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叔

绣云

值此清明节来临之际，谨以此文悼念叔父

三叔

文/周秀云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在莒县刘家官庄一带，人们经常看到一位拄着双拐的残疾人，那就是我的三叔。三叔虽然病逝四十多年了，可他那憨厚里透着庄重的容貌总在我脑海里浮现，而且还时常在梦中相见，见到他来到我家，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有时听他给我们讲故事，有讨梦见我帮他打水、扫地、烧饭、洗衣服……也许是忘不掉的缘故。 三叔的一生是艰难困苦的一生，关于三叔的前半生对我来说是肓区，在我出生时三叔早就光荣的驾驭着双拐了，所知一二还是从父亲和大哥那儿获息的。

三叔于1917年生于江苏省（祖父全家逃荒迁居之地），也就是出生在一个乱世年代，由于家境贫寒，很小就与我父亲学唱花鼓戏，为维持生计而流落街头。三叔童年时期，家里生活实在维持不下去了，就跟着祖父居家北上，回到了祖籍——山东莒县周家庄。回到家后更是一穷二白，在乡亲们的帮助下，全家人用泥块和茅草垛起了三间草房，住的算是有了，可吃的就成了间题，父亲就给地主当长工，二叔外出讨饭（一去就再也没有还乡），七岁的三叔就去沂南给地主放猪养活自己，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家庭生活的需要，三叔又给地主打短工、当长工，以微薄的收入贴补家人的生活，年复一年所得无几，全家人依然过着衣不遮体、食不裹腹的生活。

三叔青年时期，正是国难当头民不聊生的年代，自己的家乡也遭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烧杀和掳掠，莒县城也沦为日本鬼子的据点，距自家500米远的东营敦也成了日本鬼子和伪军的窝点，国民党、反动派及当地的地主、汉奸、还乡团也日益嚣张，内战加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家境也和全国众多的劳苦人民一样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在“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爱国的同胞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的怒吼声中，三叔也和全国爱国的同胞们一样，“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在父亲和家人的大力支持下，决定扛起枪杆保家卫国，因三叔没有文化又没有见过世面，就约了一个同伴边讨饭边寻找人民的军队。在身无分文、饥寒交加的情况下，遇到了一支部队，情急之下就加入了这支部队，经短短一天的观察，三叔觉的这支部队不对劲，当时虽然不知道这是一支什么部队，但他可以肯定，这不是穷人的队伍也不是自己要找的队伍（后来三叔才知道是国民党的队伍），当晚三叔就没敢睡觉，连夜从营地的地沟里爬了出来，被地沟砬的浑身是伤，他不顾伤痛，继续寻找人民的军队，通过慎重的了解和细心的打听，终于在诸城以北找到了自己的队伍–––八路军（因知情的战友都战死疆场，本村同龄的人也都早已故去，具体入伍时间不祥，大约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初）。

三叔刚入伍后，就被编入隶属八路军三大主力之一的115师部下的一个侦察中队，经过积极、紧张的训练，不久就潜入敌后侦察作战。三叔他稳重而勇敢，在执行任务时从来没有暴露目标，侦察的敌情准确无误，在解放莒县、攻打莒县城之前，因三叔熟悉莒县地形，中队就派他潜入县城和营墩等敌人的据点侦察敌情，他便衣出入在敌战区，想方设法摸清了日军指挥部的位置，他扮成割柴草的农夫进行地下侦察，经过千心万苦三叔和他的战友把莒县地盘上有多少个敌军据点、有多少日军、多少汉奸、多少伪军摸的一清二楚。是年冬天，滨海军区集中4个团另7个营和独立第一旅一部共万余人，向莒县城发起进攻。在经过八路军争取且准备策反的伪县保安大队策应下，一举攻入城内，歼日伪军400余人，争取伪军3500余人反正，从而顺利的解放了莒县全境，使鲁中、滨海军民连成一片。这里面也有着三叔的一份功绩。由于三叔为人诚实、作战勇敢，入伍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又被调到向往已久的威震鲁南的老四团，成了一名钢铁的战士，那时“叫老乡，块块上战场，老四团里把兵当……”的歌声已响彻云霄、震撼了华东大地，鼓舞了老四团的士气，也鼓舞了三叔的斗志。到了老四团以后，三叔更加勇敢，和他的战友们同仇敌忾、英勇作战，在反日伪大扫荡的临沂一代的战斗中左腿中弹受伤，因当时医疗条件差，战地环境恶劣，有时伤病员要日夜兼程随部队转移，伤口感染逐渐恶化，整个受伤的那条腿腐烂坏死，不得不实行截肢手术，大腿以下全部截除，从此落下了终身残疾。当战争的硝烟散尽之后，当鲜艳的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天安门城楼上空后，三叔便复员回到了养育自己的故乡，象一粒黄沙落在复苏的中华大地上。

