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红色光辉下的历史丰碑

溪水长流

遵义：红色光辉下的历史丰碑

在领略贵州自然风光与民族风情的旅途中，遵义这座城市承载着的厚重历史，如同一座永不熄灭的灯塔，照亮了中国革命前行的道路。1935年1月，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了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 ，这次会议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回溯至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政府多次发动大规模军事“围剿”，妄图扼杀共产党革命根据地。前四次反“围剿”，在毛泽东等正确军事战略的指导下，红军取得了胜利。然而，1933年9月，国民党政府发动第五次军事“围剿”，改变战略与战法。此时，共产国际派遣的军事顾问李德来到中央苏区，他不顾中国实际国情，推行不切实际的“短促突击”等军事路线，博古等人也盲目听从，完全摒弃了以往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这一系列错误指挥，导致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踏上长征之路。

长征初期，红军处境艰难，损失惨重。湘江战役一役，更是让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残酷的现实让广大干部逐渐意识到，排斥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是导致失败的根源，部队中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日益高涨。在这危急存亡之秋，毛泽东挺身而出，在中央领导集团中做了大量细致的思想工作，争取到了王稼祥、张闻天等人的支持。此前在第五次军事反“围剿”过程中，毛泽东就曾多次提出战略性建议，均被“左”倾领导者拒绝，但他始终没有放弃为革命寻找正确方向。

1934年12月18日的黎平会议，毛泽东主张向黔北走的意见得到周恩来等多数与会者拥护，会议确定了新的战略行动方针；1935年1月1日的猴场会议进一步巩固成果，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至此，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达成一致意见，召开遵义会议的条件成熟。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遵义会议召开，参会人员涵盖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以及李德和翻译伍修权 。会议集中全力纠正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的错误，并在组织上作了调整。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主报告，将失败原因归结于敌人力量强大，为错误军事领导辩护；周恩来检讨“三人团”战略战术失误并自我批评，也批评了李德、博古；张闻天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为否定单纯防御路线定调；毛泽东发言，切中要害地分析批判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阐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军事方针；王稼祥明确提出红军应由毛泽东指挥，取消李德、博古军事指挥权，解散“三人团”；朱德、刘伯承、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李卓然等纷纷支持毛泽东和张闻天。

会议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讨论；常委再进行适当分工；取消“三人团”，仍由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会议还作出《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指出部分领导者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反“围剿”失败的主因，强调必须彻底纠正错误，改善军委领导方式，明确博古、李德要负主要责任 。

遵义会议后，中央政治局在川滇黔交界的鸡鸣三省村召开会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的帮助者；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负责指挥全军军事行动。这些举措从组织上进一步巩固和保证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 。

遵义会议的伟大意义不可估量。它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从此，红军在毛泽东等指挥下，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变换作战方向，掌握了战争主动权，逐步摆脱困境，胜利完成长征，为中国革命保存了有生力量。可以说，没有遵义会议，就很难设想党和军队能在抗日战争中发展壮大，很难设想能如此迅速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更难以想象中华人民共和国能顺利建立 。遵义会议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它是贵州这片土地上最耀眼的红色印记，与贵州的山水风光、民族风情一起，共同构成了贵州丰富多彩、底蕴深厚的人文画卷。

贵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无论是它繁华热闹的城市，还是灵秀宁静的山水；无论是它气势磅礴的瀑布，还是充满民族风情的少数民族村落；无论是它四季分明的美景，还是独特多样的美食，亦或是承载着革命希望的红色圣地，都让人流连忘返。每一次踏上贵州的土地，都能带给我新的惊喜和感动。我相信，这片神奇的土地，将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前来探寻它的美丽与神秘，它也将继续绽放出属于自己的独特光彩，成为人们心中永远向往的诗与远方。在未来的日子里，我期待着与贵州的下一次相遇，再次领略那些令人心醉神迷的美景，感受它那独特的风土人情，续写我与贵州的美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