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被插队落户

时光

在清明节到来之际，仅以此文献给在天堂的父亲。

———题记

1968年8月份，我升入初中。同时得知：父亲所在机关红卫兵组织决定，安排一批干部到农村插队落户，期限未定。而且，家属与子女必须随行。同时，插队落户干部必须交出现有居住房屋、迁出全家户口落到插队落户农村。我的父亲很荣幸被选中。那年，父亲四十二岁。

我父亲插队落户地点是在宾县宾西镇某屯（具体是哪个屯记不清了），他被安排住在一农户的西厢房，这家农户是一对年轻夫妇，男房东是一名复员军人。按照当时政策规定，我母亲与我及妹妹也必须同时办理插队落户手续（我哥哥已经去黑龙江省生产建设兵团）并迁出户口，我与妹妹还必须办理转学手续。为此，父亲所在机关红卫兵组织先后几次派人去母亲所在单位、商调母亲随父亲插队落户手续，均被母亲所在单位红卫兵组织拒绝，理由是母亲工作特殊他人无法替代。事实是，我母亲所在单位那位红卫兵头头曾经是我母亲的学生。父亲所在机关造反派头头见属下办事不利，亲自去我母亲所在单位协调，依然被我母亲所在单位红卫兵头头拒绝，这件事只好不了了之。所幸，我与妹妹不用转学去农村了；所幸，我们现有居住房屋保住了；所幸，我们还可以与母亲一起生活在城市里；这一切，归功于母亲有个好人缘。只是，苦了父亲一个人在农村遭罪。

不久后，学校红卫兵组织开始在新生中发展红卫兵，还需要到学生家长所在单位去政审，我的心又悬了起来。因为，我哥哥申请去生产建设兵团时，政审就不合格。外调函里记载着父亲档案里有“特务嫌疑”、有“右派言论”记录。后来，还是父亲所在机关人事部门重新出具一份政审合格证明，哥哥才有资格去了生产建设兵团。后来我才知道，是父亲的一名原下属偷着给出具的证明材料。那么，我这次申请加入红卫兵的政审能过关吗？怀着忐忑心情，度日如年般煎熬着，多日后终于得到通知，我的政审通过了，我成为学校同届同学中首批红卫兵。

有一次，我母亲趁着周末领着我与妹妹去看望父亲。没想到，父亲躺在火炕上起不来了，看到这些我心里十分难受。要知道，父亲这次回省城是为生产大队购买农机具部件的；要知道，父亲是为了给生产大队省钱，才从省城扛着四十多斤的农机具部件一路搭顺风车、再步行四十多里路走回生产大队将腰拉伤的；要知道，父亲是一名革命伤残军人（身上有两处枪伤）；要知道，父亲也曾在伪满洲国读过医科学校的文化人。如今，他为生产大队购农机具腰拉伤躺在凉炕上，还要背负“特务嫌疑”、“右派言论”的包袱，且生产队对此根本不管，你说这叫什么事啊！我一边烧着火炕，一边想着这些事，眼泪不由自主的流了下来。这时，那位男房东走过来，一面安慰我、一面帮助我烧炕。这位男房东告诉我，对于我父亲曾经是一位老兵已然知道，所以愿意在力所能及范围内照顾好我父亲。这位房东的这番话，令我十分感动，还是复员军人有素质，还是复员军人有爱心。事实也确实如此，这位男房东，在后面的日子里一直关照着我父亲，就连每日三餐都带出我父亲一份，虽然我父亲有所回报，这份关爱还是十分难得的，特别是在父亲面临精神压力、生活压力时。还有，我父亲确实不是逞强，他是想给生产大队省点钱；还有，我父亲对此没有一句怨言，他一再强调是自己不注意扭伤腰的，他是怕母亲去找生产大队算账。可是如今，父亲腰扭伤，确实不能下地干活了，生产队长却三番五次找上门要求父亲下地干活，根本不考虑父亲是为生产大队省钱受伤的，更不考虑父亲腰伤是否能够下地干活。可见，这是生产队长对“特务嫌疑”、右派言论”份子的特殊照顾，你想不下床都不行啊。哎，这真是世态炎凉、人情淡漠啊！那一刻，我的心拔凉拔凉的，我真不知道去怨谁、更不知道去恨谁。更加不明白，学生上山下乡是解决再教育与就业问题，那么在职干部下放农村与就业无关，又与何有关呢？对此，当时实在想不明白。按现代人的说法，我那时候也挺激进的，想法也十分奇特。甚至，真想去做出格的事情，来排解内心的痛苦。最后，还是男房东够意思，他硬是与生产大队长叫板，才给我父亲安排去马棚喂马闲差。

那时候，流行着一句话：“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背叛。”这似乎，我们这些家庭有政治污点的孩子，必须要与家庭划清界线，才算是真正的革命派。客观地说，那个阶段正是我们这些孩子的叛逆期，也是世界观形成期，任何正面或者负面事情，都会影响到我们情绪、都会影响到我们世界观的形成。父亲被插队落户、父亲伤病无人过问，这些事情严重影响到我对国家政策的判断。毕竟，我的父母都是在哈尔滨解放初期（1946年）响应政府“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号召，分别从“医专”、“国高”报名从军走向解放全中国的。那时候，他们没有考虑个人得失；那时候，他们更不会考虑到过后会遭受不公平待遇；那时候，他们抛弃城市舒适的生活条件，选择恶劣环境下行军打仗，完全是信仰的力量。是政治信仰，支撑着他们参加解放全中国的战斗；是政治信仰，让他们克服着一个又一个困难。他们因伤病转业回到地方工作，却依然保持着革命军人本色，毫无怨言投身到祖国建设中。也许，这些正是那代人所具有的素质与政治觉悟。如今，如此这般对待他们，确实不公平。

