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溪书馆随记

谷溪书馆

2012年4月4日，日本独协姬路大学教授按本·实先生邀请赴日进行学术交流。安本实先生和广濑真知女士在大阪机场合影。（静书摄） 作家路遥及陕北民歌 ——在日本姬路国际交流中心的演讲稿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大家好！我是中国延安的一个文艺工作者。是日本独协姬路大学教授安本·实的朋友，中国作家路遥的朋友。今天我演讲的题目：《作家路遥及陕北民歌》 在我众多的文学朋友中，路遥与我的交往充满了一种惊人的传奇。我和他都是榆林地区清涧县人。我是1975年，绥德专员公署统一招生，把我分配到延川县中学；路遥是1957年，七岁的路遥，被父亲过继给延川县黑龙关乡刘家圪崂大队郭家沟的伯父家。同在延川几十年，但相互并不认识。1968年，路遥是延川县红色革命的造反第四野战军的“军长”。大联合时，他以群众代表的身份，结合为延川县革委会副主任（相当于副县长）。一年后，在“清查”三种人的运动中，免去了他的副主任职务，像他的小说《人生》中的高加林一样，背着铺盖卷，回到郭家沟他伯父家。祸不单行。就在这个时候，他初恋的恋人给她写了断交信，路遥的生命里程，降低到可怕的“底谷”。他的干姐姐刘凤梅也是一位作家。她告诉我，路遥穿一身白衣服，腰里系一麻绳，她问给谁戴孝？路遥说：给自己。听了这个故事，我感到心疼。便托人请路遥来见我。本来，那时候路遥还叫“王卫国”笔名路遥是以后起的。他一来就冲着我嚎啕大哭。他说：“谷溪我完蛋了”！也许，这是上苍的安排，这是我和路遥的第一次见面。在此之前，我俩只是相知，但并没有见过面。记得，1965年，有幸参加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和中国作家协会联合召开的“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会上聆听了彭真、周扬的报告，我是延安唯一听，并传过彭真、周扬报告的延安作家。于是，文革中我便成了“彭真、周扬的“黑爪牙”“小爬虫。”正是路遥为军长的红四野，荷枪实弹把我从贾家坪公社抓到县城。殴打、审讯，多次休克后投入监狱……路遥来见我时，我说起此事，路遥说：“我一满不知道这个事，那些狗日的糊弄哩！”我不相信，四野抓到曹谷溪这么个“庞然大物”这个组织的“军长”却不知道。许多人不理解，为什么曹谷溪不但不报复，反而仇以恩解，让他进驻通讯组创办的“农村通讯员学习班”。每月发十八元五角“误工补贴。”没地方住，我和他合住一盘炕，没有办公桌我和他合用一个办工桌。为了弥补他的情感上的创伤，他初恋的“闺蜜”叫林达。她也是北京来延安插队的知识青年。已经为关庄公社的妇女专干，我通过组织，把他从关庄公社调到县革委会通讯组。让她从中促合，让路遥和他的初恋，“破镜重圆”。我失算了。首先，路遥坚决不同意我的构想。他说“我这个人，这辈子不会安生。今天，免了职务，人家就变了心；明天，我进了牢狱，还能厮守我一辈子？”林达也没有去做我布置给她的工作。她自己爱上了路遥，并真的做了路遥的妻子。路遥，是我可以交心的朋友，我出版诗集《我的陕北》，他主动给我写了序文。后来，他取题为《土地的寻觅》收进《路遥文集》第二卷。 我和谷溪相识在文化革命这幕戏剧中，我们扮演的角色原来属于两个互相敌视的“营垒”，漫长而无谓的斗争，耗尽了所有的热情，带来的是精神上死一般的寂寥。文化革命作为没有胜利者的战争结束了，但可悲的是，失败者之间的对立情绪仍然十分强烈。意外的是，我和谷溪却在这个时候结成了朋友。