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考古博物馆

闲云野鹤

陕西考古博物馆

陕西考古博物馆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文苑南路与终南大道交汇处东北侧，南依秦岭，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张锦秋女士设计。馆舍建筑为唐代风格、园林化设计，与千年古刹香积寺和秦岭生态区融为一体，是全国首座考古学科专题博物馆。博物馆将文物与出土背景结合，以考古的视角解读遗址和文物，勾勒出中国考古和陕西考古的发展脉络，展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总体特征，让公众走近考古、了解考古，共享文化遗产保护成果。

2024年10月22日是我们到达西安的第四天，因为陕历博不好预约，我们就先预约好了考古博物馆。因为考古博物馆比较远，我们早早启程，坐地铁到达，出站后找到公交站点等公交。因为去考古博物馆的公交车次少，距离有远等了好半天也不见公交的影子，后来有个出租车司机问我们，才知道这路公交特慢大约一两个小时才过来一趟，我们只好与另外一个人拼了他的车，中途还拉到一位徒步去博物馆的附近大学的学生，又行驶十多分钟才到达考古博物馆门前。

有趣的细节是，在通往博物馆的桥上仔细看脚下，中间是中国重大的考古事件记录表，记录了从古至今的重要考古发现，直到2022年陕西考古博物馆的落成。遗憾的是没有全部录制下来。

陕西考古博物馆，一个充满历史与神秘的地方，以考古学的三个核心领域——发展史、理论成果和文物保护技术为主题，向公众展示考古学的魅力。对于提高陕西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和管理的水平、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促进陕西文化产业发展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博物馆共有三层， 藏品丰富且精美。常设展览分为四个篇章：一层主要展示考古历程篇和文化谱系篇；二层考古发现篇一，三层考古发现篇二和文保科技篇。展览涵盖了138个项目，展出文物多达4891 件/组。

陕西考古博物馆对于提高陕西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和管理的水平、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促进陕西文化产业发展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序言大厅

走进博物馆，一楼正面便是序言大厅，庄严肃穆，宽阔壮观，中间“考古圣地，华章陕西”醒目端庄，展现了陕西在中华文明中的重要地位。陕西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地下遗存丰富，文化积淀深厚。陕西考古博物馆通过展示考古学文化谱系、考古发现和文物保护等内容，让公众更好地理解考古学的意义和价值。博物馆不仅展示了陕西从旧石器时代到西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谱系， 还详细介绍了陕西各个时期的重要考古项目和文物保护过程。



第一展厅：考古历程篇

新学一脉自西来

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在地质学与生物学启发下，西方学者历经半个世纪的不懈努力，从汤姆森的文化演进“三期论”学说，到蒙德留斯的器物“类型学”研究方法，再到柴尔德的“考古学文化'”概念，科学考古由此发端并向外播迁。随之相关译著在国内纷纷出版，为中国考古学的发轫奠定了理论基础。

收藏考订补史佚

古器、碑刻文字考释，至北宋时期成为一门显学——金石学。是时理学兴起，引发复古思潮，金石器物作为“古礼”实证，吸引诸儒研究著录。墨拓技艺、印刷技术的成熟，为研究提供了便利，也使著作得以流传，清乾嘉时达到鼎盛。金石学证经补史的学术传统，成为中国考古史学倾向的重要源头。

科学考古兴史救国

二十世纪初，西方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逐步传播到中国，加之传统金石学的积淀，为中国考古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是时列强环伺，救亡图存为时代风气，兴史救国为学界之任，一批肩负国家民族振兴重任的中国学者们开始走向田野，以寻找中华文化源头、建立上古史为目的，开展了一系列考古调查和发掘。在实践中成长起来的中国考古学，被赋予了健全民族意识、建立国家信史的历史使命。

金石稽古，证经崇礼

雅好博古，格物致知。中国人收藏古物之好，始自周时，积习于汉唐，至宋代蔚然成风。钟鼎碑碣、稽古究原的金石学应运而生，被赋予了证经崇礼的时代意义。清代乾嘉时期，受风靡一时的考据学牵引，金石研究日益兴盛，方家竞论，名著丛出，飚然成为一门显学，为近代考古学的萌芽准备了良好的学术环境和大量的研究资料。

