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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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执教三十多年的教师，我教过的学生一礼堂是坐不下的。当然，即使我租来一礼堂，他们也不会一起应邀前来。已经退休好几个年头的我，还算是一个有大局意识的老师，不同年龄段的学生都在忙着自己的事，哪有闲工夫应酬一个曾经的老师。每当有学生称呼我为“恩师”，我都会惊出一身冷汗。我知道自己无恩于任一位学子，就“为师”而言，我与他们也是相互的。至少，是学生让我心态年轻化，直到退休前一年，都以为自己是一个只比他们大那么几岁的老师。我要向我的所有学生道歉，我在谈到校园、论及师生之道时，首先提到的是我亲爱的师长们，然后顾及的是一批狐朋狗友的同学，直到最后，才开始想到你们。这有我先后写过好几篇“我的老师”和“我的同学”的小文为证，而至今为止，还没有一篇文章是专门为你们写的。 我教过的第一批学生应该都过了“不惑之年”。但在我的脑海中，他们一直是十七、八的样子。他们是我在苏州某市直中学教育实习时学生。我任教的是高二（1）班，任教科目当然是语文，你知道我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出身。高二（1）班有五十多位同学，我觉得他们每一个人都不简单。听过指导教师吴先生的几次课，我忐忑不安地走进课堂了。记得那一天上午，我佯作镇静地走进高二（1）教室，慢慢地将讲稿和教材放到讲台上，但我感觉到自己的手有点颤抖。“啪”的一声，坐在前排的同学将文具盒碰掉到地上，教室里一阵骚动。这时，班长的一声“起立”，化解了现场的尴尬。我一抬头，一双双真诚热切的眼睛，正在对我行注目礼。我的心头一热，瞬间镇定下来。我双手撑定讲台，开始作自我介绍。尽管我只用了一节课时间，就将两节课的讲稿读完，但整个教态还是不错的。大学同学D那天蹭了我的课，三十年后班级聚会时，她告诉我，当时我看上去挺紧张，而坐在她周围的高二（1）的孩子们好像更紧张，看得出，他们在用神态、表情尽力配合你，他们希望你的课堂首秀顺利成功。我听后愣了许久，几十年来，每当回忆我执教的第一节课，总是思前想后，唯独没有想过学生的支持和包容。再回顾那节课，连平时常有响动的、留长发、穿花衬衫的H同学，也没有需要我特别关顾，我还以为是我的课讲得精彩，超过了厦大毕业的前辈吴先生，吸引了莘莘学子呢。那年那月那日，听过我那节课的高二（1）班的全体同学，请接受我迟到的敬意。 师大毕业后，我来到Y市一专科学校工作。上班还不到两个月，同城的中等师范学校向我校求援，暂借一中文教师，顶替一名临时请病假的同行。这个光荣的任务落到了我头上。我的第二批学生出现了，是普师二年级（1）班的同学们。巧了，普师二年级相当于高二，且也是（1）班，感觉是在接着教育实习班级继续任教。教了几节课，我发现学生的基础比我一年前教的班级要好不少，尤其是教学基本功如普通话和“三字”方面。部分同学的普通话比我这老师讲得好。同学们的学习主动性比较高，一篇《信陵君窃符救赵》，讨论得我唇干舌燥，课间休息都不带停的。课间操时间下楼梯，还有两个同学一左一右地围着你“喋喋不休”。那年代中考时，中等专业学校在高中前录取，许多成绩优良的同学为一纸“城市户口”，放弃升入重点高中的机会，进入中师学习。这批学生中，有不少应该是重点大学的苗子。我的这批学生毕业后，不少人边工作边学习，争取继续深造的机会，有几名同学后来还成了我的同事。当然，当一名小学教师同样可以发热发光，有些同学成了小教领域的骨干教师。 我的第三拨学生是一批函授学员。话说从“中师”回校后，接受的教学任务是中文专科函授点的面授。受文革期间高校一度停止招生的影响，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不少中小学教师学历不达标。高校恢复招生后，一段时期办学条件也有限，函授教育就成了提升学历的重要手段。我们学校在许多地方设立了专科函授办学点。