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铁路重镇柳园到丝路名城哈密

惠子

手握小红宝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红小兵小将们。

从铁路重镇柳园到丝路名城哈密

说起来，我是在哈密出生的，后来因为我老爸工作调动，1964年父母就在四面环山的戈壁滩五等站的柳园镇安了家。这个小镇正是因为铁路的建设才冒出来的，成了瓜州的一部分，还成为了进藏物资的重要通道。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镇上居然能买到“三大件”之类的商品，那个年代可是凭票供应的哦。从火车站往南走，有条马路被认为是最热闹的地方。听说有新电影上映，大家就像炸了锅一样，纷纷东奔西跑地去看。最近的地方总是提前搬上四条腿的长木凳，前面的小板凳也被抢着占座，真是坐享其成的文化盛宴啊。

记得有一年冬天，镇上放了一部新片，四个地方轮流放映。第一场结束后，跑片子的人一来，大家就欢呼雀跃。看完了再等下一卷，天气冷得让人瑟瑟发抖，脚底下跺得啪啪响，扬起的灰尘在幕布前被放映机照得清清楚楚。看完电影已经很晚，第二天上学迟到可不是什么好事。

在文化匮乏的年代，谁要是有一本小说，大家都会轮流熬夜看，完了马上归还。像《大众电影》《人民文学》等期刊数量是少得可怜。年长的人家里有些古典文学，借来看得费劲，比如《三国演义》和《红楼梦》，那是竖版繁体字，读起来可得慢慢看。那时候我爸有本《四角号码》字典，背会口诀查字典简直就是小菜一碟。看《野火春风斗虎城》非常过瘾，尤其是肖飞买药那一章节。而《青春之歌》可算是禁书，懵懂少年读到爱情故事后总是心潮澎湃，幻想自己也能历经爱情。那个年代，只要有书必看，记得《林海雪原》里林茹和少剑波情感描述；座山雕的姘头蝴蝶梅的露骨描写，总能激起我内心的波澜，浑身发热，脸红心跳，也许是荷尔蒙的原因吧。

我的父亲

我的老爸是河南辉县人，已经离开人世，享年87岁。其实他要不是因为意外，活到一百岁应该没问题。最后一次在兰州见到他，红光满面的慈祥模样已不复存在，我情不自禁地亲吻他冰凉的脸颊，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真是让人感叹，为什么好人总是活不长呢，哀哉，安息吧，我的爸爸。往事如烟，我和父亲之间的点滴记忆仍然历历在目。

据老爸说，小时候的爷爷家境不错，结果有人赌博抽大烟，家道中落。到了我父亲这一代，卖了几亩薄田，日子就开始捉襟见肘了。吃过“观音土”，可真是拉不出屎的境地。混乱时期他为了吃口饭，索性当了兵，那可是解放前的事呢。我总觉得如果当时抓壮丁，那可真是倒霉，不仅得游街，还可能连带全家，根本享受不了建国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待遇。

记得父亲不到50岁时就一头白发，个子不高，但性格豁达开朗，整天乐呵呵的，谁见了都愿意和他打招呼，开玩笑。

父亲在文革时期可是活学活用的“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各种奖状奖品拿得手软。虽然出身贫寒、不识字，但在部队扫盲后，他勤奋学习，终于能写字了。文革时期开会多，写的东西也多，那时家里条件艰苦，他常常坐在板凳上，认真写东西，真是一个听党的话、跟党走的好榜样。文革期间，运输和生产都停滞不前。有一次，父亲带我去柳园铁路的子弟学校，教室里是铺成一排的地铺，讲台上摆着机枪、步枪，还有一箱箱的手榴弹（是土造的哦），黑板上用红色宽笔写着“永远忠于毛主席”，标语上还写着“要文斗，不要武斗”。更早的时候，镜框后压着几张大照片，他们全副武装，一排人蹲着，后面一排站着，肩上扛着冲锋枪和半自动步枪，真是风光无限。