顺应时运，考古扬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中国考古学走向成熟开辟了广阔道路。七十余年来，陕西考古以阐释中华文明起源和历史发展脉络为己任，始终与国家经济建设同频共振，历经了“抢救性考古”“配合性考古”到“预防性考古”的过程。在建立古代文化谱系的基础上，逐步树立起课题意识，并将学术研究为导向的大遗址考古作为新时期考古研究的目标，揭示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多元一体、连绵不断的发展脉络，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为保护文化遗产、守卫精神家园助力。

陕西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

1987年～1989年开展的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工作，陕西省参加人员逾千人，全省行政村踏查事达95%以上，共发现和复查各类文物点3.1 万处。此前的1980-1981年，陕西省还组织了一次全省文物普查。这两次文物普查的成果绘编于国家文物局主编的《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为专业研究、文物保护和国家经济建设提供了全新的信息支撑。

陕西省考古学会成立

1982年，陕西省考古学会在西安成立，并举办首届年会。参加大会的有省内从事考古研究、教学和文物工作的会员102名。会议通过了学会章程，选举了理事会。选举省社科院院长、省社科联副主席何微为会长，李圣庭、杨达、石兴邦、高歌、袁仲一、巩启明为副会长；韩伟为秘书长，陈孟东为副秘书长；大会还推选副省长谈维煦为名管会长，史念海、武伯纶、王修、王家广为顾问。随后，结集出版了《陕西省考古学会第一届年会论文集》。

考古历程篇以展品的丰富，精心的设计，大跨度的历史及最新的科学技术，精彩纷呈地展示了陕西的重大考古项目和发现，带你穿越时空，从金石学到现代考古学的诞生，了解考古地层学、类型学和大遗址考古的理论基础。

通过现代考古的过程和技术步骤，从平面到三维立体，让你仿佛亲身体验每一个考古环节，在参观的过程中感受到考古的魅力。陕西考古博物馆绝对不逊色于任何一家省级博物馆。

第二展厅：文化谱系篇

梳理谱系，文化溯源

文化谱系篇在序言大厅北边，聚焦于陕西境内从旧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的考古文化，探索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和体质人类学的分支领域。

随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地层学和类型学等理论到1980年代臻于成熟，广泛运用于考古实践。以丰富的考古发现为基础，陕西考古建立起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和夏商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完善了中华文明发展脉络。为搭建全国范围内不同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分期、谱系和年代框架提供了重要支撑，丰富了考古学区系类型理论，揭示出中国古代文明多元一体的典型特质，对认识早期中国大范围、长时段的文明发展脉络提供了科学依据。

图腾柱

2019年，出土于榆林市神木市石峁遗址，距今4300年至3800年龙山文化晚期至夏代早期文物。它被称为“图腾柱”，外观呈圆柱体，形制比较规整。顶部和柱身均雕刻有图案，五官、发饰、胡须等一应俱全，线条精美，卡神态威严。当时，它可能被摆放在庙堂中，跟宗教和祭祀活动有关。

史前都邑与聚落

仰韶中期以来，聚落数量大幅增加，规模大小日益分化。大型环壕和城垣、礼制性建筑和高等级“奢侈品”的出现，显示出了权力集约、阶层分化和社会动荡加剧的复杂化趋势。以杨官寨环壕聚落、石峁石城和芦山峁高台建筑群为代表的史前大型聚落和都邑性城址，区域核心地位凸显，展现出文化意义上的早期国家形态。

旧石器时代

旧石器时代是人类历史的第一阶段，其文化标志为打制石器。距今约700万年前，最早的人科成员在非洲中部已经出现。目前最早的打制石器发现于330万年前的非洲肯尼亚。蓝田公王岭和陈家窝、南郑龙岗寺、洛南盆地遗址群、大荔甜水沟、南郑疥疙洞、宜川龙王辿等遗址的发现，构成了百万年以来陕西乃至中国古人类文化遗存的框架。

新石器时代

大约应距今1万年左右开始，我国普遍进入以磨制石器、制陶、农业、定居为标志的新石器时代，中国各地相继形成区系文化。陕西新石器时代遗址数以千计，以老官台、北首岭、半坡、姜寨、客省庄等考古工作为引领，率先建立起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年代标尺，即前仰韶、仰韶和龙山三个阶段。