那时，除了本校，我每学期都到好几个函授站讲课。学员大多是年龄较大的农村初中语文教师。他们上有老下有小，在参加函授学习的同时，他们还有繁重的教学任务和家庭责任。我第一次到函授站面授吓了一跳，都过去一节课时间了，40多名学员来的还不到一半。坐着听课的，有胡子拉碴的，有发色灰白的。更有甚者，一个约5岁的男孩与妈妈坐在一起听课。孩子一会看看我、一会看看幼儿画册，谢天谢地，他基本没有捣乱。这是我执教生涯中最年轻的学生，绝对没有之一。学员们听课认真，大都边听边在教材上圈圈画画，这可能是多年备课养成的习惯。我执教的课程是“外国文学”，课间休息时了解情况，留着小胡子的F学员笑着与我说，老师你讲起课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我很佩服，只是我们许多人连外国小说中的人名也记不住，看到外国文学教材就犯困。这算给了我当头一棒，我开始试着理解学员的难处，开始利用有限的面授时间，反复强调重要作家和重要作品，并发放课程学习辅导材料和练习题集，帮他们做题思考答案。这批“胡子学员”课程学习大多达到基本要求时，我真的比他们还高兴。 同样是专科学习，两年制普通班的状况就不一样了。普通班的同学大多数是中师毕业生，他们学得比较认真。白天听课，大教室坐得整整齐齐，晚间自修，图书馆乌泱一片。D就是听课极为认真的同学。每次“外国文学”课，他都占坐前排座位，笔记记得详细清晰。他的课程练习和小论文成绩总是优良，课外还读了不少外国文学作品。有天晚上在操场散步时与他偶遇，他陪着我，讨论法国“新小说”。他平时讲话语速慢，紧张起来还有点小结巴，但这天讲得很流畅，我对这话题也有兴趣，我们围着跑道走了好多圈，回家才发现累得够呛。S来自苏州郊区，是个修长白皙的小男生，圆圆的脸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一副斯文相。他学习成绩挺好，课堂讨论时反应也快，但生活中却是个懵懂小伙。一天早晨，我还没吃早餐，他“小人家”就“咚咚”敲响了我家的门。我打开门，发现他端着一洗脸盆，告诉我这是刚洗完的床单，到老师家来脱一下水。我有点纳闷，还是将他带到洗衣机那里。他站在那看着洗衣机半晌不说话。正在准备早餐的妻子看出他的尴尬，连忙接过湿漉漉的床单，帮他脱水。隔了一会儿，他拿着脱好水的床单回寝室了，临走时忘了与师娘道声谢。他毕业几年后曾给我一个问候电话，告诉我他已在镇中教了几年书，并有了两个孩子。我的天，那还是“只生一个好”的年代，他小小年纪有两个孩子！我还来不及问清楚，对方已挂断了电话。他至今再没与我联系过，想来工作与生活的担子都够重吧。 我还担任过一较为特殊的专科脱产班的班主任，特殊在学生大都是一些老资格的民办教师。他们学习有积极性，参与管理也有积极性，许多方面给应届生做了好样子。他们的难处在于家中不时有事，常得请假。带了这个班一段时间，我发现由于已经有一定社会经验，部分同学喜欢出去聚聚联络感情。我开始没有在意这件事，直到有一天，副班长老G来我办公室。他面带几分神秘，有点欲言又止的样子。我让他有事就说。他吞吞吐吐地告诉我，前天夜里班长差点从双人床上摔下来，因为晚上小聚时喝得多了一些。我听后吓了一跳，赶紧让他不要声张，然后核查情况，召开班委会，明确规定要少聚餐，即使聚餐也不得喝酒，尤其是喝白酒。这才杜绝了类似事件的发生。来自乡村中学的Z不是班干，在班级属于年纪比较小的同学。他心直口快，喜欢发表自己的意见。记得有一次，是晚自修时间，他与我在走廊里谈心。除了学习上的交流外，他重点谈对当时的班级干部的看法。他说得真诚，说到动情处，眼泪都涌出眼眶。他说的大意是这些学生干部对他们小同学很关心，很照顾，他很感动。但也有极个别班干将社会上的风气带到学校，稍稍影响到班级的氛围。他用了“用人不疑”的话来评价我这个“主任”，我听了有些吃惊。事后想想，这些同学无论年长年轻，都有一定社会阅历。他们遇事遇人难免会参照已有的经验，可能有些小题大做，放大了一些事情，无需大惊小怪。 光阴似箭，转眼已退休好几个年头，我的最后一届学生也都到而立之年了，说起来来还真有点想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