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柴遇险 命悬一线

陕北后生王骥

平静的山沟中，隐藏着未知的危险。作为一个插队的知青，随时可能遇到生死攸关的事情。今天说起来很轻松，当年在现场确实是惊心动魄！

（当年的延安）

陕北高原虽荒凉，参天大树沟里藏

“自古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是明朝文学家冯梦龙的《醒世恒言•卖油郎独占花魁》中，刘四妈与美娘对话时，刘四妈说的一句话。我阅读“三言二拍”是在公元1966年8月红卫兵“破四旧”之后，那时除了伟大领袖的著作、副统帅的讲话，其它书籍都是大毒草。

“红八月”，红卫兵里有人试图焚烧学校图书馆的全部藏书，许多老师和同学冒着生命危险，不顾个人安危，阻止了他们烧书的企图，位于学校最北面平房的图书馆最终被贴上了封条。

中学生，正是好奇心和求知欲最强的年纪，无书可读的日子，我就经常在天蒙蒙亮的时候，趁着男女杂居的红卫兵正在酣睡之时，用削铅笔刀撬开图书馆的窗子，跳进图书馆“借”几本文学名著……。那一年我17岁，似乎就懂得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句话的含义。其实社会上的成年人似乎都懂得这个道理。

两年以后1969年1月，作为北京知青来到了延安富县牛武公社史家岔大队插队，才真正感觉到今后的日子只能靠山吃山了。

日落而息小村庄 原始生活很松散

史家岔村坐落于三面环山的川道里，一条小河紧贴着西面的大山，从山根下由北向南缓缓流过，穿过整个村庄。那河水，虽然不汹涌，但是常年不断，向南流到十里地外的寺庄村，在那里流入寺庄水库。从“破四旧”未能彻底消灭的、在咱们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那种风水学上来讲，这村子也算是依山傍水了，应该是福地。村里虽然没有电，更没有现代化的农业机械和交通工具，但是村里人也知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生存哲学。相传古代就是戍边的村落，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史家岔村是八路军120师359旅一营驻地，是“南泥湾”的最南端。

从史家岔村往北不远就是山林，山上和山沟里挤满了参天大树，一些树干上长着木耳，山林里有蘑菇、药材以及各种可以给村里人享用的飞禽走兽，家门口有井，吃水不愁，只要风调雨顺，地里庄稼长得好，村里人就不至于挨饿。除此之外，想过上温暖平稳的日子，当然还得有足够烧的柴。俗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柴名列首位。家里有柴火，一家人就打住了心慌，不会担心窑顶上炊烟断顿，也不会担心睡在炕上做不出温暖的梦。有砍不尽的树，也就有烧不完的柴。一年又一年，村里的乡亲们都是靠着一盏油灯、一炉灶膛火、一瓦盆滚热的洗脚水，洗洗涮涮吹灯上炕，感受着家的温暖。

当地农民村里各家各户基本上都是一、两个月砍一次柴，我们知青也不例外，不能等柴火全部烧完了再去砍柴。因为刚砍下来的树，树干基本都是湿的，砍回来之后把它破开，在院子里的柴火垛上放上半个月才能干。不干的柴烧起来不但火力不旺，还会冒很多烟，特别是刮大风的时候，灶膛倒烟呛得人难受。

少数知青被招工，留村砍柴唱山歌

1970年9月份，我们队上的知青伏永泉和王明超在驻村北京干部韩玉祥和全公社11名驻队北京干部据理力争中获得两个招工名额，被分配到延安化工厂当工人去了，村里男知青只剩下四个人。十月天，秋高气爽，不冷不热，是进山砍柴的好日子。我们选择了一个大晴天，准备把过冬用的木柴都砍足了再运回来。管理我们村知青的北京干部老韩一马当先，也和我们知青一同去砍柴，老韩还要求生产队派出一名社员陪同我们知青一起去，不仅是带路，还要帮助砍树、拉架子车，由生产队给帮助我们干活的社员记最高工分。队上派来了和我们知青关系最好的村里的小青年张明申。明申拉着架子车，我们前后跟着，一行六个人有说有笑进山伐木砍柴去啦。