动乱年代，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回了山东姥姥家。等我到了上学的年纪，村里就有了小学，长条板凳能坐俩人，只学了语文的前三课就离开了，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第二课是“三面红旗万岁”，第三课是“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文革武斗结束后总算从老家回到柳园，出站时一路上看到了碉堡和炮楼等遗迹。

母亲带我去注册上学，结果错过了招生季，没了一年级，只能从二年级开始，就这样我从二年级起读书。穿着补丁衣服，脚上的布鞋总是“踢踢拉拉”的，跑操时总跟不上队伍，破破烂烂的装扮让我不知为何却毫不在意，只有过年时才有新衣服穿。我是上初一才穿上秋裤的，那个夜晚无眠，半夜笑着醒来。

　　那时候我身上还经常长虱子，家里有臭虫，床板上撒着“六六六”粉，或者用开水烫，现在想起来已是历史了。

我父亲在铁路沿线的小站上班，乘着通勤的小慢车回家。每次下班回来，他总会带几包天山饼干，舍不得一口气吃完，先舔舔再慢慢品尝，真是开心得不得了。冬天的时候，他有时会带回一只用铁丝套住的野兔，全家围着饭桌吃得津津有味。那时候在柳园买菜，都是从哈密火车拉来的，不管是肉还是鱼虾，只要到了铁路供应站，柳园铁路的家庭就基本上吃同样的菜。能在供应站工作的人令人羡慕，烟酒等都凭票供应，买菜不用排队，还买最好的。

我父亲在小泉站当站长，工作认真负责，从不抱怨。特别是分房的时候，领导一做他的思想工作，他就义无反顾地让给他人，结果一家五口挤在二十几平米的拱圈房里，空间紧张得让人哭笑不得。家里人有时抱怨，父亲却总是提起别人的困难，直到他说下次不让了，事情才算了结。后来他又在原房子旁接了一间土房，垒了个煤房，随便钉了个院门。我上高一的时候，最后一次分房终于等到，分到一个带套间的房子。是在西把头，院子地方大，可以盖房子，房子门前开了一小块地种点菜，有个鸡舍和兔子窝，比老房子宽敞很多。

‍ 每次回来他都能带一筐柴火，家里还要买煤面打煤砖，日子过得真是不容易。

我从上学到高中毕业期间，只用过一个书包，还是母亲为我在老家上学时买的粗布蓝色书包，背带都快磨成线了，身上的那件蓝色的帆布夹克更是穿了好几年，洗得都快发白了。过年时有新衣服穿，有肉吃，还有鞭炮和糖果，真是开心得不得了。过年前一个月就开始倒计时，盼呀盼呀，听到稀稀拉拉响起的炮杖声就知道快过年了。拜年总是充满惊喜。

父亲不喝酒，但爱抽烟。现在我才明白他为什么抽烟。那时候沿线没电，点煤油灯，娱乐活动就是打牌和下象棋。无聊得很，没有书可看，只能跳忠字舞，唱唱革命歌曲。每家门窗上都喷着“忠”字和**毛主席**的头像，每个人都佩戴毛主席像章，背小红宝书，军帽和军装是当时的潮流。

有一次慢车停运，父亲硬是走回去小泉站，问他为什么非得走，他说自己是站长，得带头，还说走了一天累得够呛。

我们放假时就会去父亲的小站。那时候小泉站有很多泉眼，敦煌的人来放牲畜，各种动物一应俱全，还有沙葱、黄羊、野兔，以及那些叫不上名字的野果，还有过去劳改队修兰新铁路留下的残墙破壁，总能找到一些有趣的玩意儿。厕所旁边的粪堆是我们的乐园，下夹子打百灵鸟，脖子下总是挂着一团黑色的羽毛；要不就用弹弓打麻雀，或和小伙伴一起去深山探狼窝，回来的时候兴奋地炫耀弄到的狼屎。吃饭时没油水，咸菜配稀饭也是不错的。