夏商时期

1950年代黄河库区水利工程考古，已在华阴、华县发现夏商文化的线索。1980年后西安老牛坡、商洛东龙山等遗址的发掘，建立起关中地区夏商时期的文化谱系，并识别出周人早期的文化遗存。清涧李家崖、城固宝山等遗址的发掘，使陕北、陕南的商代地域文化得以辨识。

周代王都与采邑

有周一代，对后世中国与东亚影响深远。关中周代贵族群聚，宗庙世代典守，是周文化的昌盛之地。数十年考古求索，周原与丰镐王都风貌日渐清晰，多处贵族采邑或封国连续揭示，周代国家治理体系得以斑窥。宫庙建筑、贵族墓群、百工遗迹、青铜重器屡屡出土，周代历史文化与艺术成就由之彰显。

社会与先周文化

周灭商后，各地而来的人群充实到这座新兴的城市，文献和考古资料显示，周原的社会阶层有周王、贵族和平民等；文化结构分为周系和商系两部分。“周系”是以周人为代表的关中地区土著族群；“商系”是以殷遗民为代表的商文化系统族群。

周人起源和早期文化的考古学探素，是改草开放后提出的研究课题。中央、地方考古研究机构及高校均投入了巨大精力，开展了武功郑家坡、扶风刘家、长武碾子坡等遗址的发掘，使得先周文化及刘家文化、碾子坡文化面貌大体廓清，文化谱系与西周文化的联系基本建立。

龙山时期

陕西境内龙山时期考古学文化命名较多，早晚承续、南北有别。早期主要为庙底沟二期文化和案板三期文化，晚期主要为客省庄二期文化和石峁文化。典型遗址有武功赵家来、浒西庄、扶风案板、长安客省庄、延安芦山峁、神木石峁等。

仰韶时期

仰韶文化分布于陕西全境，是中国新石器文化中的一支主干，以彩陶的传播为代表，完成了中国史前文化的第一次广域整合，其所代表的阶段被称为仰貂时期，分为早、中、晚三期，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和社会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典型遗址有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南郑龙岗寺、华县泉护村、高陵杨官赛、蓝田新街等。

半坡遗址陶器上的刻划符号

仰韶时期还没有出现真正的文字，但半坡先民已经使用简单规整的刻划符号，这些符号为探索早期文字提供了重要线索。

植物考古

大量细致的植物考古展现了枣、杏等果子类乔木起源于古老的商代，其生长特性耐旱涝，抗风寒，且汉代已大规模栽培，是深受商、周先民喜爱的重要果品。

粟、稻、麦等产生于仰韶晚期，距今已有上万年。由于生长期短，耐寒耐贫瘠，适应性强，成为农作物之首，表明在当时的先民生产生活中占有绝对地位。

新街治玉

首次发现了5000多年前古人使用“蓝田玉”的珍贵资料，主要包括治玉工具和经过切割的玉料，玉笄、玉环等成品，胚料及残损品。这些玉制品及治玉工具的发现，为仰韶晚期先民开发利用“蓝田玉”提供了实物佐证。

第三展厅：考古发现篇一

出了文化谱系篇上扶梯到达二楼的考古发现篇一展厅

陕西是西汉京畿之地，历年在配合基本建设及主动性考古工作中，发现、发掘中小型汉墓数万座，关中地区数量最多，墓葬时代多为西汉时期，东汉墓葬数量较少。中小型汉墓形制有：竖穴土坑墓、土洞墓、空心砖墓、砖室墓四种。陕南、陕北因自然环境差别，汉墓与关中地区差异较大。陕南发现崖墓3000余座，时代多为东汉时期。陕北东汉画像石墓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

这里主要从各类墓葬遗址的型制规模、发掘过程及出土器物等方面，揭示了不同地域及朝代帝王、王公贵胄们不同等级的墓葬结构，通过丰富多彩且奢侈的陪葬品的发掘、清理，再现当时的各等级阶层社会生活现象，及古人对死后生活的幻想与追求。

