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寻梦

美丽的忧伤

故乡，是梦开始萌芽的温柔之地，是心灵永恒的栖息地。

金灿灿的油菜花开遍田野的春天，我回到了魂牵梦绕的故乡——天堂山下李村。这里有与我血脉相连的亲人，有童年最温馨的回忆，还有岁月沉淀下来的故事。

小时候，父亲郑重地告诉我，我们李家是有“根骨”的。他说我们这一脉是唐朝李世民第三个儿子李恪的后代。那时我年幼，爱看《隋唐演义》，听了这话，天真地问：“那我要是生在唐朝，是不是也能当公主？”父亲爽朗地大笑，顺着我的话打趣道：“那当然有可能！”

等我渐渐长大，才真正明白父亲所说的“根骨”的含义。我们村所属的七个自然湾，立庄最早能追溯到明朝中期，在清朝兴盛起来。始祖李理札在天堂山下建庄，到第八世时，仅“善”字辈的男丁就有461人。他们依山而居，以耕读传家，历经数代，逐渐形成一个布局合理、建筑典雅、生活设施完备的宜居村落。

村中最宏伟的建筑当属李应明官厅——“调元名第”。九幢建筑连体，庄严肃穆，曾是本地乡民敬仰的地方。与之齐名的是太学堂——古朴典雅，有名师执教，学风浓厚，四方学子慕名前来。清朝时，李山下村出过进士一人、举人三人、秀才七十四人，可谓人杰地灵，在乡里享有盛誉。

站在李应明官厅那宏伟的大门前，石雕门框上的纹理古朴精美，宛如被岁月这位能工巧匠精心雕琢的艺术品。那一扇扇门，就像通往过去的时光隧道，只要轻轻一推，就能把我带回充满童真的童年时光。

那时，这里是族人祭祀先祖的宗堂，村里不管红事还是白事，都在此举行。这里见证了太多家族的悲欢离合，慈祥的奶奶和憨厚的大伯都是在这里被送走的。每次仪式都庄重肃穆，那些传统习俗和仪式像一条无形的纽带，将家族成员紧紧联系在一起。

我的亲爷爷曾是村里的私塾先生，可惜32岁就英年早逝。奶奶裹着小脚，走路颤颤巍巍，却硬是靠着那双三寸金莲独自拉扯大四个孩子。父亲四岁丧父，十岁时，奶奶无力再供他读书，只得遵照爷爷的遗愿，将他过继到山下村六组，也就是我现在的家。

从我家到奶奶家，要经过一条两里多长的山路。那时路上杂草丛生，蛇鼠乱窜，蚊虫肆虐。最可怕的是一片茂密的杉树林，林中坟茔遍布，阴森恐怖，却是我们上学的必经之路。

我害怕那条路，总是找借口赖在奶奶家。每到放学的时候，奶奶就站在村口，笑眯眯地等我。她牵着我的手，沿着青石板路慢慢走回家。冬天，她在灶边生个小火塘，拉着我冻僵的手烤火。她的手粗糙却很温暖，布满老茧，但我舍不得松开。夜里，她把我紧紧搂在怀里，生怕我冻着。

奶奶一生孤苦，却始终很坚韧。八十多岁时，她还能上山砍柴，下地种菜。她还会用麦草编小物件——帽子、草墩、草钵。夏天，我拿着她编的小草钵去摘覆盆子，总能引来小伙伴羡慕的目光。奶奶活到九十二岁，一生坎坷，却令人钦佩。她去世时，全村人都来为她送行。如今，她门前的青石板路因为年久失修已被改造。我站在老屋前，心中满是遗憾。

记忆中，太学堂曾是一片废墟，断壁残垣，荒草丛生。可这次回来，我站在门口时却大吃一惊——一棵参天古槐傲然挺立，枝干虬劲，绿叶如盖。树旁的标识牌显示，它已有九百年的树龄，历经风雨，依然守护着这片土地。

走进太学堂，众人都惊叹不已。木质结构的楼阁古色古香，榫卯工艺巧夺天工，天井、青石板、倒喇叭形的窗户，无不展现古人的智慧。墙上挂着阳新县诗词协会的作品，古石板上的宋体石刻依然清晰，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过去的故事。

太学堂的修复，仿佛让时光倒流。我仿佛看到，几百年前，我的先祖们在此伏案苦读，笔墨飘香。出了太学堂，我望了望那棵老槐树，它依然挺立在那里，像一位沉默的守望者，静静地见证着村庄的变迁，守护着我们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

