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轩：龙玉堂生产救害记。——八路军总部野战政治部的太行山大生产运动之一。

太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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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5月，日军调集华中、华东相当大的兵力，对太行山地区进行了一次大扫荡，妄图一举摧毁我太行山抗日根据地。艰苦的反扫荡刚刚结束，太行根据地的军民，又面临着旱灾的袭击。

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日军每次扫荡都要推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在这一政策的摧残下，到1942年，群众生活已极为艰苦。再加天不作美，一年一度的播种季节快过完了，还是滴雨不落。汉奸汪伪的国民党、日军潜入根据地的地下维持会、日本侵略军的特务分子，趁机大肆造谣惑众，挑拨军民关系，胡说什么“天不下雨是彭德怀压住龙脉了”，八路军什么都不干，专吃“合理负担”等，反动会道门则大搞求神祈雨的鬼把戏，连总部所在地上麻田的近邻下麻田都搭起神棚，成天络绎不绝的善男信女，前来叩头求雨，有时还抬上“龙王”游行，弄得乌烟瘴气，社会秩序很不安宁。我八路军总部针对这些情况，除加强民运工作，帮助地方党团、民兵，加强宣传教育外，同时集中力量抓了生产救灾工作。

从春天开始，左权副参谋长、罗瑞卿主任便率直属队指战员在下口修堤造田，同时总部还号召部队帮助群众，沿河筑坝、修渠、灌地抢种。彭德怀同志亲自率领以曼丘同志为工程师的施工队伍，在上麻田修了两条渠，安装了自制的大木轮水车，不仅浇灌了麻田东坡底几百亩玉米谷子地，还利用水力开办了纺纱厂。入夏以后，旱情越来越重，总部发出通知：令部队停止向群众征粮，同时要大力帮助群众救灾。一手拿镢，一手拿枪，如果日军扫荡时，还要保证打胜仗。总部直属队坚决响应领导号召，从6月份就停止向地方要粮了，把仓里仅有的一点玉米封存起来，不敢再吃，以备不虞。每天的伙食都改成树叶加榆树皮面合成的团子。我们总直属队党的总支部和野政组织部十多个人，每顿饭打回两桶树叶糊糊，当时吃涨了肚皮似乎解了饥，可是两个小时之后，就又饿了。大家意识到这样办不行，需要从根本上寻求出路。所以，除组织采树叶队上山大量采集储存以外，在家的人，都纷纷上山，找阴山背后有点湿潮的地方，挖去野草，撒上菜籽。在漳河边，把无人经管的小块地全部开出来，种上茄子、南瓜、西红柿。一个月后，山坡上的菜、河边的菜长起来了，渐渐代替了树叶，伙食状况有明显的改进，人们的日子慢慢好过了。以张迺更同志为队长的采树叶队，采集的大量树叶，一直存放在山上没有动用。艰苦奋斗一夏秋，这一年总算没饿肚子。由于执行了生产救灾的方针，不仅总部所在地区，就是在整个太行地区也没有发生饿死人的现象。

（二）

1942年灾荒给人们的教训是深刻的。要从根本上克服困难，只有自己动手才最保险，所以，1943年一开春，大家便动手大搞生产了。

我们野战司令部政治部决定以龙王堂为基地。

龙王堂是一座地形很险要的高山。它位于辽县（今左权县）桐峪镇，武军寺，上、下南会，上、下口，上、下麻田，云头底，黎城县的东崖底这7个地方之间。山的东面，从上、下口到上、下麻田以及云头底一段，是清漳河谷，山势陡峭，只有一条羊肠小路可以上山。山的北面是上、下南会与武军寺到桐峪的夹谷，山沟很窄，每到冬季很少晒到太阳，更显得阴森、峻险，这一面只能仰望悬崖陡壁，不能上山。山的西北面和西面是桐峪到东崖底的大路，中间的山梁方向岭是龙王堂与辽县、武乡县的大山相连的一条山脊，这一面坡形较缓，是上龙王堂的大路。山的南面是东崖底到云头底，又是一条很窄的夹谷。所以，从麻田出发，虽然抬头即可看到龙王堂，但要想上山却得绕行二、三十里路。

山上有几个天然洞。洞内有一座庙，有水质很好的山泉。这座山叫龙王堂，大概就是因此得名，也以此出名。人们上山后，把洞口堵上，便成为可以御风寒、防野兽的住房。这几个洞可以容纳几十人，我们就住在山洞里，它就是我们的生产与生活基地。