寻踪帝国，发现盛世

秦人首开帝制，历两汉至隋唐而达鼎盛。万邦辐辏的都城，宏大若都邑的陵寝，是帝国文明的最高载体。求诸三秦厚土，追寻文明主脉，陕西担当着历史时期考古的重任。与新中国建设相伴随的城市考古，新理念主导的都城与陵墓大遗址考古，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模式， 抢救性保护了现代城市中的宫殿苑囿，全方位揭示出都城、帝陵的建制体系，立体地再现了“都城圈”的社会生态。帝国盛世的恢弘精深在考古发现中不断呈现。

秦始皇帝陵

秦始皇帝陵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皇帝陵，也是规模最大、埋藏最丰富的帝陵之一。1974年以来，发现了墓室、墓上建筑、陪葬坑、陪葬墓、陵寝建筑及墙垣陵邑等遗存，发掘了包括兵马俑坑、跪坐俑坑、铜车马坑、动物坑、石铠甲坑、文吏俑坑、百戏俑坑等陪葬坑，基本究明了秦始皇帝陵遗存分布范围及内涵，为中国古代帝陵制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汉长安城与周边陵墓

汉长安城与西汉帝陵、周边中小型汉墓的考古，不但注重遗址自身功能结构的完整性，更着眼于都城与陵墓的宏观格局和社会体系研究，在中国古代都城、帝陵、墓葬考古学的理论方法方面发挥着引领作用。汉长安城、汉陵、长安张安世家族墓地、神木大保当城址及墓地等考古成果，再现了汉代大一统多民族的帝国风貌。

西汉帝陵

西汉帝陵共11座，除文帝霸陵、宣帝杜陵分别位于长安城东南的白鹿原、杜东原以外，其余9座均位于渭河以北的咸阳原上，自西向东依次为茂陵、平陵、延陵、康陵、清陵、义陵、安陵、长陵、阳陵。此外，还有“号墓为陵”的太上皇万年陵、薄太后南陵、赵婕好云陵、许皇后的少陵、汉成帝半途而废的昌陵。

多年来的汉陵考古工作，确定了西汉诸陵的准确名位，探明了遗址范围与布局，理清了形制要素与发展演变规律。有力地推动了西次陵墓制度的学术研究与遗址保护、展示利用等工作，同时也为中国古代陵墓的考古学研究提供了参考与借鉴。

青铜器制作工艺研究

青铜器现状调查和病害评估过程中，通过显微观察、X射线摄影、金相分析等手段可以系统揭示青铜器的制作、使用、埋藏等相关信息，为保护修复材料、方法的选择提供依据，同时为考古学及相关学科的研究提供资料。

战国青铜鼎中动物骨骼鉴定研究

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大石头墓地战国晚期墓葬M360出土铜鼎内发现浸泡在液体中的动物骨骼。经鉴定，铜鼎内骨骼为一只7个月左右幼狗的左前肢和部分脊推骨、肋骨，其中左肩胛骨被砍成4段，肱R、桡骨被砍成2段，肋骨被砍成2段，表明该鼎中原来盛有经过加工的狗肉。该研究为了解先泰时期饮食结构和加工方式提供了直接证据，入选了美国《考古字》杂志2011年全球十大考古发现。

钟磬合鸣

刘家湾遗址M1、M2两座国君墓各出土编钟、石磬各两套，M3出土5件搏钟和9件钮种，是目前所知春秋早期乐娱制度的最高级别。这些钟、馨形制相同、大小递减，增藏2000多年后，依然可以演奏出动听的音乐。

列鼎制度

《公洋传》恒公二年何休注: “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元士三也。”一组铜鼎的形状、花纹相似，只是尺寸大小依次递减，视为列鼎。在列鼎制度下，与列相配的形制、大小基本相同、鼎盛肉，簋盛黍稷，二者组合是宴飨的象征、为贵族等级的标志及礼器之主。

大型建筑

1976年以来发现了若干组大型夯土建筑遗址，主要包括凤雏、召陈、云塘一齐镇建筑群。西周早期的凤雏甲组建筑延续发展了商文化的建筑风格，是周人向商人学习、改良的结果。中期时，召陈建筑群形成了周人自己的建筑风格。晚期时，云塘一齐镇的建筑形制风格更加多样，呈“品”字形布局及主殿前东、西两侧台阶的设计对研究西周礼制更具意义。

