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行之十九：梁林系列：梁上君子（下编）此恨绵绵

涂伯伯

青年时代的梁先生 1949年9月29日，在第一个国庆节前两天，梁先生给自己的女儿梁再冰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这样写道:“我得以参加这个开国盛典，（指的是“第一次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实在感到光荣与兴奋。当两个月前我设计改造中南海怀仁堂会场时，再也想不到会来坐在这代表席上的。……在一次讨论国旗、国徽、国歌的会中，我得以进一步认识了毛主席。……当晚散会之前，我们围着毛主席高声同唱第一次的'国歌’，高兴兴奋无比。那是最可纪念的一夕。”（梁再冰：《我的父亲母亲》） 由林先生主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设计图（右下） 是的，自北平解放以来，梁先生一直被新生政权视为“座上宾”。先是和平解放前夕，解放军奉命请他标示北平最重要的古建位置图；其次是解放战争前夕，中共中央再次委托他编撰《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以备大军南下之用。再往后，人民政府礼聘他担任清华大学营建系教授兼系主任、礼聘林徽因担任营建系教授；继后，更让他和林徽因参与国徽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凡此种种，无不显示共产党对历史文化的珍视、显示共产党对他个人和知识分子的尊崇。所以，梁先生这封信的字里行间，都洋溢着欣喜。所传达的情绪，不说是春风得意，至少也有点受宠若惊。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梁先生与学生在一起。 所谓“士为知己者死”，作为深受传统儒教影响的知识分子，此时的梁先生一心想着的就是“涌泉相报”。至于如何回报，当然就是利用自己的专长，在古代建筑的保护——特别是北平古城的保护方面，提供最科学严谨的方案了。而梁先生的这一想法，不但和最高领导“继承遗产、继往开来”、“民族气派”、“民族精神”的文艺主张暗合，甚至和北京市最早的城市规划也相吻合。 五十年代初，正当盛年的梁先生。 1949年5月22日，北平刚解放不久，就在北海公园画舫斋成立了“北平市都市计划委员会”。这是一个专司城市规划的机构，它的基本任务是“在保持北平为一文化中心、政治中心及其历史古迹和游览性的原则下，把这个古老的封建性的城市变为一个近代化的生产城市。”而眼前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要规划北平的“新市区”，以供大量的行政机关及其随行亲属使用。梁思成、王明之、钟森、华南圭等著名的建筑师、建筑学家都赫然在列。十分有意思的是，在这些著名的专家学者中，梁先生是最坚定的“全面保护古代建筑派”，也是坚决主张保持北平旧城风貌，另在西郊辟地修建“新市区”的建筑师；而资历更老的华南圭先生却是“部分保护古代建筑派”。更明确地说，华南圭先生认为故宫、颐和园等最重要的大型古建筑群可以保护，至于城墙、牌楼等可以不必考虑。 梁先生手绘古建构件。 庆幸的是，虽然这两派观点迥异，但北平市人民政府最终还是选择了梁先生，不但任命他为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副主任，同时授权他带领清华大学营建系全体师生设计西郊新市区草图。梁先生喜不自胜，在给梁再冰的信中，乐呵呵地告诉女儿：“我这几个礼拜来，整天都在开会，在机构的组织和人事方面着忙。四面八方拉建筑师来北京，组织公营建筑师事务所、组织都市计划委员会的企划处，等等。”而被他拉来的一员干将，就是旅英8年，师从建筑大师阿伯科隆贝爵士及贺而福勋爵、专攻城市规划的陈占祥。 五十年代初，梁先生在病榻上与林先生商量国徽设计方案。 1949年10月,33岁的陈占祥从上海来到北京，就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企划处处长，（《政务院三十次会议通过四项任命名单》《人民日报》，1950年4月30日第3版。）同时，兼任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主讲都市计划学。 梁先生与陈先生 这是两位接受过西方建筑理论教育、又深谙中国建筑精髓，同时对新中国、对北京城深怀情感的建筑师。所以，一旦委以重任，让他俩主持“北平新市区”的规划设计，以他们的热情和智慧，必然会描画出绚烂的图景。 张先得先生绘:1957年的北京内城东南角箭楼。 事实果真如此。说来也怪，尽管从年龄和经历看，陈先生和梁先生都有较大差异。