把我们联系起来的是“文学”这个久违了的词语……共同的爱好，使我们抛弃了派别的偏见，一起热情地投入到一个清风习习的新天地里，忘却了那场多年做不完的恶梦。我们一起采访，一起研究文稿，一起编辑《山花》。在文学创作活动中，逐步建立一种深厚而久远的友谊。 我们完全可以不相识。可是，相识了。我们之间，本来有一条巨大的情感鸿沟。他统帅的“红四野”曾将我关进大牢，审讯、殴打、百般蹂躏，几乎送了我的性命。然而，我们竟成了朋友，而且是纯洁而真挚的朋友。中国著名作家晓雷先生，也是我和路遥共同的朋友。晓雷写过许多篇关于路遥及其作品的回忆文章和学术论文。1999年，他曾撰写过一篇五万余言的纪实文章《男儿有泪——路遥与谷溪》。他曾多次到我和路遥的故乡采访。终于在清涧县的“九里山”，找到了我和路遥的友谊之根！ 清涧九里山，是一座独特的山，这山方圆九里，一道梁上突兀起几个峰峦……山上有一座关帝庙。庙门上贴有两幅楹联，一幅为：“兄玄德弟翼德立斩庞德，出荆州破冀州威震徐州”；一幅为：“兄玄德弟翼德德兄德弟，师卧龙友子龙龙师龙友”。前一幅写尽关羽威镇华夏的业绩，后一幅写尽关羽赤胆忠心的操守。这就是关羽的个人魅力。他的威，他的德，在两千年的悠悠岁月中，流传不衰，有口皆碑。尤其是他的重义气，重友情，至今为人楷模。谷溪与路遥的友谊，也许就与这种熏陶不无关系。九里山下，流出两股清泉水，一条向北，叫做淮宁河，经过石嘴驿，从路遥出生的王家堡村头流过，蜿蜒曲折，注入无定河；一条向东，是条无名河，从谷溪出生的郭家嘴村头流过。一条小河沿途汇纳条条溪流，浇灌五谷，啜饮六畜，供村妇洗衣浣裳。水量越来越大，形成一个个深潭，成为山乡孩子夏天的游泳池、冬天的滑冰场。无名河成为了快乐之河，雄强，温驯，奔腾不息，长啸而去……站在九里山山顶的关帝庙前，远眺千沟万壑中青杨柳树笼罩的王家堡和枣树林子拥抱的郭家嘴村，“德兄德弟”“龙师龙友”的楹联，让人浮想联翩，感慨万千。同属一片贫瘠的荒山野岭，相距不足十公里，竟出生一个诗人谷溪，又出生一个作家路遥。穷苦的生活逼使他们离开这同一片出生地的清涧，却又落脚到了百十里之外的延川。就像无定河把他们的命运联结起来一样，秀延河又把他们紧紧地联结起来。 我是唯物主义者。但有许多事情的奇巧，又令人百思不得其解。1970年夏季，我和路遥在延川县黄河畔上随意拍摄了一张合影，这张照片是路遥一生中最喜欢的一张照片。联想这张照片前前后后所发生的事情，使我觉得世界上定然存在着一种无形而有力的东西，在冥冥之中左右着人们的生命规迹和前途命运。也许，它就是命运之神。那是1970年盛夏，我和路遥两人骑一辆自行车到延川县张家河公社新胜古大队采风。当年，我29岁，路遥21岁。那天上午，我们漫无目标地逛荡在黄河畔上，侃天聊地，说古论今，世道人生，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让自己的思想与情感，像足下的黄河，汹涌澎湃，奔流不息！我们漫步到一个地方，都不由地停下脚步。 眼前是：记载万年沧桑的千尺岩层，一岁一枯荣的荆棘野草，延水关黄河古渡，早已失去了昔日的荣耀，像一个患病的老人，企盼或者等待着什么……我说：“路遥，就这儿吧。这个地方‘风水’不错！”我先让路遥站好位置，我把相机放在石台上，压了自拍按钮后赶快和路遥并肩站好，只拍了一次，这张象征青春、理想和友谊的瞬间，便成了永恒！ 1970年夏路遥与曹谷溪在延川黄河畔 1992年9月，路遥患肝硬化腹水，从延安地区医院转到了西安西京医院。转院前，他要我把我们在黄河畔的合影给他放大一张。就是这一张照片，伴随路遥走完了他42年有限生命中，最后的71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