三国至隋代考古

汉唐之间四百余年，陕西经历了三国、西晋、十六国、北朝、隋代等十余个政权的更迭，战乱频争，繁华湮灭。但尚有大夏统万城、隋大兴城等有迹可寻。在咸阳洪渎原等地发现的大量高等级贵族墓葬及家族墓园，其独特的墓葬形制及陶俑、石棺、床等特色鲜明的出土文物，展现了胡汉融合的文化面貌。

唐长安城遗址

20世纪50年代后期，文物部门开始对隋唐长安城遗址进行全面的调查和勘测，初步理清了长安城的布局、结构以及城内各类遗迹的范围，大明宫、兴庆宫、青龙寺、明德门等遗址的发掘，都是在此基础上开展起来的，为此后50多年来唐长安城的考古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外，何家村金银器窑藏的发现，是这一时期最大的收获，由此带动了对唐代金银器系统化的研究。

唐昭容上官氏墓

该墓为斜坡墓道单室砖券墓，第四、第五天井被破坏，甬道和墓室破坏严重，带有典型的“毁墓”迹象。出土随葬器物200 余件，主要为陶俑和陶动物。墓主为唐代女政治家、女诗人上官婉儿。出土墓志的记载，刷新了自古以来对上官婉儿的固有认知。

唐长安城与周边陵墓

唐长安城、帝陵与周边墓葬是开放繁荣又等级森严的唐代社会缩影。城市考古中大量墓葬的发现，帝陵大遗址考古的系统化探索，不但在陵墓制度研究上取得了重大收获，更为唐代历史文化研究积累了资料。发掘出土的金银器、陶、瓷器、琉璃器、壁画等，还原出生动的唐代社会图景，展现了万邦来朝的盛世气象。

三楼第四展厅：考古发现篇二

宋元墓葬及其陪葬品

宋元时期，长安周边大型墓葬急剧减少，完整墓园更属罕见。北宋吕氏家族墓、元代刘黑马家族墓是关中士大夫墓葬的典型代表。前者随葬品有精致的茶酒供奉之器，后者则以仪仗俑群为主，从北宋士人之雅到元代世候之威，政治环境、社会礼俗变化生动呈现。

唐、五代之后青瓷登场

唐代瓷器有果、白、青、茶釉瓷、花釉瓷等，多品种瓷釉技艺闪亮登场。五代是耀州窑青瓷生产的第一次高潮期，涌现出造型精巧、仿金银器形制的茶具、酒具等高端产品，并创烧出粉青、淡天青、天青色釉，首开天青釉瓷风尚。大花大叶、仿金银器锤楪效果的装饰，开启耀州窑道劲犀利之刻花风尚。“官”款瓷表明，其产品曾供朝廷或官府使用。

北宋

北宋时期青瓷工艺达到鼎盛，釉色微黄，琉璃质感强，素有“橄榄绿”之称。透明釉下满饰刻花和印花，刻花犀利潇酒，印花工谨雅致。装饰刻有菊花、牡丹、莲花、水波游鱼等，印花青瓷被各地窑场仿制，耀州窑声名选播，并成为向朝廷烧制瓷器的贡窑。

吕氏四贤

北宋吕氏家族墓园于北宋哲宗熙宁七年（1074年) ，至北宋末年共埋葬吕氏嫡系家族成员5代人29座墓葬。该墓园规划严谨，布局完整，墓葬排列辈分清晰，陪葬品丰富，反应了宋代士大夫的丧葬礼俗，也折射出这一阶层雅致的生活品味。

吕氏第二代的吕蕡(fen)共有六子，五人进士及第，四人成大家，被后世称为“吕氏四贤”，分别是吕大忠、吕大防、吕大钧、吕大临，在《宋史》中皆有传记。

考古学者将埋藏于地下的古代遗存发掘出土，将尘封的历史揭示出来，将对它们的解读和认识转化为新的历史知识。科技协力众学科加盟，为考古添翼收获盈饶，丰富历史内涵，活化历史场景，追溯文明源流，铸就国史新篇。利后人触摸周秦汉唐昔日辉煌，构筑中华文化自信根基。