1943年初春，地刚开冻，我们就登上龙王堂，在山坡上种下了谷子、豇豆100多亩。山顶有一座突起的孤峰，为了有充足的副食，我们又在那里种了400亩蔬菜。说起种菜，这是我们在龙王堂生产战斗中最艰苦而又受教育最深、生活最有趣，也是令人最难忘却的一段。

从龙王堂上到孤峰顶，约有四、五华里，最陡的一段足有两华里。这个孤峰除只有一条放羊人上过的小路以外，再没有第二条路。野司野政的同志们，就沿着这唯一能到达峰顶的羊行小路，攀到了峰顶。通过这段艰险的途径，眼前立即出现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境界。一到峰顶就使人感到这与陶渊明钻山洞时发现的世外桃园相比，地形虽不一样，却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是一片非常幽美的境地，山上的土是几尺深的腐殖质土，峰顶上浓密的灌木丛长得葳葳蕤蕤，郁郁葱葱。峰顶向阳的慢坡上，漫开着金黄色的连翘花，莺歌鸟语，处处可闻。在这样美如花园的峰顶开荒，同志们感到非常可惜，可是在这种异常的灾荒面前，也只好杀鸡取卵，忍痛而为了。我们就在这块秀丽的天然园林之中，开挖了400亩肥沃的良田。

八路军开荒时的情景

开荒生产是为了坚持抗战，为打胜仗增添物质基础，同志们都有同样的看法。要不是有这样的思想作基础，在如此陡峭的羊肠路上，很难设想这些来自全国大城市的知识分子们，是会成天爬上爬下的。

我们战斗在峰顶上，每天一早上山，天黑下山，一天的活动总是安排得满满的。身体弱点的同志，先砍树丛开路，然后，挖地的同志们便排成一字横队，开始同树根战斗。一开头大家没有经验，1天1人只能挖几个树根，开1分多地。经过几天的实践，大家摸到了提高挖树根速度的办法：从一侧深挖，先断其主根，使其它细根失掉依托，很快就可挖下来。这样，1人1天就可以开到2分地，有的甚至一天能挖3分。

劳动一小时休息一次。在休息的时候，有专人给大家读报，读文件，或引导漫谈时事，有的同志把改进挖树根的方法也提到战术胜利的高度，在这里给大家传播、介绍。经过1个多月，400亩坡地展现在劳动大军的面前。但是，种什么？怎样种？又是紧接着要解决的问题。于是，我们组织人下山去向东崖底的老农学习，还请农民上山看地势、土质，研究土地的合理使用问题。他们说，高山气温低，只能种萝卜、土豆，而且告诉我们，这种松软的腐殖土，种“象牙白”大萝卜最好。我们按群众意见，在整个顶峰上种上了萝卜、土豆。

在菜田管理上，我们也没有经验。开头间苗时，总舍不得拔苗，下不得手，间拔过后，苗仍是密集的。随着菜苗茁壮生长，我们也就跟着一次一次的间拔，一直拔到第三次，株距才算基本合理。老农说，如果开头就拔得狠一点，萝卜就会长得更快、更大，这点也使我们增长了不少见识。

在高峰开荒还搞了不少副产品。山上有许多中药材，当时部队“打摆子”（疟疾）的人很多，发高烧是常事，而治疟疾的办法主要是在手腕上绑大蒜泥，弄得好多人手腕上带着大水泡荒，所以，当发现这里遍地是柴胡的时候，都小心翼翼的收藏起来，成捆成批的送到卫生部去作针药，制做解热退烧剂。后来听卫生部的人说，这个东西可以出口，外国人叫它“帕不利亚”（Radix Bupleuri），用它可换外来货。因此，“帕不利亚”，“帕不利亚”的喊声总是回荡在山顶……。此外，还有很多常山，党参、猪苓……，人们对它们不太注意，可是也间或收起送卫生部门。同志们休息时除采上述药材，还要采摘连翘树叶，然后作成连翘茶，成批成批的运往天津、北京，换回医药、腊纸、钢板、油印机和其它必须品。

大家在山上种菜，还时刻关心着山下机关同志们经营的玉米。当时有一种地蛆（黑老虎，蛴螬）专咬玉米根，弄得山下的庄稼一片一片的枯死。同志们听说柏树油可杀这种虫，便有意识的收集柏   树根熬油，供山下机关灭虫使用。

由于大家齐心协力，这一年山上山下的生产，都获得了很好的收成。

（三）

生活战斗在高峰顶上，劳动强度虽大，但精神却非常愉快、活跃，并不以此为苦。在这里充满着高度团结、互相关心、克服困难的气氛。大革命时代的老同志刘秉琳，岁数大一些，但从不示弱，每天分配任务时总要和大家一样多，但究竟力不从心，休息的时候，同志们看到他掉在后面，总是一跃而上，很快地帮他完成任务。劳动中有的同志不会砍镢把，不会安镢头，别人便赶紧去支援，从始至终，天天如是。