母亲考虑到我与妹妹还要上学，她就向单位请假承担起照顾父亲的责任。父亲腰伤一直不好，躺在炕上两个多月。母亲不会做饭，更不会使用农村杂草点火做饭，那两个月多亏房东两口子帮助，每次做饭他们都给我父母带出一份，才让父母吃上热乎饭。后来，母亲找到父亲机关说明情况，父亲机关红卫兵不管。无奈，母亲只好去父亲所在机关门口向路过人说明父亲现状，父亲单位红卫兵才被迫允许父亲回城医治。经过近半年的调养，父亲才可以扶着东西慢慢行走，在这期间，都是我妹妹做饭。当父亲得知房东给他争取到马棚喂马的闲差后，父亲又马上赶回了农村。

这件事，让我第一次静下心来思考社会；这件事让我第一次静下心来思考社会关系；这件事，让我第一次静下心来思考人生；这件事，让我第一次静下心来思考自己的未来。当时，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自己可以规划自己的人生，却决定不了自己人生的走向。因为，我们面前只有上山下乡一条路可走，并没有其他选项。我不想下乡，可决定权不在自己手中，只能上山或者下乡。内心的纠结一直在延续，内心的抗争一直在进行，前途渺茫，父亲的“特务嫌疑”、“右派言论”阴影一直笼罩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前途悲观，“血统论”决定了我只能委曲求全、低三下四活在别人的阴影下，不敢有所放肆。这是真的，当时我只能靠看闲书来麻痹自己，来打发时间。

一九七零年底，我正在市体育馆里与一位小学同学打乒乓球。这时，一位穿军装的军人走过来问我，是否愿意去当兵。我告诉他，我愿意去当兵却不认识武装部里的人，这位军人给我写了一张纸条，让我第二天凭着这张纸条就可以报名参加体检与政审。回到家，我把这件事告诉给母亲，母亲支持我去当兵，并同意我去报名。对了，到部队后我才知道，那位给我写推荐信军人是师里乒乓球队队长。

体检过关了，政审居然也过关了，当我穿上新军装时，我感觉这一切都不现实。到部队后，我还是能按照部队条列要求严格约束自己，表现还是不错的。可惜，连长曾亲自到父亲所在机关政审，回来告诉我父亲“特务嫌疑”、“右派言论”结论，入党是没有希望了，不过，这些并没有影响我的正常训练和生活。在当时，一个人当兵五年入不上党，确实很丢人，可也没有办法。

对了，我父亲是一九七四年被调回原机关的。父亲执意去开车，领导拗不过只好答应。不过，腰伤一直伴随着父亲，父亲只好借助腰围子来解除病痛。直至“四人帮”被打倒，父亲才返回干部岗位，直至几年后父亲才被彻底平反。

一九八一年夏季的一天晚上，家里来了许多人，光是停在大院门口的轿车就有十余辆。按现在的话来说，来的人只有在电视中见过。也就是那次，我才了解了父亲“特务嫌疑”、“右派言论”的真相。原来，来的这些人中有相当级别的领导、还有律师、还有电视台人员。这些人来我家的目的，是与我父亲商谈购买一块私人土地及土地上附属建筑物的。通过他们之间的交谈得知：父亲很小的时候，就被姑姑领养正式办理了收养手续，并由农村带到了哈尔滨。当时，姑父由德国留学回来创办了一家规模较大的工厂，他们夫妻没有孩子，便将我父亲当自己孩子养，一直供我父亲上学直至上医专。那时候，前苏联红军打进哈尔滨，姑父与姑姑害怕被镇压，就连夜逃跑了（当时父亲在学校住宿），他们跑到北平后生活了一段时间，一直不敢回哈尔滨，后死于战乱（这些都是政府做出的结论）。当初，姑父在哈尔滨发电厂附近购置的一处苏联人房产，包括一个很大的大院。姑姑姑父出逃后，这里便被闲置了（在房屋管理部门有购置手续），而我父亲是此处房地产登记在册唯一拥有者。这次政府要开发这块土地，只能找我父亲商谈购置事宜。我父亲就是因为当年姑姑姑父失踪，而背负上“特务嫌疑”的。这次政府要开发这块土地，安排专人查找姑姑姑父下落，这些人在北京找到姑姑姑父死亡证明，才为我父亲洗脱“特务嫌疑”罪名。这次，我父亲决定放弃了继承权，彻底摆脱政治阴影，将这块土地无偿转让给政府，对此决定母亲表示支持。同时得知，当年反右运动是给指标的，父亲当时是单位的党支部书记，他主动认领了指标、主动领取了“右派言论”这顶帽子。

哎，难怪父亲一辈子寡言；哎，难怪父亲只知道干家务。原来他是有难言之隐，原来他是为别人着想啊。也是，如果政府早些查找到姑姑姑父，我父亲就不可能背负“特务嫌疑”罪名；也是，如果父亲不去主动领取“右派言论”指标，他也不会委屈这么多年。如果没有这两条罪名，父亲也不可能被插队落户，更不会拉伤腰、疼痛半生。

干部插队落户农村，早已成为历史，那代人也所剩无几。只是，我们不应该忘记那段历史，毕竟这些人曾经为农村发展做出过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