母亲临终时对父亲的评价是：“一辈子安稳，从不做出格的事。”我相信她说的。这让我回忆父亲的一生，确实如此。他没有心机，安分守己，虽然胆小怕事，但也倔强，遇到危险的时候还傻傻上当，这也是后来的事了。

父亲是个传统的人，总是讲些报纸和广播里的大道理，回想起来，我总是让他哑口无言，心里也有些愧疚，觉得自己当时不懂事，真不会掩饰情绪，连对自己的亲人都是如此。

父亲爱笑，不论谁对他都能开玩笑，有时候我在旁边都脸红，但他依然乐呵呵地笑得像朵花一样。父亲很少生气，更没有打过我。我可不像他，孩子不写作业的时候我可是用粗暴的方式教育了他N次。

父亲没有任何不良嗜好，能吃苦。每次和父亲去小站打柴火，出门时带点吃的和水，拉着人力车进山，太阳快下山才回来。一路上休息了好几次，基本上都是父亲一个人拉着满车的柴火回来，我帮忙推车根本使不上力。

父亲的好身板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不会骑自行车，全靠走路。一般人根本跟不上他的节奏，我得小跑才能和他并肩走。记忆里，父亲从未住过医院。

父亲的一生非常平凡，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还时常受同事的气，常常吃亏，但从不放在心上，依旧乐观开朗地生活着。

父亲诚实守信，脚踏实地的为人处世之道成为了我的精神支柱，也是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

我的母亲 提到我妈，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她就和我形影不离，除了那段当兵的经历。尤其是她生病的时候，我更是寸步不离，陪着她去检查、治疗，直到她重病卧床。那段时间我可是全心全意地照顾她，换洗尿布，尽我所能地让她安享最后的时光，尽一个做儿子的责任。

母亲想见她的弟妹们，马上通知了他们，在她意识清楚的时候，见了大舅和舅母以及小姨。我妈是个坚强的人，心里明白得很，面对死亡的到来，她对我说，“儿子，养儿就是在这个时候用。” 她说：“人活七十古来稀，我活到了72岁，心满意足了。” 临终前，她叮嘱我，把从戒指剪掉的那块小金子在她咽气后，放她嘴里，图个心安。母亲弥留之际，我握着她的手，在她耳边呼喊着，妈，你要不要喝点水，只见她的头微微点了一下，赶紧拿汤勺一点一点的给她喂水，湿润一下嗓子。母亲的心跳一停止，体温明显的从手往胳膊退去的。我妈告别了我们和这个世界。 她晚年信了基督，每个周末都去教堂做礼拜。听说她住院了，她的教友们赶来病床前为她祈祷，唱圣歌，甚至在墓地上唱送别曲。按照她的愿望，墓碑上还刻了基督教的十字架。

有一次，她忍受着病痛的折磨，身体瘦得像根竹竿，疼痛让她辗转反侧，但她从未发出声音。看着她扭曲的面庞和蜷缩的身躯，我的心如刀割，简直不忍直视。每每想起我妈，我总是控制不住泪水，思念之情如潮水般涌来，无法自已。她对我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和她的血脉紧密相连，往事如电影般在我脑海中回放……

一提到蓬莱，大家脑海中第一个闪现的就是那个神话般的仙境。我的妈妈正是那片美丽土地的女儿。根据她的说法，我的外公当年为了躲避饥荒，漂泊到蓬莱，在一个刘姓的小村子里落脚并扎根了。外公年轻时英俊潇洒，我的大舅舅就像他的翻版，而如今我五十多岁的表弟同样继承了外公的优良基因，依旧是个迷人的帅哥。

母亲是家中的老大，下面有两个舅舅和一个比她小很多的小姨。小姨现在仍然活得好好的，精神抖擞，口齿伶俐，眼神闪亮，仍旧参加一些劳动，真是继承了外婆的长寿秘笈。外公早早离世，而外婆则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虽然裹着小脚，却是个能干的女强人，把母亲和她的三个姐妹抚养长大。小姨曾提到，那时母亲不到二十岁，就跟着去兰州打工挣钱，算是第一次见世面。