这时，背后有人叫我，回头一看，原来是幼时的伙伴，还有几张似曾相识的面孔。倍感亲切之余，我和他们热切地交谈起来。有个叔字辈的中年男子说，我们山下村变化很大，让我多回来看看，为家乡多做宣传。我心中百感交集，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我怎么能忘怀呢？

我在这里上过四年小学，老师用方言教我语文、算术，教我唱《泉水叮咚响》，虽然教室破旧，但我却很快乐。更重要的是，学校操场是村里放电影的绝佳场所。

最喜欢看同年叔放电影了，那比过年还热闹。他是十里八乡唯一的放映员，只要谁家盖新房或者结婚，为了庆祝，都会请同年叔去放电影。在那个消息闭塞的年代，这无疑是最大的享受了，只要听到一点风声，大家就奔走相告，生怕错过机会。

夕阳还未完全沉下去，余晖慵懒地爬过山脊，村子里就开始躁动起来。

谁家要放电影的消息，早就像风一样传进每个人的耳朵。在那个时候，电影是稀罕物，能看一场比过年还让人高兴。大人们匆匆生火做饭，灶膛里的火苗噼啪作响，炊烟在屋顶上打着旋儿。孩子们哪有心思吃饭，胡乱扒拉几口，就攥着小板凳往外冲，生怕晚一步好位置就被别人占了。大人们也按捺不住，碗筷往灶台上一扔，三下五除二冲个澡，趿拉着布鞋就往学校操场赶。

天刚擦黑，操场上就乌泱泱挤满了人，闹哄哄的，像一锅煮沸的粥。白色的幕布早就挂好了，在晚风中微微晃动。有人等得不耐烦，嘟囔一句：“怎么还不来？”直到同年叔的身影出现在人群里，大家才松了口气——这下总算踏实了。

放映机咔哒咔哒转动起来，光束穿透黑暗，投射到银幕上。人们的喧闹声渐渐低下去，只剩下电影里的对白，以及偶尔爆发的惊叹声或笑声。夜色沉沉，可每个人的眼睛都亮得像星星。

六十年代末国家进行“三线”建设，选址山下村，成立了武汉阳新工业区，在山下村辖内建有武汉机床厂、武汉机床附件厂、武汉量具刃具厂、学校。我家隔壁就是武汉机床附件厂，简称机附厂。

从我记事起，就觉得武汉人很特别，他们说的话我一句都听不懂，就像外语一样，但是他们卖的零食特别美味。他们在村口开了个小卖部，每次父亲从学校放假回来，都会带回来美味的棒棒糖，是小巧的金鱼形状，只要一角钱。懂事的我们舍不得吃，用舌头慢慢舔，甜津津的味道瞬间在舌尖散开。吃完糖，把糖纸展平，夹在作业本里，花花绿绿的，好看极了。

机附厂领导为了丰富职工的业余生活，建了一个规模很大的文化礼堂，礼堂外就是一个很大的露天电影院。他们总是从全国各地邀请戏班子来唱戏，听戏是免费的。现在都还记得那些精彩的曲目，像《铡美案》里包拯刚正不阿的形象，《五女拜寿》里的家庭伦理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那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等。那些演员表演得形象逼真、惟妙惟肖，男女老少都能听懂、看得津津有味。

记不清从哪年起，机附厂不再唱戏了，开始夜夜放电影，要买票进场，不过山下村的人享受特殊待遇，一律免费。每天准点有电影看，再也不用等同年叔，也不用去抢占位置了，屏幕很大，电影院里任何方向都能看得很清楚。值得一提的是，同年叔成了他们的专业放映员，再也不用为生计奔波了。

武汉工业区撤离后，县里在这里办起了麻纺厂。麻纺厂的建立给山下村带来了新的生机与变化。村里很多妇女都进入麻纺厂工作，每天清晨，她们结伴而行，欢声笑语洒满通往麻纺厂的小路。麻纺厂的厂房里，机器轰鸣声不绝于耳，工人们熟练地操作着机器，将麻纤维纺成一匹匹精美的麻织品。

随着麻纺厂的发展，山下村的经济也逐渐繁荣起来。村里开始修建新的房屋，道路也得到了修缮。孩子们有了更多零花钱，可以去买那些以前只有武汉人小卖部才有的小零食。我的母亲也进了麻纺厂，家里的生活条件明显改善，我们再也不用为学费发愁。

故乡一直在变化，过往的喜怒哀乐成为心底珍藏的记忆。不管走多远，它永远是我的依靠。我想把故乡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这份温暖一直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