三叔回到自己的家乡以后，住着长兄嫂（我的父母）省吃俭用给他盖的留做娶妻的两间草屋，靠着国家每月补贴的5元钱和生产队每年补助的人均口粮搭理生活，靠着双拐支撑着走路。但是，生活总有诸多不便，金属假肢又重又硬，蹲起都非常困难，每逢阴天下雨残肢疼痛难忍，洗衣做饭都不方便，况且三叔他跟本就不会做饭，我母亲孩子多又体弱多病，照顾不周，吃水烧柴都是我哥哥他们给送，基本的生活都得不到保障，更谈不上娶亲生子,可他总是想：只要乡亲们都能过上好日子，自己少条腿算得了什么，自己苦一点又算得了什么。三叔从未以残废军人自居，从未向国家提过什么要求，可共产党也从未忘记在战争年代浴血奋战的老兵，每逢年底民政部门就给两丈棉布做件新棉衣，有时也给拨点救济粮，可三叔他独身生活，身边毕竟没有妻儿照顾，作为兄长的父亲与心不忍，帮三叔摆了一个小酒摊，就近赶集卖酒，每到公婆山集和兰家官庄集，父亲就早起五更，把三叔送到集上，用木炭温点热酒，卖给赶集好酒的人喝，这样赚几个零钱，买点熟食贴补生活。然而，在文革期间还被红卫兵贴了大字报，污陷他当过国民党，小酒摊被迫停摆了。记的我和同龄的侄女在七八岁时就能帮叔父干些零活，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和侄女有空就往三叔那儿跑，抬水、扫地、送柴、做饭的杂活我俩就包了下来，干完活三叔就给我们讲故事，讲抗日战争故事，讲聊斋故事，讲济公的故事。（三叔受伤治疗期间，刻苦参加部队里的文化学习，识字量能达到小学语文水平，读书看报不在话下），三叔当时负责收发报纸的任务，平时有空就看书、读报，我的记忆中叔父总有讲不完的故事。

三叔他毕竟是老革命，身残心不残，腿短志不短，无论时代风云怎样变换，共产党员的本色没有变，为社会主义事业多贡献的思想没变，别看他不能为生产队干体力活，可他在六、七十年代一直是生产队的红管家，既是生产队的保管员又是打谷场的护卫员，他把双拐在场屋门前一放，在门口一坐，尽管读书看报，十里八疃的小偷小摸的就没敢近前的。那时他虽然掌管粮仓大印，却没有多吃多占一粒粮食，有时还要吃救济粮。在文革期间，这个地道的贫农还为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经常拄着双拐去乡里的开会，为贫下中农说话办事，为村里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公益性事业。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给全国人民带来了喜讯，也给残废军人带来了福音，三叔的工资也长到每月二十多元，县民政局还给配上了一辆手摇三轮车，生活有了一定的改善。可历尽沧桑、年过花甲的三叔却得了恶性脑瘤，经医治无效，于一九八四年七月初六在他居住的两间草房里病逝，终年六十七岁。

三叔的一生，的确是两袖清风，没留下什么遗产，只留下了两间破草房、一辆旧三轮车、一个残废证，也给我们留下了无限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