母亲成了解放后最早的农民工，只有小学四年级的学历。在兰州，她为一位姓段的干部家做保姆。那时，我的父亲在兰州铁路工作，通过介绍认识了母亲，顺理成章地走到了一起。

婚后，母亲跟着父亲参与了兰新铁路的建设，从河西堡到张掖，再到峡东，最后定居在哈密。后来，父亲因为与小领导意见不合，被调到了沿线的小站柳园，最终我们在六四年搬家到柳园镇。

年轻时的妈妈离开了家乡，对老家情有独钟。记得我三岁时，父母带着我回到蓬莱，母亲领着我去赶集，那时我第一次见到鸭子走路，左摇右摆的样子让我忍不住模仿，引得大人们哈哈大笑。母亲还带我去海边，看到各种海洋生物，我被一个圆鼓鼓的鱼吸引得目瞪口呆，兴奋地用小手指着，让大人们也来看看，不过他们说的具体话我已经记不清了。

有一年，父母带我去河南辉县的老家看望我大爷，印象中我们是坐汽车前往的。我在母亲怀里，坐在后面的敞篷马槽里，一路颠簸，直到目的地。河南的老家在山区，地少人多，生活条件艰苦，爸爸常常寄钱给大爷，以缓解他们的生活压力。大爷的样子我已记不清，但老家房子后面的小渠却深深留在我的记忆里——涌动的小蝌蚪，圆脑袋小尾巴，成群结队游来游去，让我乐此不疲。

吃饭时，大人们总是端着碗在墙头蹲着，一边吃一边聊天。这是我唯一一次去祖籍，之后因为大爷去世，我再也没有踏上那片土地。妈妈在我幼时带我出远门，之后我们又陆陆续续回了蓬莱老家。

蓬莱老家的红富士苹果，挂满枝头。

　　妈妈是个典型的贤内助，既能吃苦又聪明，非常的善良，遇到要饭的也慷慨资助。她不仅打理家务，还在副业队辛勤工作，养活整个家。亲戚们大多在农村，时不时就来信求助，妈妈总是毫不犹豫地解囊，她可是宁愿自己吃点苦，也不拨亲戚的面子，且对姥姥的孝心有目共睹。如果仅仅靠爸爸那点工资，是也难以支撑家里的生活。为了生计妈妈因此忙得不可开交，真是个“超人”！

最初，妈妈在副业队上推着人力车，那辆车有两个轮子，长长的把手，简直就是“马车”的现代版。她们的主要任务是搬运，时而拉点砖头，时而带上苇席去拉煤，装卸全靠自己，挣的工分多少也是一笔收入。拉车完全靠体力，平衡感必须把握好。为了不让车子失控，后面还得绑上一条破自行车轮胎或厚橡胶皮，以此调整车速。下坡的时候，妈妈就得减轻对车把的压力，尾部拖地用摩擦力减速，真是“高手”！而且还得掌握方向，双脚得稳稳地踩地，身体向后倾斜，假如需要再进一步控制速度，就要靠双脚呲地达到目的。放学有空时，我也会帮她推车或者拉边套，常常能看到她满头大汗，脸上黑乎乎的，眼睛却亮闪闪的，嘴里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虽说灰头土脸，但她脸上的笑容从未消逝。

妈妈的工作时间几乎没有规律，每当放学回家不见她的身影，我就得自己动手生火做饭，然后再给她送饭。只要有饭吃，她就心满意足，不管我做得好不好，从不抱怨，脸上的笑容依旧是那么温暖。

