辍学后我第一份工作一一打瓶子

李东奇(志强)

　　1986 年，我从合水六中复读毕业。彼时，由于户口不在合水县，不符合报考“小中专”的政策规定。尽管我五门功课考了395分，被合水一中高中部录取，可入学之路却布满荆棘。合水六中八六届毕业生未曾学过英语，而我此前在庆阳二中所学的外语又是俄语，毫无英语基础的我，面对高中入学通知，满心都是无奈与绝望，泪水止不住地流，那泪，仿佛比黄河水还要汹涌。最终，我放弃了去合水一中报到，这段充满遗憾的读书生涯，也就此画上了句号。

　　父母当时在汽车西站后门与表弟惠利合伙经营一家“羊肉馆”，我便去帮忙，每日的工作无非是收拾碗筷、端饭上菜……日子就这样平淡地过着。

1986年的后季，西峰市玻璃厂成立，父母托人将我安置进去。经过短暂培训，我被分配到成型乙班，成为一名成型工。起初，我的工作是开模具，把透红滚烫的玻璃瓶子从模具里用夹子夹出，再放到输送带上。工作实行三班倒，干半小时，休息半小时。

刚开始的时候，即便戴了两双手套，夹瓶子时还是觉得烫手，有时甚至烫得满手都是水泡。但日子久了，慢慢也就习惯了，后来戴一双手套就行，再后来，甚至能光着手开模具……

在玻璃厂工作期间，我结识了许多同事：班长董永贵，山西人；黄启文，同样来自山西；还有正宁人雷芳，以及张莉、李红梅、杨彩云、赵某某……其中，我（李东奇）与石天武（外号猴子，本名杨小明）、殷博、高建国四人最为要好，以兄弟相称。工作时，我们一同干活，一同休息；下班后，也总是形影不离，四处游玩。

年少时，总是气盛的。那时街道上随处可见摆地摊的，夏天，玻璃厂对面常有外地的瓜农卖西瓜。我们兄弟四人偶尔会去讨要，多数时候，摊主见我们年轻，便会给两三个西瓜。可有一次，摊主不在，他的同伙不肯给，我们一时气愤，捡起路边的砖块就朝西瓜摊砸去，几个西瓜瞬间四分五裂。那时的我们，年少轻狂，丝毫没有悔意，看着卖瓜人无奈叹气，我们扬长而去。

还有一次，我在操作机器打瓶子时，与开模具的一名女工不知为何起了争执（具体原因早已记不清，只记得是她先挑起的事端）。殷博见状，立刻放下手中的活儿，跑过来就给了那女工一拳，石天武和高建国也纷纷赶来帮忙。在那女工的哭声中，这场闹剧才得以收场。后来，这事被捅到了副班长雷芳那里，不过鉴于我们四人是班组的核心力量，雷芳只是把我说了一顿，便不了了之。

说起打瓶子，我最该感谢的人是我的师傅黄启文。他来自山西运城，身高大约1.7米，生得一双大眼睛，皮肤白净，上嘴唇微微上翻。时间久了，我俩渐渐熟络起来。他向班长建议，让我上机子打瓶子，并且在操作过程中，一边打瓶子，一边给我讲解要领，比如力度的把控、翻料的技巧、手腕的运用……就这样，我成了黄师傅的徒弟，虽说没有举行正式的拜师宴，只是给师傅买过几盒烟，但在黄师傅的悉心教导下，我打瓶子的合格率越来越高，也逐渐成为成型乙班的核心力量之一。

1988年的前季，由于产品销路等问题，市玻璃厂被迫停产。厂里聘请的师傅们陆续离厂返乡，黄启文师傅也不例外。临行前，他把自己历年打瓶子积累的经验以及机子故障维修的手抄本郑重地交到我手中。我们在原市区百货大楼拍下了唯一一张合影，后来照片洗出来，我便邮寄给了师傅。自那之后，天各一方，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

后来玻璃厂二次上马，袁小平来家中叫我去上班，那时我正在村办企业打工，便婉拒了。不过，我把黄启文师傅辛苦积累的经验手抄本交给了袁小平。

前几年收拾房子，东西搬来搬去，许多照片都遗失了，其中就包括我与黄师傅的那张合影，实在是一大憾事。

　　随着玻璃厂的停产，我和石天武、殷博、高建国也各奔东西，为生活四处奔波。高建国后来顶了父亲的班，在北街农副土特产公司上班；殷博学了医；石天武起初在家赋闲，后来结婚，在秦坝岭开了一家饭馆；而我则在村办企业钢窗厂打工。大家都在为生计忙碌，彼此之间的联系也渐渐少了。

大概十年前，我才得知2000年西峰火柴厂家属楼发生的那起煤气中毒事件中，遇难的男人正是高建国。

时光匆匆，时过境迁。如今，我们兄弟四人只剩三人。石天武和殷博的原配夫人都已病故，他们也都重新组建了家庭。年年岁岁，花开花落依旧相似，可岁岁年年，人却早已不同，回首往昔，满是感慨与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