但是，在如何规划北平新市区的基本构想上，两人却出乎意料地高度统一。共同的想法，都是“把新市中心迁出老城、尽全力保护北平古城风貌、把北平建成为如华盛顿那样、没有大型产业的行政中心；如罗马、雅典那样的历史文化名城。”（陈愉庆：《多少往事烟雨中》） 张先得先生绘:1957年的北京右安门城楼。 那是一个共同做梦的日子。有无数个日夜，在清华园新林院八号的梁先生故居，梁先生、林先生，以及陈先生和建筑系的才子程应铨等，都汇聚一堂，憧憬着新北京市的未来图景——他们憧憬着北郊的新城市中心：那里不但是中央机关的办公区，还拥有玉渊潭、钓鱼台、莲花池、金鱼池，以及从什刹海直达昆明湖的绿色水道……是一处水域广阔、时时可听柳浪闻莺、处处可见画舫短桡的活水公园。 梁先生手绘:北京城墙立体公园示意图 他们还憧憬着在39.75公里的城墙上，遍植花木，修建起图书馆、老人活动中心、少年之家……供人们休憩游玩、供人们登高赏月，使之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长达四十公里的空中花园！ 他们还计划引永定河水入护城河，这样就可以把阻碍城门口交通的环城铁路向较远方向迁移，而腾出的空地就可以和护城河一起，组织成和城墙平行的绿带公园。他们甚至畅想着拆掉中南海围墙，让它和北海连城一片后，北京城内波光潋滟、姹紫嫣红的醉人画图。…… 上世纪初的北京老城墙与城楼 一言以蔽之，他们太爱北京城了！他们在竭尽全力守护这堪称稀世珍宝的古都，他们是蘸着自己的心血描画北京未来的蓝图！就像陈占祥先生晚年回忆的那样：“我们见过国内外那么多的城市，正因为见得多，才有比较，才更清楚北京有多么独特、多么珍贵；她是世界所有城市中独一无二的，任何城市不具有与北京的可比性。”（陈愉庆:《多少往事烟雨中》） 五十年代初期，深受中国人敬重与优宠的苏联专家。 然而，事情的转变来得太突然。一九四九年九月十六日，以阿布拉莫夫为首的十七人苏联专家代表团抵达北京，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帮助北京研究市政建设，草拟北京的城市规划方案。1949年12月，时任北京市市长的聂荣臻主持召开了城市规划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北京市各部门领导、在京苏联专家，以及梁思成、陈占祥等人。会上，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提出要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在长安街两侧建设新中国首都的行政中心。同时，将北京建设成大工业城市，以提升“无产阶级”的人口比例。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建筑学家华揽洪先生（左）与陈占祥先生在一起。1957年，他们双双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99年，又同时被“摘帽改正”。 苏联专家的规划方案让梁思成和陈占祥大为震惊。因为，这是任何一个受过系统城市规划专业训练的人，在面对千年古都时，都不应该产生的无知设想。更加现实的是，当时的北京城区，总面积仅有62平方公里，除去故宫、“三海”、各大公园占地，仅剩下了52平方公里。在这52平方公里的面积内，已经容纳了130多万人，人口密度达21400余人/平方公里，远超8000余人/平方公里的现代标准。而预期的中央机关及其眷属的人口总量又将达到60万人。十分显然，如果硬将这些占地庞大的行政机关和60万人都塞进北京老城，势必拆毁大量的房屋、动迁大量的居民，并不可避免地损毁大量古建、破坏古都风貌。更何况，拆迁成本加上建新居成本，再加上为行政机关及其眷属修建新房的成本，远大于另辟新区的成本。诸种因素的权衡比较，都证明苏联专家所谓“拆旧建新”方案是“下下之策”。 老年陈占祥，历尽磨难、风度依然。 在全场哑然的沉闷气氛中，33岁、不谙世事的陈占祥先生站了起来，不假思索地说出了自己和梁先生对北京未来规划的意见。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规划思路，前者，代表着固守十九世纪欧洲传统，“以高大建筑阵列道路两侧”，凸显城市繁荣与恢弘壮观的规划理念；后者，代表着20世纪最新的“有机疏散”城市规划理念，不但可以最大限度保存北京城的历史风貌，而且可以有效解决交通疏散、减少环境污染。会上，梁先生和陈先生同苏联专家据理力争，被逼急了的巴兰尼克夫不得不放出这么一句话，那就是：莫斯科的规划就是这么搞的，而且，这样的规划是斯大林认同拍板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被拆毁的东四牌楼。 “苏联专家”、“斯大林同志”，稍有政治嗅觉者，都该知道这意味着什么。