文保科技篇

文保科技篇位于三楼南侧，即考古发现篇二的对面。

重点展示陶瓷、青铜器、复杂遗存、壁画和纺织品等文物的修复保护与科技考古成果。通过3D动图画面等科技手段，参观者可清晰感受到考古发掘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的精准和耐心，体会每位考古工作的枯燥乏味及工作人员的坚定意志和敬业精神！

青铜器的保护修复与科学研究

青铜在古代称为“金”或“吉金”。青铜主要以铜(Cu)与锡(Sn)、铅(Pb)的合金制作而成，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代表性器物，对研究古代社会的物质文化及精神文明具有重要意义。由于长期受到埋藏环境中各种因素的影响，考古出士青铜器普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腐蚀和损坏。青铜器的保护修复是以科学分析为基础，通过技术手段消除或抑制病害发展，揭示制作工艺及使用信息，进而满足考古研究、陈列展示和长期保存的目的。

新材料，新技术

丝织品文物因材质脆弱，病害复杂，保护修复难度大，其保护方法和材料一直以来是保护研究的重点和难点。近年来，丝肽一氨基酸接枝加固、绉丝纱等新的保护技术和材料的出现，使更多脆弱丝织品的展示利用成为可能。

古代纺织品是研究不同历史时期服饰演变、纺织技术、经济贸易、文化交流等方面的重要实物证据。纺织品一般在干燥或饱水环境下才能得以较好保存，陕西等半干半湿地区出土的纺织品多以痕迹形式存在。法门寺塔基地宫出土的纺织品等级高、种类多、工艺精，是迄今陕西地区出土数量最多的一批纺织品实物，代表了唐代纺织业的最高水平。该批纺织品糟朽粘连严重，科学手段在保护和研究中的应用使其形制、纹饰、华彩得以再现。

古代纺织品是研究不同历史时期服饰演变、纺织技术、经济贸易、文化交流等方面的重要实物证据。纺织品一般在干燥或饱水环境下才能得以较好保存，陕西等半干半湿地区出土的纺织品多以痕迹形式存在。法门寺塔基地宫出土的纺织品等级高、种类多、工艺精，是迄今陕西地区出土数量最多的一批纺织品实物，代表了唐代纺织业的最高水平。该批纺织品糟朽粘连严重，科学手段在保护和研究中的应用使其形制、纹饰、华彩得以再现。

北方出土漆器考古现场保护

考古出土漆器普遍比较糟朽，对赋存环境的变化，特别是对湿度的波动极为敏感。现场保护的首要任务是微环境的控制，以便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尽快开展清理、保湿、加固、回贴和提取等应急保护处理，完成从考古现场到实验室的安全转移。

这是一个精致的彩绘漆箱，上面的是现场发掘过程中的样子，下面的是复制品，足见制作工艺的精湛和彩绘图案设计的精致典雅。

简单精细的文物保护和修复工具。

临展厅壁画的保护修复与研究

古代壁画类型多样，内涵丰富，以绘画形式直观生动地记录了神话传说、历史故事、生活场景等内容，是研究不同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宗教信仰的珍贵资料。

陕西考古出土壁画以汉唐墓葬壁画为主，时代序列完整。壁画因材质、工艺的复杂性和对赋存环境变化的敏感性，一直以来都是考古出土文物保护的重点和难点。

临展厅壁画的保护修复与研究

古代壁画类型多样，内涵丰富，以绘画形式直观生动地记录了神话传说、历史故事、生活场景等内容，是研究不同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宗教信仰的珍贵资料。

陕西考古出土壁画以汉唐墓葬壁画为主，时代序列完整。壁画因材质、工艺的复杂性和对赋存环境变化的敏感性，一直以来都是考古出土文物保护的重点和难点。

顾名思义， 这座博物馆是以“考古”为主题线索来探寻历史，展现考古魅力，涉及到很多考古本身的知识及历史，但是因为有图片和文字的简介，通俗易懂，一目了然。并设置了很多互动。

这座博物馆是考古任务与博物馆展览并存的，有些区域设置了互动内容，兴趣使然，令人耳目一新，所以他设置的日接待量远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等一些省级展馆，人不是很多，参观过程清雅、闲静，轻松惬意。

