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岁月与回城 之 路

空空山人罗江山

一、下放：长乐坊农场的初体验

1977 年，我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来到了长乐坊农场，成为最后一批下放知青中的一员。当时，家里兄弟姐妹众多，生活负担沉重。为了减轻家庭压力，也为了寻求独立，我主动要求下乡。下放前体检时，我的视力只有0.2到0.3 ，知青办领导怀疑我装病逃避下乡。被他这么一质疑，我心里憋着一股气，直接回怼：“你既然认定我不愿意下放，那就赶紧把我下放了！”就这样，我顺利踏上了上山下乡之路。

长乐坊农场的条件，相比农村知青点要好不少。在斜里大队专业队，一周才能吃上一顿肉，而在农场，每天至少能有一顿肉。可即便如此，食物依旧不够吃。和我一同从两丫坪下放、住同一宿舍的战友，饭量大，常常吃不饱。有一回，晚饭后他一边摸着肚子，一边嘟囔：“就这点饭，我再来10碗都能吃完！”这话被旁边的老知青听到，老知青觉得他在吹牛，当即和他打赌：“你要是能当着大伙的面吃完，饭菜钱我出，吃不完就自己掏腰包。”这赌局可不简单，输了意味着近半个月的饭菜钱就没了。没想到，室友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厨房大师傅也配合，很快端上10碗饭和10碗菜。在众人的围观下，室友如饿虎扑食般，迅速吃完了前7碗。吃到第8碗时，他明显有些吃力了，但一想到近半个月的饭钱，还是硬着头皮继续。最终，他成功吃完了所有饭菜。老知青心疼地掏出钱，室友也难受得不行。回到宿舍，他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最后连短裤都脱了，只穿一件110公分的白背心。他身高1.65米，穿着这件白背心，活像女孩子穿了条连衣裙。就这样，他在操场上一直转到凌晨一两点，才回宿舍上床睡觉。

那时，我正处在恋爱中。为了在恋人面前更体面些，我想添一条新裤子。可省吃俭用后，也只凑出5元钱。我用这5元钱买了礼物，希望母亲能支援我一点。然而，母亲最后也只给了我5元钱，一出一进钱数没变化。那一刻，我意识到不能再依赖家里，必须靠自己努力实现经济独立。但依靠农场，显然不现实，由此我从积极的下放者，转为现实主义者。

看着身边的战友通过组织推荐，陆续招工、上学回城，我既羡慕又无奈。招工、上学要求“工作扎实、成绩突出、群众肯定、组织推荐”，而我自认为难以满足这些条件。在工作上，尽管我努力完成播种、嫁接、锄草等各项任务，但和经验丰富的老知青相比，工作质量和效率都差了不少。论体能，我身形单薄，在挑粪、浇地等重体力劳动中，更是比不上他们。而且，我从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被宠坏了，不太擅长与人交往，在群众评议这一关，也很难获得高分。至于组织推荐，当时社会风气清正，靠关系走后门回城几乎不可能。我心里清楚，如果找不到其他出路，很可能是最后一批离开农村的知青。

二、探寻：曲线回城的尝试

面对回城的重重困难，我决定另辟蹊径。1978年上半年，我离开长乐坊农场，调往麻阳水公社斜里大队。此时，高考已经恢复。1977年高考，我仅差0.15分就能达到录取分数线。我想着，要是能专门复习一下，说不定就能考上。于是，我向父亲提出复习参加高考的想法。恰好麻阳水区中学在高考前开办了补习班，在前往斜里大队报到前，我参加了补习班。经过三个月的紧张复习，我满怀信心地参加了1978年7月的高考。然而，当年高考难度大幅提高，我最终以23分的差距落榜，只能回到斜里大队专业队继续务农。

1978年12月，自卫还击战前夕，征兵工作开始了。我从小就梦想成为一名军人，对军人的威武帅气充满崇拜，再加上当时拥军风气浓厚，女孩子大多青睐军人，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政审顺利通过，就等体检过关，我就能穿上军装了。可我的视力一直是个大问题，只有0.2左右，这显然不符合征兵标准。就在我焦急万分时，后来担任靖县建行行长的黄英明伸出了援手。我向他倾诉了自己的苦恼，他答应在体检时帮我蒙混过关。体检那天，其他项目都顺利通过了，可当视力检查进行到一半，一只眼睛检查结果为1.5，另一只检查到0.7时，麻阳水区医院的舒院长突然走过来。黄英明被吓得不轻，不敢再继续帮我。最终，我的视力检查结果为一只1.5，一只0.7。部队带兵领导担心两只眼睛视力差距过大，会影响训练和作战，决定对我进行复检。复检结果不出所料，我没能通过，参军的梦想就此破灭。

那段时间，我心情极度低落，感觉比失恋还要痛苦。但后来得知，这次征集的新兵将直接奔赴自卫还击战前线，我心里又有些庆幸。我从父亲那里了解到战报内容，知道前线新兵伤亡惨重。我深知自己视力不好，上了战场很可能成为敌人的活靶子。母亲也常说：“幸好你没去，不然我得担心死。”听着母亲的话，我心里满是感动。