遗憾的是，陈占祥先生少小离家，久居海外，刚刚回国三年，不要说摸不清“人民政府”中的人情世故，就连“国民政府”治下的人情世故也未必了解。梁先生呢？虽然比陈先生大十几岁，奈何他也没有经历过共产党主导的政治运动，又是一个只认死理的主儿。不但坚持己见，而且决意将这些意见形成为更加详备和具体的文字方案。 这就是著名的“梁陈方案”的封面 1950年2月，长达二万五千字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完稿，梁先生自费印发了一百多份，分别送到中央人民政府和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各机关及首长处。中国城市规划史上著名的“梁陈方案”由此诞生。4月10日，眼见“建议”如石沉大海般杳无声息的梁先生，心有不甘，于是提笔，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恳请总理能在百忙中赐阅，梁先生在信中再三陈情：“北京目前正在发展的建设工作因为行政中心区位置之未决定而受到影响。”（王军:《城记》P97）企盼中央早日定夺。 “梁陈方案”中，关于西郊新城的规划概图 出人意料的是，梁先生上书十天后，迎来的不是认同和称许，反而是诘难与攻击。有人指责他们是“与苏联专家分庭抗礼”、有人指责他们是“否定天安门作为全国人民向往的政治中心”。梁先生不为所动，抱定了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决心，不看到“方案”尘埃落定，就力争不止。1950年10月27日，重病缠身的梁先生，再次致信彭真市长等人，呼吁早日确定中央行政区位置。这次，彭真才告诉他，北京城市建设的方针是“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为中央服务”。还说，有一次毛主席在天安门上曾指着广场以南一带说，“以后要在这里望过去到处都是烟囱。”过了不久，苏联专家的规划方案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毛泽东指示：“照此方针。北京市的规划就这样定下来了，即以旧城为基础进行扩建。” “梁陈方案”中，西郊新城各机关规划概图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我不知道，当年的梁先生，是否忆起过纳兰性德的这句诗？又或者，是否产生过“欲笺心事无处寄”的怅惘？但我相信，梁先生理想的头，一定碰上了大钉子！ 1954年10月1日，彭真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 1953年6月，中共北京市委重新成立了一个以郑天翔为组长、党的干部和政治坚定的技术人员为组员的“规划小组”，并聘请苏联专家巴拉金担任指导。因为该小组的办公地点在北京动物园畅观楼，所以又被称为“畅观楼小组”。“畅观楼小组”的成立，意味着梁、陈二先生不再参与北京市总体规划的编制，意味着“梁陈方案”被最终放弃，更意味着新中国在城市规划上所选定的“路线”，一定是“文化服从建设，一切服从政治”。这也就预示着“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必须也必然以毁灭历史建筑为代价、而摧枯拉朽般在北京、在中国蔓延—— 上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正被拆毁的北京城墙、城楼 从1953年5月开始，北京开始大规模拆除古建筑。重病缠身的林先生和心身疲惫的梁先生八方奔走、四处呼号，乞求刀下留城。为了心爱的北京，梁先生甚至不惜与彭真翻脸。说：“在政治上你比我先进五十年，在建筑上我比你先进五十年！”（《一代宗师梁思成》郭黛姮、高亦兰、夏路编著）然而，在那个令人癫狂的燃情岁月，又有谁会垂怜这一对“保守”、“僵化”的不识时务者呢？于是，这一对视文化、视古建如生命的爱国知识分子只有仰天长叹： 上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正被拆毁的北京城墙、城楼 “五十年后，历史会证明我是对的！”“你们要拆的是有着近700年历史的真古董…… 你们会后悔的，将来再复原的全是假货！”1953年，景德街牌楼、左安门、阜成门、朝阳门城楼、箭楼和瓮城被拆；1954年，东四牌楼、西四牌楼和地安门被拆；1956年，朝阳门城楼及右安门箭楼、城台、瓮城被拆；1957年，永定门被拆；1958年，右安门城楼、东便门城楼、东直门城楼台基被拆；朝阳门箭楼拆除完毕；1965年，东直门城楼、宣武门城楼被拆；1969年，安定门城门及箭楼被拆除；1970年代，阜成门城楼及附近城墙皆被拆除；截止2024年，北京城原有的3000多条胡同，仅剩下了不足一千条。