　　曾几何时，我的母亲在铁路货场当了个装卸工，干的活儿基本上都是铁路车务段职工的家属们。那儿有个大房间，铺着一个超大通铺，床板是搭在砖头堆上的，成为休息室。用的工具和带帽子的垫肩都靠墙放着，环境条件简直可以用“尘土飞扬”来形容。火车分为盖车和敞车，调车机一推送完以后就走了，如果位置不对，还得用撬棍撬车轮撬到指定位置。母亲她们六个人一组，负责装卸六十吨的车皮。规定的时间内干完一班活，非常劳累！这种体力活儿现在可不常见，基本都是壮汉们在干，毕竟现在机械化设备已经普及了。

每次忙完活儿，母亲回到家得自己擦洗身子，洗澡水都是黑的，再换水来洗一遍，最后用清水洗脸和手。看她肩上扛着一袋水泥，步伐稳健，周围的同事们也都一样在忙着装卸。若是大麻袋就背在身上，弓着腰，双手托着麻袋底部！如果是砖块，那又是另一幅景象，两个人一组，一个人在火车的车皮上负责用夹子夹住四块砖放到车边上，另一人则在车皮下搬运，再码成垛，两人配合得天衣无缝，重复着单调的动作，干完后腰酸背痛，真是痛不欲生。母亲用她的汗水和拼尽全力的健康来养活了我们，这份辛劳真是值得我们铭记！

　　铁路家属的副业基本上就围绕铁路的各种需求转。在铁路需要道砟的时候，妈妈们就开始挥锤砸石头，一车石砟算一方，每天的车数直接关系到她们的劳动报酬。工具嘛，大锤小锤、撬棍，还有铁爬子、小板凳和手套都是必不可少的。采石场就在柳园火车站西边的专用线附近，石砟得有质量标准要求的。母亲们干活去的时候，首先需要剥离石山表面大约十公分的土层，才露出石头，再找石头的缝隙用撬棍或者大锤打下来，然后再用小锤子砸成符合标准的石块，也就是道砟。砸道砟就看个人本事啦，有的人干得快，出道砟比别人多，自然赚得也多。放学后就去帮妈妈忙，推车、撬石、修小耙子，或者清理场地。虽然不那么脏，但夏天在太阳底下工作可真没地方躲阴凉。辛苦的活儿总是有人较劲，谁干得多一目了然。这不，跟熟人一起竞争，眼红别人成功的感觉就像江湖一样。

到了七十年代末期，铁路不再需要那些石砟时，地方转运站要修围墙，妈妈们开始制作土坯。那土坯个头可比砖头大多了，一块土坯才1分5厘钱。提前一天泡土，早晨去了先翻泥，再和泥，用细沙土在模具边上涂一层沙土，然后把泥浆倒进模具里，刮平后小心翼翼地扣在场地上，静待它们成型，晾干了就能码起来，数数确认后才可以拿到钱。搬运土坯的运输费是每块土坯一分钱。十几岁的时候瞌睡多，总是觉不够睡，醒了起床拿个馒头就往学校跑。拉砖的路不平坦，有坡，妈妈动员邻居家的孩子和我们，提早起床帮忙一起推车，到了上课时间都走了，母亲们只有互相合作推坡，效率低下。可是叫我们也真是没办法啊，心里那个不情愿啊。她说，挣钱不易，生活艰辛，想着吃肉那得先把钱挣了不是？

　　到了八十年代，母亲和她的朋友们在街上租了个小房子专门压面条。你要买也可以，拿面换也行，没卖出去的就晾成挂面。 母亲是闲不住的。

‍ 后来，她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合伙开了家小饭馆，大家都是厨艺高手，生意红火。不过，由于地方不大，只能接待小型聚餐。复原回来，去小饭馆找母亲，和大妈阿姨们打完招呼，大家劝她早点回去。我们一边走一边聊天，聊聊身边的琐事，聊聊部队的事，也知道我为什么复原回来，她高兴地说，回来就好，欢乐地说说笑笑，回想起来，那时真是幸福满满。

