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灵隐寺 <h1> 杭州灵隐寺始建于东晋咸和元年(公元326年), 开山祖师为西印度僧人慧理和尚， 至今已有约一千七百年的历史,</h1> 百年前的灵隐寺（图片源自网络） 理公塔 1900年代上海康记洋行发行 <h1> 中国历史上曾历经四次重大法难，分别是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以及后周世宗时期对佛教的毁灭性打击。灵隐寺的命运也随之沉浮，历经了无数次的兴盛与衰败。</h1> <h1> 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古寺几度被毁战乱，几度涅槃重生，经历了19次大大小小的火灾，屡毁屡建，这种坚韧与顽强，使得灵隐寺成为历史的见证者，也成为了人们心中的圣地。</h1> 1920年代杭州月溪照相馆 <h1> 清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攻入杭州，众多寺宇遭到毁灭，整个灵隐寺仅存天王殿与罗汉堂。这场战乱导致灵隐寺的珍稀藏品大量流失，给寺院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损失。</h1> <h1> 同治年间，灵隐寺开始了漫长的复建之旅。由于工程浩大，大雄宝殿的重建工作历时五年，一直到宣统二年（1910年）才基本完成。重建后大雄宝殿高度达到了十三丈五尺，彰显了寺院的雄伟气势。这也是灵隐寺在民国以前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整修。</h1> （图片源自网络） （图片源自网络） <h1> 1949年，灵隐寺大雄宝殿因白蚁侵蚀而部分倒塌，佛像被损。</h1> <p class="ql-block">（图片源自网络）</p> <h1> 1952年夏，杭州市政府成立“杭州市灵隐寺大雄宝殿修复委员会”，由民政厅拨款，历经两年多时间，完成大殿的修复重建。</h1> 1959年浙江邮电管理局 <h1>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破四旧”狂潮波及杭城。8月24日，杭州的一批中学生红卫兵去打砸灵隐寺和飞来峰石刻，数千名浙大师生自发奔赴灵隐，筑起人墙，轮番坚守，阻止中学生红卫兵毁坏文物，后周总理办公室两次给浙江省电话指示，灵隐寺暂加封闭，事件才得以平息。灵隐寺在那场席卷全国的文化浩劫中奇迹般地幸免于难。<br><br></h1> （图片源自网络） <h1> 如今，这座千年古刹，见证了历史的变迁，承载了佛教文化的传承。它就像一位智慧的老者，静静地诉说着过去的故事。今天，我们通过百年前的老照片、老明信片，讲述其背后的故事，感受古刹的庄严，透过这座建筑触摸历史的沧桑。 </h1> <h1><b>一、山门</b></h1> <h1>最早反映灵隐寺山门口景色的清代明信片。</h1> 1909年上海福和烟行 编号92 黑白、彩色 在灵隐与天竺分道处，黄墙黛瓦、古色古香。照壁上题有1.6米见方的四个大字“ 咫尺西天”，字体遒劲有力，令人肃然起敬。照壁为清代遗存建筑。 <h1> 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寄韬光禅师》中写道：“一山门作两山门， 两寺原从一寺分 ；东涧水流西涧水， 南山云起北山云。”灵隐、天竺的山门，就在如今照壁的位置。</h1> <h1> 灵隐山门建造于清道光年间，这张杭州二我轩照相馆拍摄于1910年的老照片，透过山门，可以看见对面照壁上“咫尺西天”四字中的天字。</h1> 1910年杭州二我轩照相馆 清代发行 版本不详 1920年代杭州月溪照相馆 <h1> 灵隐寺山门正面牌楼承唐宋遗风，檐出如翼，斗栱雄大，气势雄伟。门匾竖书“灵隐古刹”，题于1914年，由浙江省原省长张载阳书写。</h1> （图片源自网络） （图片源自网络） 1930年代日本出版 1934年日本亚西亚大观 <h1> 山门两边内侧塑有两大护法金刚，俗称哼哈二将，怒目圆睁，神态威严，手持金刚杵，镇守山门。 </h1><br> （图片源自网络） <h1>目前已发现的老山门明信片，均为1937年前日本发行</h1> <p class="ql-block">1930年代上海风景片公司</p> 1930年代日本发行 1930年代日本出版 1930年代日本出版 <h1> 1937年11月，日军进入杭州，灵隐寺成为难民收容处，大批难民于此避难，嘈杂无序，惨不忍睹。某日半夜失火，寺内客堂、伽蓝殿、梵香阁及老山门都被付之一炬。如今我们只能从老明信片上见到当年的模样。</h1><br> <h1> 现在进入灵隐景区大门的匾额《灵隐寺》，是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先生题写的。落款日期是癸未年九月十九日，即2003年农历九月十九日，巧的是农历九月十九日正是观音菩萨出家日，寓意深远。</h1> <h1><b>二、 天王殿</b></h1> <h1> 天王殿、大雄宝殿和五百罗汉堂是当时灵隐寺的三大核心建筑。