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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封家书

——1964年，父亲的遗骨（上）

2011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纪念日。《太原日报》开辟了《党员相簿》专栏，刊登了大姨和母亲的回忆父亲的文章《书生义勇赴国难》。文章回忆和记述了父亲27年革命和战斗的一生，我们全家的后代接受了一次真真切切的红色教育，也激起了全家对追寻先人和先烈足迹的极大兴趣。

2015年6月，大姨不顾82岁高龄，凭着记忆，撰写了1964年前往山西省武乡县砖壁村寻找迁移父亲遗骨的6000多字的回忆文章。第一次详细记述了如何找到父亲生前的战友和部队，得到了父亲遗骸埋葬的地点，一个弱女子如何历经千辛万苦，在交通不便，生活困苦的条件下，到当年依然偏僻的革命老区，抗日战争的战斗现场，找到父亲遗骨并取回老家安葬的过程。故事跌宕起伏，情节曲折离奇，遗骨与战友叙述的父亲受伤的部位完全吻合，遗骨牙齿的特征与母亲的记忆描述的分毫不差。不能不说这是个不幸中的万幸，是姥姥、大姨、母亲一家人始终如一的寻找亲人，不屈的信念感化天地的结果，更是姥爷用生命身体对家人的一个交代，无异于一封用生命身体写就的家书。

以下记录的情节都是节选于大姨和母亲的回忆，可能有的过程有点模糊，但是每个字里行间都能感受到寻找亲人的不屈信念和历史的悲壮厚重。

大姨在回忆文章中说，我是1931年出生的，母亲生我的时候17岁，我对爹爹的记忆就是他用一种上面画有图案和文字的四方木块教我识字，还有就是家里保存的一张高高瘦瘦的爹爹牵着我的手的照片。爹爹离开家的时候我才六岁，妹妹还没有出生，几乎没有什么记忆。再后来就是穿二战区制服的公人来家里询问，带我的母亲去街上开会训话，我们特别害怕。直到同街上对面大门里的一个女人被拖出去打死了，才知道因为她的男人是共产党。后来亲戚们也不敢接济，我们娘们几个实在呆不下去了，才在几个不认识的人的帮助下从平遥城里偷跑出来，逃到了太原，在一户老乡家的院子里住下，不敢出门，不和人来往，不久太原城打仗被围困了，到后来连红大米也吃不上了，一家人差点饿死。后来解放了才知道，帮助我们娘们逃离平遥，在太原城里住下，接济我们生活的，是已经在太原地方上的地下党或者八路军部队里的三叔帮的忙，否则我们早就都饿死了，那个时候孤儿寡母的哪能活下来。

太原城解放以后，我们的三叔就找到了家里，那个恩人能找到我们，也是通过战友里的老乡关系找到三叔的。49年的冬天，在部队上参加打太原的二叔也找到了我们，在他准备随部队南下之前，还来家里住了几天。好像来送父亲照片的那位同学战友他听说过，但也不知道是哪个部队的，也不知道后来随部队去了哪里。二叔还领着母亲和我去人民政府找到了一位父亲生前的战友，名字叫做王中青，后来是省里的高教厅长，文革前当了山西省的副省长，文革中被打到了，文革后又恢复了职务。这是我们家的大恩人。至于二叔是怎么找到父亲的这个战友的，当时也没有细说。

通过父亲的战友王中青，家里人终于了解了一些父亲参加部队后的事情。王中青老人介绍说，我是从晋东南的牺盟会决死纵队参加八路军129师的，当时老冀已经在部队上。老冀有文化，戴个眼镜，人很稳重，虽然我们年纪差不多，但大家都叫他老冀，知道他是平遥城里人，家里有妻子有孩子。那时候每天都是行军打仗忙着工作，就有一个信念就是一定要把日本鬼子打走。我们两个是旅政治部一个科的，还在一个家里住过，老冀的死，真是太可惜了，不过那个时候条件太差，又行军打仗，病死打死是常有的事。这位战争年代过来的老人谈生死就像谈家常。

王中青老人给我们回忆了父亲受伤和牺牲的经过，他说，部队打完百团大战后，我们旅部进驻武乡县砖壁村修整，那是41年年初，一月份的冬天特别冷，记得是快过年了，那天晚上部队刚刚做好饭准备吃，村子外边就打响了枪，日伪军上万人包围了砖壁村，和部队的哨兵开始了枪战，当时住在砖壁村的主要是机关，没有多少战斗部队，枪响以后我们从锅里挖了一缸子米就往东面的山上撤退，老冀眼神不好，又要进屋里拿他的文件背包，就慢了几分钟，跑出来后，敌人围上来打了一顿枪，老冀腿上中了枪跳到了一条沟里，就失散了。等第二三天敌人退了，我们从山上下来，村里村外到处都是战友们的尸体，真是惨啊！那一仗鬼子仗着人多，夜里包围了砖壁村，也是因为我们机关和部队分开住的，让我们吃了亏，要在平时他们是不敢来的。我们找到老冀的时候，人已经又冻又饿又受伤流血就快不行了，那时候缺医少药，等送到部队简陋的医院，人就牺牲了。我清楚的看见他是右腿膝盖底下中的枪，整条腿都黑了。那次战斗死了不少人，左权将军是在那场战斗撤退后去辽县的路上遭遇敌人牺牲的，旅政治部的主任苏精诚也是牺牲在那晚上的村里，那场战斗影响很大，领导们和部队上特别重视，老乡们帮助我们把战友们都清洗干净，换上干净的衣服，每个人还用木板钉的棺材装好，都抬到村东面山上一座小庙的后面按排按列埋的。因为我和老冀很熟，我全程参加了他下葬的过程，记得是第三排第三个坟头。这么多年了，还不知道在不在了。因为我知道你们家是平遥城里的，家里还有人，所以我始终也没有忘记，虽然不知道我能不能活下来，也不知道能不能找到你们，但是我始终记得老冀和埋他的地方。

八十多岁的大姨在回忆时，边说边写边陷入深深的思绪中，仿佛像另一个人在向她细致的描述。大姨说，恩人说这些事情不是一次说完的，但时间是在50年--51年之间，说的其它的部队上事情，更多的我也没有记住，但是武乡砖壁村东面山上小庙后面的墓园，第三排第三个坟头，这个地方我是记得死死的，以当时的条件是去不了的，但是我感觉我一定要去的，我要把爹爹接回来。

解放后，姥姥、大姨、母亲，母亲的二叔、三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