（经常帮我们知青干活的当地农民张明申）

一进山就想唱歌，可能是山里人的生活习惯。没来延安插队之前就听别人说山里人爱唱山歌，不论是行路、砍柴、割草还是放牧，即兴创作来上一段，那自由的节奏，高亢的曲调，随心所欲的唱词，直抒胸臆句句真情，极大地舒缓了心情，也将一切烦恼抛到了脑后，这怕是其它演唱形式所不能比拟的。陕北的“信天游”，青海的“花儿”，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那被批判的电影《刘三姐》里，刘三姐唱的山歌悦耳动听，更是久唱不衰。“唱山歌，这边唱来那边和，山歌好比春江水……”，多美呀！山歌加上长流的春江水，不就是高山流水吗？看着身旁连绵的大山，听着耳边潺潺的流水声，正有如钟子期感叹俞伯牙的音乐“巍巍乎若高山，荡荡乎若流水”，这番意境令我们心旷神怡，既然来到了深山里，我们也要像那山里人，痛痛快快地唱上一首歌。

我们村的男知青里唱歌最好的是伏永泉，以前都是他起头，大家跟着唱上两支“黄色歌曲”，经常唱的是“红河村”（加拿大民歌，现在翻译成：红河谷），不仅我们知青男女生都会唱，年轻的社员也都跟着学，到我们插队第二年时，村里不少年轻人都会唱这首加拿大民歌了。伏永泉被招工离开村子的时候，还有几个小年轻社员高声唱着这首歌为他送行，只不过把歌词改动了一下，把“要记住红河村你的故乡，还有那热爱你的姑娘”，改成了“要记住史家岔你的故乡，还有那热爱你的老乡”。

（驻村的北京干部韩玉林）

陕北的信天游我们唱不好，陕北的酸曲更“黄”，我和葛家璐唱起了“宋老三”，这是北京小曲《探清水河》里的一段，也是我们村知青平时经常唱的一首歌。“桃叶尖又尖，星星布满了天，在席位的众民工，细听我来言，此事啊，发生在京西蓝靛厂，蓝靛厂北门外有一个宋老三……”。刚唱到此处，被驻村的北京干部老韩打断了，“别唱这乌七八糟的，唱个革命歌曲”，老韩一边摆着手，一边笑着说。我问老韩：“您说，咱们唱什么歌？”老韩反问我们：“你们看唱什么好？”我回答老韩说：“我们就会这个。”其他知青也不做声，偷着笑。我又说：“老韩，您给选一个吧？”“对，请老韩给选一个。”知青们附和着说。老韩说：“我想想。”老韩知道，当时官方推广的“革命歌曲”不仅我们村知青不爱唱，老乡也不爱唱，老韩笑脸也没了，边走边认真地想。走出了二里地，老韩又笑了，说道：“我想起一个和咱们砍柴有关的革命歌曲，那个歌名叫《勤俭是咱们的传家宝》，这个歌你们都应该会唱呀！”其实我们上学的时候都学过这首歌，我们装作不会唱，想给老韩一个展示歌喉的机会，让老韩先唱，然后大家跟着老韩唱。老韩习惯性的用手向上提了一下帽檐，小声的唱了起来：“勤俭是咱们的传家宝，社会主义建设离不了，离不了。不管是一寸钢哎嗨一粒米，一尺布一分钱，咱们都要用得巧。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千日打柴不能一日烧，不能一日烧……”老韩正唱到兴头上，被我的话打断了：“您别唱了，这个歌有问题。”“有什么问题？”老韩吃惊地问我，他也怕因为唱一首歌犯政治错误。我给老韩分析：“这千日打柴，就是一千天，三年啊，谁家连续打三年柴，不种大寨田了？吃什么呀，卖木柴?那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吗？再说了，连续打三年柴，那得存多少柴呀？一天烧了，就不是勤俭和浪费的问题了，是放火，是纵火。”老韩脸上的笑容又不见了，指着我说到：“我又得批评你，老没正经的，你也提高提高觉悟。”大家听着都笑了。

