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这样的活着——我们队里的严姐

慧眼禅心（黄钟明）

初识严大姐，是下乡的第一天——1968年12月15日，吴江金家坝公社金星大队的团支书来接我们知青，他不无得意地向我们炫耀着：“我老婆也是知青，64届苏州铁师毕业生。”

当我走进一间混杂着鸡，鸭，猪各种气味的房子里，第一次看到她时，她正在为她的第二个儿子喂奶。文静，端庄，大大的眼中溢满母爱。看到我们几个新来的女知青，匆匆起身，将煤灯捻亮，带着几分羞怯：“真不好意思，太脏了，坐都没地方坐。唉，怨煞哉！”她一边说着，一边急急地用抹布揩着长长的条凳，为我们倒茶送水，很是热情。

以后，我常同她一起干各种农活，在田里交谈得多了，知道了她与丈夫的恋爱经过。严姐是扬州籍知青，当年，姚复员回乡，看到家乡一下子来了不少苏州铁师毕业的知青，作为复员军人，大队团支书的他，虽相貌平平，但凭着在部队锻炼过，有点文化，他理所当然把当时一个个如花似玉的女知青作为择偶对象，在众多女知青中，严姐并不是最漂亮的，但她淳朴，善良，热情，勤劳，一手字漂亮遒劲。由于她的年龄比同学稍大，大家亲切地叫她严大姐，都特别尊重她。有一次姚到她家里，看见她正在订被头，在部队锻炼过二年的他，殷勤地露了一手，硬是从严姐手里拿过针线，将被头订好。弄得善良的严姐不停的搓着手帕，十分难为情。在那个男女交往不多的环境里，姚用自己的职务之便经常的关心她，最后终于如愿以偿，和严姐结成夫妇。

我所在的小队田多人少，是纯水稻田。全队74个劳动力，有302亩田。当地人重男轻女，诸多的不公，很令我们女知青气愤。比如，所有弯腰的活，插秧，耘苗，割稻全是由我们三十多个女劳力来完成的，一天弯到夜，浑身骨头都散了架，腰都直不起。就是这样，已婚女子回到家，还必须烧饭洗衣，养鸡喂猪，侍候男人。在当地浓厚而愚昧的封建意识下，大多数已婚女子被作为干活和生育工具天经地义的服侍着一家老小，婚后的姚也自然地遵循着祖辈的传统习惯，以至我每次看到严姐，总是听到她那句扬州味很重的口头禅：“怨煞哉！”

她有许多不快，大大的眼睛中总有几份莫奈的哀怨。一年后她又生了个女儿，她的脸黄黄的，早已失去了她这个年龄该有的红润。她告诉我，她想把家收拾得干净点，但每天感到筋疲力尽，况且她丈夫认为完全不必。她将床单洗一洗，丈夫吼：“洗啥？一生一世不洗床上也挑不出一担泥的！”她已经有了3个孩子，想去做绝育手术，他说：“你去，没有人服侍你的。”

她欲哭无泪，总是用那双哀怨的眼睛看着我说：“怨煞哉！你千万不要在乡下结婚！”

十年后，我随大批知青回城，与严姐道别，她那充满羡慕而又深感失落的眼神使我很是不忍，作为已同当地人成家的她，无奈地将自己的命运与九曲港这块贫瘠而愚昧的土地连在一起，她留在那里当一名小学教师。

1986年的一个冬天，我因事去金家坝，顺便到队里看严姐，吃惊的是才40岁的她，已是满头白发，感觉迟钝，耳朵也聋了，却还是在教书。她看到我，很是兴奋，马上走到教室外来，紧握着我的手，问这问那，但我们的谈话已非常吃力，我大声地凑在她耳边讲，还是经常搞错，离别时，她的眼里溢满热泪，我心中充满惆怅，我为她的早衰感到疑虑和恐惧，也为她所教的那些孩子感到忧虑。

1992年的一个秋天，一位老知青找到我，劈头就说：“你知道吗？严大姐走了，生病走的。”

我惊愕，木然，双眼顿觉模糊。下乡十年，我务过农，做过工，当过血防化验员，公社宣传队员。细算起来，与严姐一起的日子不是很多，但是，她那热情善良的品格，那双深含哀怨和无奈的眼睛却在我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痕。在农村，她象一面镜子，时刻照着我，使我省悟，令我理智，激我自爱，以免在自己身上又一次出现同样的悲剧。

去年我又去乡下，看见严姐的丈夫，嘴里还是不停的叼着烟，两手在牌桌上熟练地摸牌，我们谈起严姐，他脸上稍微暗淡片刻，随即还是有点得意地告诉我，他现在生活比一般村里人好，因为每月可以拿妻子的遗属补助，因为严姐曾经是教师。
作者备注：这是多年前我写的一篇文章，转载在苏州知青公众号。如今，严姐的丈夫已经作古，而苏州知青公众号也即将消失。那些我生命中亲历人和事，那些有感而发的记录，留在这里，告诉朋友们，有一位女知青，曾经那样卑微而怯弱的活着。 （照片上的人大多为当年知青，其中穿格子衬衣坐在船中间的就是本文的严大姐，此文的照片由老知青马大哥提供，特此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