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罗叔叔

Walt Wang

作者 王殿伦

　　 清明节是人们缅怀逝去亲人的日子，而今天，我要缅怀的人虽与我没有血缘关系，但却胜似亲人。他就是我的邻居、南京大学教授，我亲切地称呼他“罗叔叔”。

罗叔叔，安徽无为人，五十年代考入复旦大学，六十年代初毕业后，被分配至原籍安徽大学任教。我与他的缘分，源于我母亲与他的夫人，我称呼她婶婶，系同一个农场的同事。大约在1964年前后，罗叔叔回家探亲，所谓回家，实际上就是回到婶婶所在的农场，当时他们在南京没有自己的住房，婶婶与女儿住在集体宿舍。那时我还在念小学，记得有一天下午放学路过她们宿舍门前，看到一位身着深色呢子大衣，围着围巾，头发整齐光亮，身材高大帅气的男士站在门口。同学悄声告诉我：“这是罗**的爸爸”。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罗叔叔。

不久后，我们家在农场分到了一间由驴舍改作住房的屋子，婶婶也同样分到了一间，两家靠得很近。应该是在1965年，农场为职工新建了砖瓦结构的宿舍，我们两家各分到相邻的半间房。后来，母亲因工作需要调往几公里外的林场，我们暂时分开了，但没过多久，婶婶也调到了林场，我们再次成为门靠门的邻居。这段门靠门的相邻时光延续了近十年，让我与罗叔叔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

文革期间，罗叔叔所在的大学和我所在的中学都“停课闹革命”，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尽管我们年龄相差十七、八岁，一个是大学教师，一个是初中生，但我们却无话不谈，每天几乎形影不离。我们一起去家门口的池塘游泳，一起学骑自行车。我们步行十五、六里路去大厂镇买东西，明明可以乘公交，可我们却选择步行，边走边聊，来回三十里地，但我们并不觉得有多远。平时，罗叔叔同我谈政治，讲文学，分享国内外大事，令我大开眼界。有一次，我们讨论诗词，我随口说道：“后人的解读，有的可能远超作者本意吧？”他笑着点头：“那当然，‘作者未必然，释者未必不然’”。这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

作为古汉语学家，他借给我他自己编写的《语法修辞学》讲义，给我讲“比喻”、“排比”等的应用。他作为国家《汉语成语大词典》修改组的成员，给我介绍他们在修改过程中的趣事，比如，原来大家都知道“机”一般指“机会”、“机遇”等，但他们在修改过程中，在查阅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后发现“机”还作为“砧板”使用，如“猛虎不食机上肉”，这里的“机”就是指的砧板。罗叔叔还经常将从学校借阅的图书借给我看，如描写纳粹历史的《舒伦堡回忆录》，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受他的熏陶，我逐渐对语言文学、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罗叔叔也常给我讲他年轻时是如何刻苦学习的。他中学毕业后，在家乡参加过农业劳动，在中学当过老师。为了考上大学，继续深造，他努力复习功课。因为家里穷，没有钱买纸和笔，他就用树枝在家门口的泥巴地上演算数学题，因为树枝容易磨损，他就请铁匠打了一把锥形的铁棍用来在地上计算数学题。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考上了大学。五十年代，大学生非常稀少，而能够考上复旦大学这样的名牌大学的人更是凤毛麟角，可见罗叔叔的艰苦付出。我日后在学业上能有点成就，离不开他平时潜移默化的影响。

改革开放后，罗叔叔调入南京大学，在中文系任教，结束了多年的夫妻分居，他也在学校分到了住房。他全身心投入到教学和国家重点项目《史记》译注的编写工作，日渐繁忙。与此同时，我也因工作和进修事务缠身，彼此联系少了一些。我每次去看望他，他都热情款待，我怕打扰他的工作和休息，不敢频繁登门。

八年前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他儿子的电话，得知罗叔叔身患重病，我和爱人立即赶到医院。抵达病房时，护士正准备为他佩戴呼吸机，但他坚持要先和我说说话。我劝他等呼吸机使用完再聊。在我的劝说下，他才勉强同意。呼吸机一次使用半个小时，时间还没到，他就急着要护士摘下面罩，与我交谈起来。

罗叔叔的学识令人敬佩，他的人品更是后辈楷模。作为名牌大学毕业的大学教授，而婶婶却是文盲，大概也就勉强能写个自己的名字。五十年代，他考上复旦大学前就已经成家。他在复旦求学期间，家境贫寒，婶婶为了供养他读书（那时大学生虽然不交学费，伙食费由国家承担，但平时的衣着等费用仍需家庭负担），将年幼的女儿交给孩子爷爷奶奶照应，只身赴芜湖一家人家做保姆，以微薄收入供罗叔叔完成学业。罗叔叔大学毕业后当了大学教师，人又长得高大英俊，夫妻俩的身份、地位悬殊很大，但罗叔叔与婶婶几十年如一日相濡以沫，恩爱如初。当我将罗叔叔和婶婶的恩爱故事讲给晚辈听时，他们说“这不就是有些电视剧上讲的故事吗？”实际上，他们之间的恩爱故事比电视剧还精彩。

八年前，罗叔叔终于未能战胜病魔，我和爱人全程参加了他的葬礼。一年后的清明节，我又随罗叔叔的家人一起为他扫墓，以寄托我的哀思，他是我极少数在参加葬礼后仍再次前往扫墓的人（亲属除外）。我常想，幼年丧父的我，能在少年时期有罗叔叔这样的长辈相伴，自己是何等的幸运。

罗叔叔，我们永远怀念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