树多任意砍，险情暗中藏

向后山又走了四、五公里，走到一个沟口儿，那有一片杂树林，树干的直径都在十公分以下，砍来做柴火正合适。明申放好架子车，大家分散开，开始伐木砍树。大约每个人都砍倒了四、五棵树的时候，在我左侧大约二十米远的地方，正在砍树的褚永琦突然“哎呀”叫了一声，大家同时抬头向他望去，只见一个野蜂群正在向他袭击。那是一群像细腰黄马蜂一样的野蜂群，由于我们穿的都是长袖的衣裤，那群野蜂正在向他的脸部进行攻击，褚永琦想躲都躲不开了，他迅速蹲在了地上，双手捂住脸，很快，又从蹲着的姿势坐在了地上。我们知青每个人手里拿了一根带有叶子和枝叉的细树枝冲了过去，一边轰野蜂，一边招呼褚永琦。当我们冲到他身边时，他已经倒在了地上，脸肿了起来，眼睛变成了一条细缝。他已经不能说话了，呼吸也变得越来越急促。北京干部老韩迅速作出决定，马上拉上架子车回村。“柴不打了，马上回村，抢救褚永琦。”在他的指挥下，叶尔强先跑回村去找赤脚医生李庆长。叶尔强是我们这几个知青当中跑步最快的，只见他扔掉斧头，空着手以最快的速度向村里跑去。这边，我们迅速把架子车里已经装好的木头、树干就地倒在了路旁，把架子车重新扶正后拉到褚永琦身旁，七手八脚地把他抬到了架子车上。张明申扶稳车把，把套绳套在自己的肩膀上，我和葛家璐一人推着一边的车帮，在回村的路上急速地跑着，跑一段路之后，我们三个人又轮流换着拉车。

（毒蜂）

老韩一直紧紧地跟着我们，时而快跑几步，时而急促走几步，实在跑不动了，就三步并作两步地在后边追着我们，毕竟是五十多快六十岁的人了，快到村口时他已经脸色苍白，气喘吁吁说不出话了。我们进村的时候，叶尔强已经站在村口的路边等我们，他找到的赤脚医生李庆长也已经到知青点等我们了。

（在陕北农村插队时的禇永琦同学）

鬼门关前走一遭，肾上腺素救一命

最后一个冲刺，架子车拉着褚永琦以最快的速度从村口到了知青点，李庆长立刻从我们男生宿舍门口走过来，用手摸了一下褚永琦的脉搏，又将手背放到褚永琦的鼻孔处感受他的呼吸。接着，他让我们直接把褚永奇放到宿舍的炕上，迅速给褚永琦注射了一支肾上腺素，眼见着褚永琦的呼吸慢慢平稳下来。李庆长说：“现在应该没有生命危险了。”说着，他又给褚永琦注射了另外一种抗过敏注射液，褚永琦虽然没有清醒过来，但是已经有了正常的呼吸和心率。

我们知青用李庆长的医用镊子拔去褚永琦脸上野蜂留下的毒钩，李庆长又给了我们一块大胶布，我们用胶布一点、一点地把毒钩从褚永琦的脸上粘下来。北京干部老韩三番五次地问李庆长，是否要将褚永琦送到六十里地以外的县医院或三十里地的公社卫生院去治疗？李庆长说，他以前治疗过被毒蜂蜇伤的人，用的药和县医院是一样的，没有必要去那么远的地方。没有现代交通工具，用架子车拉上诸永琦，走到县医院要七个小时，这崎岖不平的山路躺在架子车上，好人也得给颠出毛病。他说的在理，他的话让大家揪着的心稍稍放下一些，我们围在褚永琦身边，静静地等待他的好转。