提到母亲，我总是忍不住流泪，脑海中都浮现的是她的笑脸。往事仿佛一场梦，满是对过去的怀念。

母亲最后的生意是和父亲同单位的同行合作开了一家悦宾早餐店。每天凌晨三点就起床，母亲负责和面，而父亲那时已经提前退休，专门用小石磨磨黄豆准备豆浆的材料。早餐的品种简单，就两样：豆浆和油条。等到中午算完营业额，计划好明天的油和面粉用量，才回家做饭，饭后父母就开始睡觉。这样颠倒黑白的日子一直持续到我结婚为止。

退伍回家等着分配工作，感觉自己像是从高峰跌入万丈深渊，心中万念俱灰，甚至有轻生的念头，心意已决，只想见一见父母，苟且度日。日子就这样煎熬着过，像是在玩“无尽模式”，一天天浑浑噩噩，感觉时间过得像蜗牛一样。母亲为了我不出意外，连她的小饭馆都不愿意干了，对我小心翼翼，生怕我再出什么事。我早已崩溃，精神状态差得可以，苟延残喘，盼望着能有个了断，抑郁的情绪深得像个黑洞，无法自拔。

终于，我等到了那一天。一个人在家里，拿出所有的日记和从小到当兵的照片，在院子里点火焚烧，不想留下一丝痕迹，生怕父母看到后心痛。然后，我吞下了早已准备好的一大瓶安眠药，躺在床上等着进入梦乡。迷迷糊糊中，感觉自己被人抬上了担架，仿佛自己在空中看着这一切，灵魂离开了肉体，所发生的事情在脑海中历历在目。过了多少天才醒来，耳边回荡着很多人说我父母的伤心，悲痛欲绝，他们哭得多么惨烈。你道是好，死得利索，可想过没有他们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吗？

那时候，父母还养了一笼子母鸡，每天能产几个鸡蛋，基本上满足了我们家的日常需求。父母从夜里忙到中午，既要做饭，还得准备鸡食喂那些小家伙，忙得不亦乐乎。母亲对我说：“你没事就剁点鸡食去喂喂鸡吧，它们每天都给你下蛋呢。”我随口就说：“谁让它们下蛋的？憋着！”这一下把母亲逗得哈哈大笑，气也消了。我心里暗想，你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我思索着这不如意的人生，哪有心思喂鸡！

说到魂魄，可能你们不信，但我可是坚信的。小时候不知怎么的就晕厥过去了，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发现母亲正蹲在我身边，我的屁股靠在她一条腿上，头依在她的右胳膊肘里，地上有一小堆火，她右手拿着个木棍，左手拿着一个破旧的脸盆似的东西，正在那儿猛敲，口中念叨着什么，把我敲醒了。周围的老太太们纷纷围上来喊：“醒了！醒了！眼睛睁开了！”真不知道是谁的主意，让母亲给我“叫魂”，装神弄鬼，和东北跳大神一样。现在我也搞不清楚怎么回事，不过母亲信了，我也平安无事了。

在柳园铁路供应站，慢车三天一次就从哈密运来一车的蔬菜。卖菜的窗口外面安装了钢筋防盗网。刚开始排队时，大家都还规规矩矩，一到真正开门营业的时刻，场面就大变样了。人们纷纷向前挤，有力气的壮汉紧贴着墙壁，双手死死抓住钢筋护栏，一瞬间就能抢到菜。那些家庭实力雄厚的，比如兄弟几个，个个牛气冲天的人，直接从人堆里跃起，像超人似的扑到别人头上，牢牢抓住护栏，硬是把旁边的人挤开，坐在窗台上，直到把朋友们都买完才高兴。

等到那些疯狂的人买完菜，轮到我们排队。这天母亲让我去买菜，快轮到我时，身后一个强壮的阿姨一把把我拽开，径直挤了进去。周围一堆人围着窗口，力量大的人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仿佛人潮在潮水中涌动，摆动不已。只有在那些惹不起的彪悍身影都满意后，才会恢复一些秩序。

