加青年远征军的初衷是抗日救亡，现在日本巳投降，抗战胜利了，因而打算退役回母校继续完成自己的求学之路，将来更好地报效国家。</p><p class="ql-block">1946年2月初，父亲的退役申请终于得到批准。临行的前一天，观测班的战友在清镇一家餐馆为他饯行，大家尽兴地喝完了一瓶茅台酒。第二天早晨临出发时，观测班副班长汪宗德悄悄塞给父亲一只金戒指子，以此来表达彼此在战场上结下的生死交情。</p> <p class="ql-block">回到成都后，父亲找到已从甫澄中学毕业的好朋友刘期梡。知道父亲要回甫澄中学复读，刘期梡便把自己读高三时用过的教材，连同校服送给了他。回到学校办完复读手续，父亲被安插到高九班重启他的学生生涯，并于1946年7月从甫澄中学高中毕业。</p><p class="ql-block">那时的大学都是自主招生，各校报考时间又不统一，于是父亲同时报考了四川大学、光华大学、南洋工商学院三所大学；而直属省教育厅的成都会计专科学校，因政府曾允诺凡参加过青年远征军的同学将被保送不用报考。所以在八月中旬，父亲先后收到了这四所学校的录取通知。</p> <p class="ql-block">根据自己的爱好与擅长，父亲选择了四川大学中文系。那时候川大中文系的全称是中国语言文学系，设中国语言和中国文学两个专业。父亲主修语言，兼修了文学，以便为他自己毕业后就业拓宽门路。</p> <p class="ql-block">同时考上四所大学，使父亲在夹江县有了点小名气，当时的夹江县教育科长王泽苓（抗战期间精减机构，县不设局，只设科）便把当年县上唯一的一个大学奖学金名额给了他。故在整个读大学期间，父亲每月能领取到两个银元的奖学金，除去伙食费，每月还有一点零花钱。靠着这笔奖学金，父亲完成了他的大学学业。</p> <p class="ql-block"> 在四川大学读书时的父亲</p> <p class="ql-block">1950年8月，父亲从川大中文系毕业，中文系系主任李梦雄告诉父亲，留他在中文系任助教，但后来却被别人顶替了，于是又重新被分配到川西新闻出版署，但它当时还在筹备中。那时家里的老大，我姐已出生，经济压力大。迫于生计而急需工作，于是父亲便去了四川中江县中学教书，先任教导主任，后代理校长，再后来又调至安岳县中学任教导主任。</p> <p class="ql-block"> 川大毕业时的父亲</p> <p class="ql-block"> 而立之年的父亲</p> <p class="ql-block">1958年春，父亲被调回成都新办的成都师范专科学校（成都大学的前身）的语文科任教。1962年在“调整、充实、提高”方针下成都师专被撤销，父亲又被调到成都一中任语文教研组组长。</p> <p class="ql-block"> 父亲在成都南郊公园</p> <p class="ql-block">1972年，文革后期学校开始复课，父亲被安排到成都市教育局中学教育研究室（成都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的前身）任语文组组长，分管成都市和及所属区县所有中学的语文教学。父亲到四、七、九、十二中等成都有名的中学蹲点，发现总结这些学校在语文教学方面好的经验，然后把它们推广到整个成都市和所属区县的其它所有中学。父亲还在成都市中学语文老师的进修提高，优秀语文教师的发掘培养等方面做了很多积极的工作，为成都市的中学语文教育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直至退休。</p> <p class="ql-block"> 伏案工作的父亲</p> <p class="ql-block"> 父亲在成都望江楼公园</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