</h1> <h1> 进入灵隐寺，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天王殿。这座殿宇因供奉四大天王而得名。大殿正中佛念里坐着袒胸露腹的弥勒佛，跌坐蒲团，笑容可掬。背对山门的佛龛，供奉的是佛教护法神韦驮雕像，像高二点五米，头戴金盔，身裹甲胄，神采奕奕。这尊雕像以香樟木雕造，是南宋留存至今的珍贵遗物，已有700多年历史，很具观赏价值。</h1> <h1> 1911年美国摄影师查尔斯·朗·弗利尔（Charles Lang Freer）拍摄了灵隐寺天王殿的照片，那时额匾是竖着放置的，上书“敕赐云林禅寺”六个大字。后面一张则通过AI技术进行了修复，让我们得以一窥百年前的原始风貌。</h1> 天王殿百年老照片（图片源自网络） （图片源自网络） <h1> 通过放大额匾上的文字，可以清晰看到字体排列成两列：右侧为“敕云林”，左侧为“赐禅寺”。纵观古今，这样的牌匾似乎仅此一例，至于原因，或许还有待专家来解读一下。</h1> 1910年代杭州二我轩照相馆 1910年代杭州会阳堂（日本）发行 1922年杭州留芳照相馆 <h1> 天王殿两侧像塑于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虽然相对较晚，但绝对是其中的佼佼者。</h1> <h1> 四大天王中的南方增长天王执剑，因剑有锋，所以借谐音为“风”。东方持国天王因琵琶能调出音调，寓意为“调”。北方多闻天王因伞能遮雨，所以代表“雨”。西方广目天王手缠赤龙，意为龙蛇司顺，所以寓意为“顺”。四个字合在一起为“风调雨顺”，表达了中华民族祈求国泰民安的美好愿望。</h1> 手持宝伞的北方多闻天王 1930年代杭州井上写真社 手持宝伞的北方多闻天王 1930年代杭州井上写真社 手捧琵琶的东方持国天王 1909年上海别发洋行 <h1> 门口的两棵古树，历经风雨，依旧屹立不倒，默默守护着这片古老的土地。它们见证了灵隐寺的百年变迁，</h1><br> <h1> 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天王殿开始悬挂“云林禅寺”、“灵鹫飞来”两块匾额。</h1> 1930年代日本出版 现在的天王殿 <h1><b>三、 大雄宝殿</b></h1> <h1> 1860年，太平军占领杭州，大雄宝殿毁于战火。1870年，瑞士人阿道夫•克莱尔（Jakob Adolf Krayer，1834—1900）拍摄的一张老照片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荒草丛生的大雄宝殿基址，以及破败的栏杆、孤独的香炉。一个僧人，盘腿坐在台阶上，似乎正在祈祷着什么。<br><br></h1> （图片源自网络）<div><br></div> 1910年代杭州二我轩照相馆 1910年代杭州会阳堂（日本）发行 1920年代杭州活佛照相馆 <h1> 同治以后，灵隐寺进入复建时期。参与这次复建工作的有灵隐住持昔征法师、清末著名禅僧冶开禅师、清末重臣盛宣怀和美国著名商人大来等，宣统二年（1910年），大殿竣工，工程历时约五年。</h1> <h1> 灵隐寺的大雄宝殿是单层三叠重檐建筑，长约17米，重檐高33.6米。殿内共有佛像150尊，但最瞩目的还是正中位置的释迦牟尼像。这座佛像以唐代禅宗佛像为蓝本，用24块樟木雕刻镶接而成，高24.8米，妙相庄严，是我国最高大的木雕坐式佛像之一，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宗教艺术作品，也是灵隐寺镇寺之宝。</h1> <h1>1910年，大殿完工。当时的影像，没有两块匾额。</h1> 1910年杭州二我轩照相馆照片 1910年杭州二我轩照相馆明信片 1910年杭州活佛照相馆明信片 1910年代上海别发洋行发行 <p class="ql-block">1910年代照相版</p> <h1>香客从大雄宝殿台阶下来</h1> 1909年上海别发洋行发行 <p class="ql-block">1909年上海别发洋行发行</p> <h1> 1924年第一块匾额《妙庄严域》挂上大殿，在众多明信片上出现。</h1><br> 1920年代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0年代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0年代照相版 1920年代上海康记洋行发行 1920年代上海康记洋行发行 1920年代上海康记洋行发行 1920年代上海英明照相馆发行 1920年代上海yang fotoo照相馆 <p class="ql-block">1920年代上海中华书局发行 黑字</p> <p class="ql-block">1920年代上海中华书局发行 红字</p> 1920年代杭州二我轩照相馆 1920年代杭州新新旅馆 1920年杭州浩佛照相馆明信片 1920年代照相版明信片 <h1> 灵隐寺大殿什么时间同时出现两块匾额，《大雄宝殿》匾额为何人所题，有待进一步考证。有实寄明信片佐证，1935年的明信片上只出现一块匾额。