还有，柳园镇的水，全靠火车从疏勒河站运来，沿途的小站也不例外。尽管投入了三千万修建了直通柳园的长水管道，期间还设了几个加压泵站，但因为用的是生铁管，时常爆裂，只能作罢，最后还是得靠火车运水来解渴。

母亲的小油条铺水用量可不小，家里的孩子们负责挑水，除了洗碗筷，还得清洗各种灶具。小店里能摆下两张方桌，每天打扫得干干净净，整洁得不得了。薄利多销，生意火暴，去晚了可就没了。每笔一毛一毛地赚，几年下来攒了三千多块，解决了我准备结婚的费用。母亲为人厚道，结交了不少好姐妹，真是个热心肠的人！

　　小时候我就爱玩，或者看个电影回家晚了，结果一到家门口就像撞上了铁门，敲了半天也没人开。于是我满世界去找妈妈，熟悉的邻居家都找遍了，她依然音讯全无，只好回到小院苦等。夏天还好，冬天就惨了，困得我直打瞌睡，点头如捣蒜。至今我也搞不懂，为什么不发给我们每人一把钥匙？我那喜欢串门的妈妈可乐此不疲地把我经常扔在门口等她回来。家里也常常有客人串门，一坐就是一整天。手里拿着陀螺做线绳、织麻绳，或者缝缝鞋底什么的。妈妈纳鞋底时，总爱把锥子放在头发里划一下，再扎进鞋底，把线穿进抽出来，把鞋底夹在腿间用力拉紧，密密麻麻的一针一针走线，简直像在编织神秘的符咒。妈妈不仅给我们做鞋，所有的衣服也是她亲手裁剪缝制的。她的朋友们常常找她裁剪布料，有些不会做的，她也乐意帮忙缝一缝。虽然家里地方不大，但常常有客人光顾。

妈妈对邻居可热情了，有好吃的总会分点过去，包饺子的第一碗热乎乎的总是让我们赶紧送去。每到冬天，阿克塞那边都会拉一批羊来柳园屠宰，我们就去屠宰场满院子捡羊蹄子，捡得满载而归。回到家，炉子上放一盆水加热，把羊蹄子烫得毛发净光，脏的地方再用红热的炉钩烫一下，然后放水再泡，用刀刮干净就能下锅了。晚上煮，等到天亮，火刚好灭，肉熟得刚刚好，筋头巴脑的特好吃。一大锅羊蹄子，最后我们也是只能每人吃上两个。妈妈为人处世就像“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从不欠人情，来往得非常有礼貌。我们有怨言，却也敢怒不敢言。

　　我妈对我的关心可谓无微不至。晚年时，她跟我说：“人都是往下疼，哪有往上疼的道理。”儿女是她的心头肉，笑着说：“我要是走了，谁来疼你呀！” 我刚上初中那会儿，她特意给我买了一块进口手表，欧米伽的，至今保存得还算不错，表盘都开始泛黄了，但依然能正常走时。还有一次，有人出差北京，她托人给我带回一件的确良衬衣和一条咔叽布裤子，简直是当时的时尚潮流啊！让我试穿的时候，她脸上的笑容真是暖人心，虽然她的爱是无声的，但我心里清楚得很。可我总是笨嘴拙舌，连一句“谢谢妈妈”都没说出口，只是开心得合不拢嘴。要是现在，我肯定会把她抱紧，亲亲她的脸颊，真心说声“谢谢妈妈！”可是我却总是对亲近的人冷漠，对陌生人热情，这可真是个错误啊！爱得表达出来，让妈妈知道你有多感激她，我却没做到。

我妈尽管只有小学文化，在我们家却是绝对的主心骨。她懂人情，明理得很，热情大方，善良贤惠，持家有道，遇事总有主见，难事也总有人帮。享受着妈妈的温暖呵护，我对她的爱和敬佩从未减退，常常怀念着我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