…… 上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正被拆毁的北京城墙、城楼 德国诗人荷尔德林在小说《许佩里翁》中，说过这样一句话:“人想把国家变成天堂时，总是把它变成了地狱。”（《荷尔德林文集》第29页）我相信，这就是当年的古代建筑保护者，为什么后来会变为破坏者的根本原因。 上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未被拆毁的北京城墙、城楼 熟悉梁先生的人说，在那个年头，有无数个日夜，都会看见一个瘦削矮小的“老头”，痴痴地守护在拆迁现场，他就是那个把一生奉献给中国古建筑研究、那个说“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的梁先生。 1955年拆毁的、具有800年历史的庆寿寺双塔 1954年，陈占祥先生被调出清华大学，改任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工程师；1957年，陈先生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58年，陈先生被送去昌平附近的沙岭绿化基地劳动改造，每天和一群右派分子上山挖“鱼鳞坑”种树。22年后，陈先生被“摘帽”改正。同年，被调入中国城建总局城市规划研究院任顾问总工程师，并兼任《城市规划》杂志（英文版）主编和清华大学等校教授。 1952年9月，梁林二先生接待英国建筑学家斯金纳 1955年初，梁先生和林先生因为病重，双双住院。岂料就在此时，继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以后，毛泽东又发起了对所谓“大屋顶”的批判。他说：“大屋顶有什么好？道士的帽子与龟壳子。”并把批判梁思成的任务交给了彭真。（王军：《城记》P152）一时间，《人民日报》牵头，全国响应，掀起声势浩大的“声讨大屋顶”运动。梁先生首当其冲，成为被批判对象，并被迫在报纸上公开检讨。同年四月一日，五十一岁的林徽因先生不幸病逝。死前，还喊着梁先生的名字。 上世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梁先生和女儿梁再冰 1966年，“文革”蜂起。梁先生被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国民党潜伏特务”遭受野蛮的暴力批斗，被整得不能行走。以至接受批判都要用小推车运往现场。1972年，重病缠身的梁先生在惶惶不安中溘然长逝，享年71岁。弥留之际，还念叨着北京城未来发展必将面对的问题。 1960~1970年代，被拆毁的北京天桥礼拜寺 “我们用十几张图纸和两万多字的建议书完成了一份使命，后来才知道，这是要用一生去承担的责任。”这是陈占祥先生晚年对自己女儿说的一句话。而我们呢？我们错过了梁先生和陈先生的这一份“建议书”，将会用几代甚至几十代去承担这份责任！半个世纪过去了，当更多的历史档案解密，人们才知道，当年，毛泽东听闻“梁陈方案”时，说过这两句话：“中南海皇帝住得，我为什么住不得？”“有那么一个教授，要把我们从北京城里赶出去。”（林洙《建筑师梁思成》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第1版）”。“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3月第1版）可惜的是，当年的梁陈二先生，哪有如此的灵通、又哪能参透“科学问题”后面所隐藏的“政治玄机”呢？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梁先生和林先生 “在光影恰恰可人中，和谐的轮廓，披着风露所赐予的层层生动的色彩。”“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殿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于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林徽因文集·爱上一座城》P11-P12《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这是林先生对中国建筑吟唱的最优美动听的颂歌，是生活在钢筋混凝土中的我们无从领略的曼妙之音。望梅止渴，聊胜于无。望着一座座寄托着乡思乡愁的古建筑、古街巷慢慢消逝，再一次朗读林先生书写的文辞，就权当是对故人、对故物，以及对所有值得怀念的人、事，念诵的招魂之曲吧！ （本编完全文完） 2025年3月26日毕 鸣谢:本篇图片大多采自网络，谨此向原作者、转发者致以真诚的谢意。如有侵权，请联系笔者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