</h1> 杭州二我轩照相馆 杭州宝记兴号 杭州英华照相馆 照相版明信片 照相版明信片 照相版明信片 1930年代杭州井上写真所（日本）发行 1930年代杭州井上写真所（日本）发行 1930年代日本亚细亚大观 1930年代日本发行 建国后的大雄宝殿 <h1><b>四、 五百罗汉堂</b></h1> <h1> 灵隐寺五百罗汉堂自明代就有，后废。清初重建罗汉殿影响甚大，名播海内外。<div> 1936年11月13日，一场大火把杭州西湖灵隐寺五百罗汉堂烧个精光，同时也让晚清民国时期的灵隐寺五百罗汉堂照片、明信片，在今天显得更加珍贵。</div><div><br></div><div> 据说在晚清民国时期有一个很大的看点，就是五百罗汉中有一尊是元代旅行家，曾经到过杭州的马可·波罗。每当有西方人来看罗汉，僧人就会带他们去看这尊塑像，更有甚者，还用中文在罗汉身上写下了“马可·波罗”。不过，以下照片大半由西方人拍摄，并未发现他们刻意突出某尊罗汉。<br><br></div></h1> 民国时期戈罗夫斯基拍摄 1910年代杭州会阳堂（日本）发行 1920年代杭州活佛照相馆 1920年代杭州浩佛照相馆 1920年代杭州英华照相馆 1920年代杭州活佛照相馆 1920年代版不祥 1920年代照相版 1930年代日本出版 1920年代照相版 1920年代照相版 1930年代日本亚细亚大观 <h1> 现在的五百罗汉堂位于寺内中轴线西厢、靠近出口处。建于1999年，殿堂高度达25米，总面积为3116平方米。大殿采用“卍”字格局，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罗汉堂，重檐檐下悬黑底金字的“五百罗汉堂”匾， 为原灵隐寺方丈木鱼法师书。</h1> “卍”字格局 <h1><b>五、 寺名匾额的趣闻轶事</b></h1> <h1> 关于灵隐寺寺名。 根据灵隐寺记载，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康熙皇帝在寺院主持谛晖法师陪同下一早登上了寺后的北高峰，当时寺院笼罩在晨雾之中，眼前云林漠漠，有云有林，显得十分幽静，下山回寺后，触景生情，引用杜甫“江汉终吾老，云林得尔曹”的诗句挥笔写下了“云林禅寺”四个大字，赐为寺额。</h1> <h1> 关于康熙题匾，还有一段传说：当年康熙皇帝来到灵隐寺，根据方丈的要求，他为寺庙题名。在书写“灵”字时，康熙皇帝不慎将雨字头写得太大了（在繁体字中，“灵”写作“靈”），当他意识到这个问题时，已经无法往下继续书写。随从提醒后，他将错就错，写成了“云林禅寺”，这块匾挂了三百年直到如今，可老百姓并不买他的账，仍叫它“灵隐寺”。</h1> <h1> 灵隐寺天王殿前，悬挂于康熙手书的“云林禅寺”的匾额之下的"灵鹫飞来"匾额，写于1931年，题写者是辛亥革命元老黄元秀（1884-1954)，杭州人，他还是一位佛教徒，书法家，杭州宝石山石刻“南无大日如来”、普陀山石刻“回头是岸”、峨眉山顶“大悲阁”榜书都出自他手。</h1> 1955年浙江人民出版社 <h1> 大雄宝殿正面有两块巨幅匾额。上面一块“妙庄严域”，原为南宋理宗御题，1924年由西泠印社第三任社长、著名书法家张宗祥所题，<div><br></div></h1><h1> 下面一块《大雄宝殿》，有一段曲折的经历。</h1> <h1> 沙孟海，善书擘窠大字。1953年杭州灵隐寺修葺时，浙江书法界泰斗张宗祥，推举沙孟海题写“大雄宝殿”匾额。</h1> <h1> 四年以后，1957年，沙孟海先生的三弟、时任浙江省省长的沙文汉被打成“右派”。沙孟海也受到了牵连。有人下令，把沙文若（沙孟海字文若）三字从匾额上抹去。</h1> <h1> 1970年，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访问杭州时到灵隐寺进香，亲王盯着“大雄宝殿”四个字赞叹不已，问陪同的中方官员：“这几个字是谁写的？为什么没有题款？”</h1> <h1> 周恩来总理闻知此事后，找来当时的省革委会负责人严厉批评：沙文汉是沙文汉，沙文若是沙文若！怎么能够因为沙文汉是右派，连沙文若的名字也抹去了呢？不能搞株连。这不是党的政策！</h1><br> <h1> 负责人赶快派人找到沙孟海，要他去补一个名字。在一般人看来，这是“很抬举你了”，可沙孟海回答“要么重写一块，名字就不补了。” 很是硬气。就这样，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灵隐寺高高悬挂的“大雄宝殿”匾额，只有大雄宝殿四个大字，而无书写者落款。</h1> <p class="ql-block">1959年浙江邮电管理局</p> <h1> 直到1985年，大雄宝殿重新整修，沙老再次被请到大殿前，以85岁高龄重新书写一块，并落款沙孟海。现在我们在灵隐寺看到的“大雄宝殿”匾额就是沙老重新书写的。</h1> <p class="ql-block">完</p> <p class="ql-block">2025.3.27</p> <p class="ql-block">郑耀军为本文提供了部分图片资料，在此鸣谢！</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