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传销的那些"荒诞"日子

心中有你:

90年代初，我初入职场，在市中心的一家市直单位谋得了一份差事。那时的生活，虽谈不上富足，但也称得上安稳惬意。大家都是单身，我的同学们若是路过吉安，或是专程前来，总会聚在一块儿。单位周边的阳明路上，夜宵摊鳞次栉比。夜晚，我们小酌几杯，畅聊人生，话题大多围绕着如何赚钱、怎样发财展开。

有位同学，在市中心白塘乡担任乡干部，此人脑子灵活得像只狡猾的狐狸，总能琢磨出一些看似能“赚钱”的门道。一天，他神秘兮兮地找到我，压低声音说：“兄弟，有个大项目，去广东淡水镇（如今的惠阳）考察，一起去不？”我从未踏足过广东，内心满是好奇，抱着增长见识的念头，稀里糊涂就跟着去了。临行前，我还在心里美滋滋地想：“说不定这次真能挖到金矿呢！”

所谓的“考察”，其实就是在那儿听了几堂课。原来，当地有个传销窝点，同行的不仅有我的同事，还有我同学所在乡政府的书记，以及市乡企业局的领导等。那些金牌讲师一个个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讲解与分享，那看似极具吸引力的裂变式分配制度，仿佛能让我们瞬间跻身亿万富翁的行列。当晚，大家都兴奋得难以入眠，心潮澎湃地讨论着回去后该如何开启这所谓的“伟大”事业。看到这么多领导干部参与其中，我心想：“这么多大人物都来了，应该不会有太大风险吧？”于是，半信半疑地加入了。

参与这个传销活动时，我心里还是有所顾虑的。不像有些同学，一门心思地投入，甚至辞去工作，全身心地扎了进去。我更多是碍于面子，觉得大家都参与了，自己不能掉队。当时，确实有部分人看似赚了些钱，可最终的结局都不尽如人意。有的钱被依法罚没，有的被执法机关抓捕，还有的因沾染赌博等恶习，落得个凄惨的下场。那些全身心投入的同学，后来也只能在广东干起打工的营生，每天在工厂里累得跟条狗似的，还得看老板脸色。

好在我生性胆小谨慎，没有彻底辞去工作。我们发展了一些下线，大多是自己的好朋友，我一个亲戚都没拉。因为我深知，我的那些穷亲戚拿出3900元绝非易事，而且他们人脉有限，很难发展下线。我跟朋友们坦诚相告：“这事儿，你觉得能做就做，觉得不行就别做。要是你觉得自己人脉广，那可以尝试；要是人脉不多，就别轻易涉足。”基本上都是这番说辞。有两个人，是被别人带去听课的，得知我在做这个，便来询问，最终成了我的下线。我确实没费多少力气劝说，他们见我参与了，就决定跟着做。其中一个朋友还跟我打趣说：“兄弟，你要是能靠这个发财，我以后就叫你‘财神爷’。”我当时只是笑笑，心里却直犯嘀咕。

当时传销的产品是“爽安康”摇摆机，传销人员把这机器的功能吹嘘得天花乱坠，仿佛它能包治百病，还能让人长生不老。实际上，按成本价来算，它不过三五百元，可传销的定价却高达3900元。要知道，那时的房价还不到300元一平米，也就是说，一台摇摆机的价格几乎能买下10多平米的房子。要是换算到现在的房价，那可就是十几万元了。如今回想起来，我都觉得不可思议，当时怎么就能忽悠那么多人参与传销呢？难道大家的脑子都被那台摇摆机给摇昏了？

在当时的高峰期，吉安市竟有数千乃至上万人投身于这所谓的“伟大事业”。发展到后来，交钱都拿不到机器，大家就像在玩击鼓传花的危险游戏。我思索着，为何吉安会有这么多人陷入传销的泥沼。一方面，前面提到的那几个同学都是江大的高材生，他们几乎把在吉安工作的江大同学都拉了进来，这批人的示范效应，带动了一大批人跟风。另一方面，每次上课，他们都鼓吹大家要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还说吉安是星火燎原之地，中国革命从井冈山、从吉安起步，那这项“伟大”事业也必然能像星星之火般形成燎原之势。当时还有个所谓的金牌讲师，本身是学法律的。那时国家已经开始打击传销，只是尚未将“爽安康”这种营销模式完全定性为传销。这位讲师以法律人的身份授课，似乎打消了许多人的顾虑，使得好多人毫不犹豫地加入进来。有一次，我还听到他在课堂上振振有词地说：“这可是合法的生意，大家放心大胆地干！”结果没过多久，他就成了被通缉的对象，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没过多久，国家便明令禁止了这种传销行为。那几个所谓的“总裁”，和那些曾经风光无限的“大人物”们，有的被抓进去蹲了大牢，有的逃得无影无踪，这场闹剧般的传销活动才终于偃旗息鼓，只留下一地鸡毛。而我们这些参与者，也如梦初醒，恍然大悟，原来自己一直走在一条危险的边缘。

这段经历让我深刻意识到，那时的我们年轻无知，实际上已在法律和道德的边缘徘徊。我们被所谓的“赚钱机会”迷了眼，却丝毫没有意识到背后潜藏的巨大危机。如今回首往事，我庆幸自己没有深陷其中，也时常警醒自己和身边的人，任何时候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绝不能被利益冲昏了头。它让我们明白，面对诱惑时要保持清醒，坚守法律与道德的底线，脚踏实地才是真正的财富之道。正如古人所言：“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只有在正道上努力，才能收获真正的幸福与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