室外区域包括田野考古主题展示区、历代砖砌展示区、陶瓷片展示墙和石刻文物展示区等，可以轻松悠闲边看边记录。这里非常适合那些喜欢历史和考古专业的游客、学者及学生来此参观学习游览。

游览结束后，不要急于离开，可以

去场馆外的桥下展览看看，旁边还有一座公众考古中心，运气好的也能进去参观。

告别考古博物馆，我们沿着两边都是俊秀杨树林的步道往回走，十分钟左右到达公交车站点，坐下来休息。一上午的参观，腿也有些酸了，等了好半天可公交车也没见踪影，看到有几辆出租车经过，我们只好与一个女大学生一起拼车到达地铁站。

大明宫遗址公园

下午还有时间，我们便在大明湖遗址公园附近出了地铁站，走向大明宫遗址公园。本以为没有多远了，可是打着导航还是走了好半天，途中看到街边有车上卖的大红石榴很好，便买了两个继续往前走，大约有半个多小时才到达大明湖遗址公园。

大明宫遗址公园位于西安市新城区自强东路585号。大明宫始建于唐贞观八年，始称永安宫；贞观九年正月，改名大明宫，为唐王朝200余年间的统治中心。唐天祐元年大明宫废毁，沦为废墟。2010年10月1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建成开放。

2014年6月22日，包括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在内的“丝绸之路：长安一天山廊道的路网”入选世界遗产名录。2020年12月29日，陕西省西安市大明宫旅游景区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确定为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

大明宫是唐长安城“三大内”(太极宫、大明宫、兴庆宫)中最为辉煌壮丽的建筑群，地处长安城北部的龙首原上，主要有含元殿、麟德殿、三清殿、清思殿、宣政殿和紫宸殿等宫殿。

大明宫遗址公园总占地约3.84平方千米，基本还原了唐代大明宫的历史原貌，并在文物保护基础上，体现了旅游的元素。遗址公园延续唐代大明宫的历史格局，由南向北沿丹凤门一含元殿一宣政殿一紫宸殿一玄武门一重玄门为中轴线，分为殿前区、宫殿区、宫苑区三大区域。是西安城市建设、大遗址保护和改善民生的重点工程，西安市最大的“城市中央公园”。

园内有好多殿宇旧址地基基础都得到了很好保护和修复，还是很用心到位的，值得点赞！虽然大部分殿宇都没有了痕迹，但公园在每个宫殿基座前做了微缩版的原貌构建，供游客观赏对照，可以通过复原版的构建想象当年繁华盛景，也算是对那段历史的回顾吧。

含元殿

含元殿是大明宫前朝中轴线南北方向上的第一座正殿，是皇帝举行最大庆典和朝会的地方，是唐代一个重要的政治中心。含元殿高台重叠、宫阙对峙、殿阁雄伟，现地面上夯土大台、两阁、廊道等仍存， 气势宏伟、庄严肃穆。含元殿建成于唐高宗龙朔三年，面积达7万平方米，月殿基高15米多，东西长75.9米，南北长41.3米；面阔11 间， 进深4间，各门宽5.3米，此殿是大明宫的正殿，包括大殿、两阁、廊道、大台、龙尾道和殿前广场。含元殿遗址是唐长安城三大宫室中规模最大的一处。唐僖宗光启二年毁废，历时220余年，是唐长安城的标志建筑，也是诸多殿堂建筑的缩影。

大唐是中华历史上精神文明和物质富足的鼎盛时代，万邦朝贺，诗词繁荣，华夏文化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园内一些雕塑大多根据当时的一些故事和传说而做，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对于前来游览打卡拍照的游客很是搏眼球，虽然都是现代化的，但却为有些沉闷的遗址现状增添了不少新的生活气息。

翰林院遗址微缩复原

我们漫步在公园里宽敞整洁的林荫步道上，累了就坐在长椅上休息，品尝当地的特产水果——大红石榴，解渴又充饥。眼前绿树成荫，参差有致，水边倒柳婆娑，青草漫坡，清新自然，却与身后那些绿树掩映中的一座座宫殿遗址基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千余年的岁月沧桑，亭台楼阁无踪影，刀光剑影声犹存。看着那些雕塑、石刻，脑海里浮现的是大明宫当年的繁华盛景，万邦来朝，歌舞升平；如今却是“太夜芙蓉未央柳，此恨绵绵无绝期”的空旷场景，瑰丽的宫阙辉煌、霓裳衣舞只能在影视剧里闪现一二了。