三、回城：幸福来得太突然

1979年下半年，知青大返城的浪潮袭来。丁惠民带领云南知青到中央上访，成功反映了知青问题，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云南知青率先获得“哪里来回哪里去”的政策，这一政策很快惠及到我们斜里村。一时间，知青点热闹非凡，夜晚灯火通明。已经分配到好工作的战友，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和大家一一告别，现场充满欢声笑语。那些工作分配不理想，或者还在等待分配的战友，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大多选择“先回城，其他以后再说”。

我原本被分配到县百货公司，但县百货公司和县肉食品公司的领导私下协商，让肉食部门家属的女孩子去百货公司，百货公司的男孩子去肉食品公司。我实在不喜欢每天双手沾满油腻的工作，便拒绝了去肉食品公司。母亲担心地劝我：“你要是不去，以后可能就没机会了。”可我态度坚决，对母亲说：“与其回去拿刀把，还不如继续在这儿搂锄头把。”就这样，我成了斜里大队最后一个没有回城的知青。

幸运的是，知青政策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中央决定不再执行上山下乡政策。1980年，各级知青办撤销，个别遗留问题转由各级劳动局处理。1979年下半年，在其他知青都回城后，我哥把我接回了家，结束了我的知青生涯。离开时，场面有些冷清，只有我哥来接我。农村人向来现实，他们觉得我放弃了去肉食品公司的机会，以后可能也没什么能耐，对我避之不及。我望着生活了许久的简陋住房、专业队，还有那片耕耘过的土地和环绕的群山，心中五味杂陈，就此踏上了回城待业的道路。

我心里清楚，是丁惠民和云南知青的努力，改变了国家对知青的政策，让我有机会回城，开启新的生活，这份恩情我铭记于心。

四、就业：一波三折的历程

回到家后，我开始为工作发愁。肉食品公司的机会已经错过，高考和参军也都失败了。正当我纠结要不要再次复习参加高考时，迎来了几次招工招干的机会。

先是861兵工厂和纺织厂合并招工，考试统一进行，按成绩排名分配（第一名安排纺织厂，第二名安排861，其余以此类推）。我考了第二名，被分到861兵工厂，该厂有7个名额。然而，红阳机械厂政委的儿子王宏只考了第8名。为了让王宏能进入861兵工厂，招工人员以我视力不好为由，想把我刷掉。关键时刻，县组织部为我据理力争，要求要么连我一起带走，要么一个都别带走。我心里充满了感激，我知道，这更是组织上对父亲的肯定。861兵工厂招工的事情一直拖着，直到12月份，我考取了银行招干，便决定放弃去861兵工厂的机会，县组织部也不再坚持，其他人这才顺利去861兵工厂报到。其实，我对兵工厂有着特殊的感情，要是没有这段波折，我可能会选择去861兵工厂，毕竟这也算圆了我一部分军人情结。

这次银行招干，是因为农业银行单独设立。我在考试中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可又因为视力问题，被县农行管政工的副行长儿子顶替。我向组织部反映情况，常务胡副部长接待了我。他明确表示，招干标准并未对视力有0.5以上的要求，农行的做法不符合政策。但由于农业银行不归地方政府管理，组织部也无能为力。我意识到县里已经无法解决问题，便想通过父亲找上级领导帮忙。可偏偏这时，父亲去省里参加农村经济工作会议，一去就是三个月。我心急如焚，赶忙写信将考试成绩、未录取原因以及组织部胡部长的答复等情况告知父亲，寄到了会议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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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的日子无比煎熬，第一批招干录取名单和培训名单中都没有我的名字，我一度认为希望渺茫。父亲可能也这么想，便把我安排到县建筑公司，让我做好两手准备。建筑公司的陈经理很重视我，给我安排了一个技术工种，主要工作是设计钢材下料、给重庆来的技术员打下手。技术员编写了一份筛选制砖泥土中石子的方法和流程，公司采用后效果却不理想。于是，公司组织我们去重庆参观学习，陈经理把这个宝贵的机会让给了我。我满心感激，可没想到，从重庆考察回来后，我收到了银行的录取通知书。1980年4月，我参加了第二期银行干部培训班，从此在农业银行工作，直至退休。

后来我才知道，在这次银行招干中，全地区像我这样以不合理理由被刷掉的行政干部子女有50多名，我只是揭杆而起的其中之一，当然也可能是首个造反者。行署主要领导得知后，直接出面干预，才让我们迎来了转机。我由衷地感谢行署领导、县组织部胡部长、建筑公司陈经理，更要感谢父亲。是他们的帮助，让我能够顺利就业，开启美好的人生。同时，我也感恩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拓宽了就业渠道，让我在困境中迎来了新的希望。

我的知青经历和回城就业之路，充满了曲折与艰辛。在纪念丁惠民先生的同时，我也会牢牢记住那些在我人生关键时刻伸出援手的其他贵人。这份经历，将永远铭刻在我心中，成为我人生最宝贵的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