为了解决做饭的燃料，每天收工的时候，大家都要捆一捆柴背下山。在这样直上直下的羊肠路上背柴下山，真不是容易的事，一旦失足，滑了坡，就要葬身崖底。为了安全保险，带队的同志在小路旁的树根上、立石上都拴了绳子、铁丝作扶手，就这样背柴下山还是难题。我们一位老同志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从来没有背过柴，更不用说在这种路上背柴下山，开头他总是把柴梢朝前，柴捆靠着山壁，走一步，柴捆便在崖壁上碰一下，东扭西转，无法前进。大家感到这不是某个人的困难，即使会走山路的人，成天背柴下山也是一个难题。几天之后，同志们变得聪明了，改进了办法，把捆好的柴从峰顶绝壁崖边往下扔，下山后再背到住地供做饭用，既省了力气，又提高了背柴的效率。

爬山开荒，大家体力消耗是比较大的。机关的同志们把粮食省下来支持山上，每人一天也只能吃到1斤小米。为了吃好吃饱，司令部四科长朱早观同志（大革命时代的老同志，年龄较大，体力较差，不能上山开荒）经常关心伙食，他常说：“我是癞痢头跟着月亮走，你们干，我管管吃饭的事。”其实，他帮助解决了不少生活供应问题。开始有些同志按定量分饭不够吃，有点恐慌情绪，伙食委员会针对这种情绪，便不声不响的加了些粮食，使大家感到每天虽只1斤粮还是够吃的，情绪安定了。此后，再多加点野菜，并没有多加多少粮食，也够吃了。在山顶吃午饭，在猎取“野味”方面也有些新奇的创造，我们的总支书记唐济盘同志，看到地里蛴螬很多，又大又肥，在烤干粮的同时，他总是抓一大把放到火里，听到“噗”、“噗”一响，便拿出来吃掉。当时只知可吃，还不清楚里边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在艰苦的劳动中，同志们总是情致洋溢，乐趣横生，挖地的同时，不断地讲些笑话。有一天，在谈起有的国家人名都叫什么“斯基”，于是有同志说为什么中国人不可以变变老习惯呢？侯德辉同志顺口说：“绍基同志的名字最好加上‘夫斯’二字，变成绍夫斯基”，说得大家哄然大笑。他回过头来看到正在咧嘴大笑的老张有两颗大门牙，便又开玩笑说：“老张也该换个外国名字，就叫‘牙比山大’吧！”话音未落，大家已笑得前仰后合，老张还击了一句：“你这小子！”尔后，自己也忍不住大笑起来。说是说，笑是笑，逗是逗，可同志们的革命感情确实是无比深厚的，抗战胜利后，同志们你一块、我五毛的凑了十几元钱，帮他到邢台医院，换掉两颗牙齿，解决了他多年说话、吃东西不方便的问题。

（四）

经过几个月的奋战，龙王堂山顶孤峰上长出了绿油油的萝卜、土豆，每次间拔菜苗的时候，都请附近农民赶着毛驴上山驮菜，这点小小的无偿支援，换来的却是农民对军队无限的热爱与帮助。菜多了，伙房用不了那么多，我们在龙王堂也办了个养猪场，光是用菜叶，就养了一群大肥猪。到秋后，仅108人的野战政治部，就存栏肥猪100多头，每个礼拜总是杀二、三头大猪。秋后高峰顶上，“象牙白”萝卜一般都是一、二尺长，大的竟长到3尺！几十万斤的萝卜、土豆、小米谷子，堆在场上，看着实在喜人。肉多了，菜多了，小米、豇豆都不缺了，人们的生活完全改变了，一扫头年灾荒造成的那种凄凉景象。这是艰苦奋斗的结果。1943年生产总结大会上，野司、野政单位从生产的收获中，买了些毛巾、袜子，还有笔记本，按每个人的贡献大小，分别发了奖。经过这段生产，不仅解决了吃饭问题，而且，大家的身体也锻炼好了，在这号称“上党天之脊”的山顶孤峰上，几个月来，天天上下，人人都成了业余登山运动员，愉快的完成了生产任务，再没有一个人有那种“行行太行道，一步三叹息”之感。经过生产自救，使大家同农民的感情更深了，对执行党中央、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也更加自觉了，生产、思想都获得了丰硕的成果。

1985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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