太液池

转过“登仙桥”不远，前面绿柳成荫，池水荡漾，游船掩映残荷中的便是太液池及蓬莱岛了。太液池是遗址公园中重要的水域资源，位于唐大明宫内庭中心地区，是大唐王朝最重要的池苑。大明宫分为前宫和后宫，后宫是以太液池为中心而布局的，是宫廷的皇家园林景区。整个太液池有东池和西池两部分，西池为主池，其平面呈椭圆形，东西长500米，南北宽320米，面积约有14万平方米。东池较小，平面略呈圆形，面积约3.3万平方米。根据池岸和池底最低处落差判断，池水当时应约3米深。

传说太液池中有三座岛屿，目前能看到的只有蓬莱岛绿意葱茏。池岸由黄土与淤泥混合夯筑，当年岸边有水榭回廊等建筑，出土遗物丰富，体现唐代帝王独尊思想与建筑特色。

现在的大明宫，太液池的管理已规范整齐，日见优化，虽然与其他区域相比，太液池周边游玩的人明显少了一些，但可以想象盛夏时节一定是满池荷花摇曳、蜓飞蝶舞、游船穿梭于荷塘之间的太液池的壮美景象。因为这里毕竟是西安市改善民生的重要城市中央公园。

玄武殿

转了两个多小时，也确实挺累的了，往回走再到地铁站还有挺远的路。告别太液池，一直向北，沿“玄武大道”直奔公园北门，路两边又看到一些零散宫殿建筑构件，有的斜插在路基下面，只露出上面一部分，有的平躺在路基上，他们的见证大明宫兴盛和衰毁全过程的，而不肯离开才这样执着的吧？

玄武殿位于玄武门内，紫兰殿东北。“玄武”是镇守北方的神兽，是由龟和蛇组成的一种灵物，最初对玄武的解释就是乌龟。龟在古代是长寿和不死的象征，将该殿定名为“玄武殿”，一定程度上寄托了君王祈求永生的愿望。

玄武殿西北处还有尚待发掘的“长阁殿”和“含冰殿”。

玄武门

玄武门位于大明宫北宫墙中部略偏西处，是大明宫北墙正门。故宫城北门常称“玄武门”，大明宫、太极宫等宫城的北门都叫玄武门，唐德宗贞元五年在此修建了宏伟的门楼。

玄武门外还设置两廊，派兵守卫，时称“北衙”，成为唐王朝北衙禁军主要屯驻之地。

玄武门现存的门楼基座下大上小，门面呈梯形单道门形制，门道中央设置石门槛，从门槛上沟槽得知当时的车辙宽1.36米。

大明宫遗址公园好大呀！从南门转到北门，大半个下午也只走了四分之三，还有一部分没有转到，也实在是太累了，回去到地铁站还有一大段程呢。对于大明宫也如同北京的圆明园，明知道都是遗址公园，没有什么可看的，看了也让人心里不舒服，但唯有亲眼目睹，才能体会他们的历史意义和现实的考古价值吧！

出了公园北门，一路的花墙很茂盛，还有盛开和含苞待放的玫瑰，银杏树伸展着枝条迎风妩媚，十月的天气叶子已经不是翠绿色了，但夕阳下更显姿态飘逸，风舞自然。

返回途中看到街边高大的枣树上还挂着深红色熟透或半熟的大枣，个头真够大，可能就是“狗头枣”吧。

而这种叶子像寺庙里的挂着的“云板”一模一样的树种还真是第一次看到，真是有点惊奇，世界真的是无奇不有！

迎着古城的夕阳，我们拖着疲惫的身体走到地铁站，结束一天的旅行，乘地铁返回酒店附近，两份热气腾腾的牛肉面量足味美，解决了晚餐，回酒店休息，因为明天还有更重要的行程，这一天真的是疲惫不堪，收获满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