大约40分钟过后，褚永琦被野蜂蜇伤变形的脸，稍微好转了一些，他睁开了眼睛，看看我们，没说一句话很快又昏昏睡去。20分钟后又醒了，我们给他喝了一点温水，李庆长说：“多喝点水，一撒尿，就把毒排出来了。”褚永琦又睡着了，李庆长说：“你们放心吧，没事了，就等他慢慢恢复了。”大家这才真正松了一口气。

老韩叮嘱我们照看好褚永琦，有情况立刻向他汇报，回到他的宿舍后，坐在椅子上，两眼盯着窗外，没有任何表情，连续吸了三支烟，呆呆地坐到了天黑。

到了吃晚饭的时候，褚永琦醒了，神志很好，脸上的肿胀基本消失了。他觉得浑身无力，很疲乏，喝了一些小米粥又睡觉了，老韩不放心，又来到我们宿舍好几次，探问恢复情况。收了工的乡亲们也三三两两来到我们知青宿舍问候褚永琦，得知褚永琦在休息，便很快离去。

知青缺少安全教育，山区插队暗藏危机

第二天早晨起床，褚永琦恢复的挺好，脸上的肿胀完全消失，除了身体上感觉无力，已经没有其他症状了，老韩说，让褚永琦好好在家休息两天，不要出工了。前来探望的乡亲们告诉我们，砍柴时，不仅要提防野蜂，还要注意蛇和其它毒虫，因为他们也是有过血的教训。是啊，上山下乡前如果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能够给全体离京知青事先进行安全教育和生存技能培训，也能避免遭受野蜂袭击的事。总之我们还算是幸运的，有一些生产队的知青在干农活时坠崖摔死、窑洞坍塌活活砸死……，这些噩耗一直是知青生活中的阴影。我们学校一位初二的女生在打窑洞时，用架子车推着一车土向山坡下倒土时，人和车一起掉下悬崖……。

自从禇永琦遭到野蜂袭击那一天起，北京干部老韩就像鲁迅小说《祝福》中的祥林嫂，总是重复着一句话，当然说的不是“我真傻，以为夏天没有狼……”，老韩说的是：“真危险啊！这要是出了事，我怎么向孩子父母交代。”的确，如果不是抢救及时，如果赤脚医生李庆长不在村里，如果他手里没有肾上腺素，如果我们砍柴的地点离村子再远一些，如果……？后果真的不堪设想。老韩调回北京后还经常念叨这件事。

一周后，褚永琦的身体完全恢复，还戴上拳击手套和我练习了拳击。他还风趣地说：“这回野蜂蛰了以后，脸皮变厚了，拳套打在脸上也觉不出疼了。”刚刚死里逃生，又迅速转回苦中作乐的日子，这就是我们知青。必需永远保持一个好的心态面对不可预测的未来。

老韩专程向负责全公社知青工作的北京干部组长老杨汇报了褚永琦遭遇野蜂袭击的事，这样的事老杨也是第一次听说，听完汇报他半天没说出话来。

（被招工去西安时的禇永琦同学）

第二年六月（1971年6月），在老韩的极力保举、推荐下，虽然有干部子女、军人子女、工人和贫下中农子女分配优先的原则，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褚永琦依然被从北京西迁到西安的北京机械学院招工，（后更名为“陕西机械学院”迁往汉中），临行时带走了我们在村里常用的两副棕色的羊皮拳击手套。

知青的苦难日子是半个世纪前中国大地上的悲歌，诸永琦遭受毒蜂袭击的事情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我想起这件事就心里发毛。想起《西游记》中，唐僧西天取经的九九八十一难，又吃人参果、还留宿女儿国……，虽然还遇到各色妖魔鬼怪，就是没有遇到“野蜂怪”，由此可见吴承恩缺少山林砍柴的经历。

（50多年之后，我们村的知青再次聚会从右起第三人是禇永琦同学，第四人是本文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