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风随笔‖陈亮的“事功”思想：历史的智慧与传承

寒风飞舞

陈亮的书看了一些，但总感觉所有关于陈亮的书内容大同小异，并没有什么让人耳目一新的新鲜论述。运用的词汇语句，以及历史人物的评说，基本也如出一辙，在陈亮框定的这个历史人物里，翻来覆去的就是相同语言的各种排列组合，每篇文章总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陈亮的事功学说后来成为了永康学派，究其事功而言也并非陈亮首创。全祖望在续修《宋元学案》中说“永康专言事功而无所承，其学粗莽抡魁”，这话说得并无道理。

事功学说的历史根源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法家的代表人物李斯就是事功学说的典型践行者。李斯作为荀子的弟子，其思想中既有儒家的影子，又有法家的实用主义。法家学问的主旨就是事功，所谓事功，不谈过程，只谈结果；不谈人性，只论功过。这种功利的风格显然与儒家倡导的谦谦君子不符，但能解决现实问题的往往就是事功而不是天理。

朱熹的理学思想有其蛊惑人心的一面，但也难逃坐而论道的虚伪性。表面上的清高孤傲，道貌岸然，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但朝堂之上尔虞我诈，明争暗斗的也正是这些人。在国家面临危难之际，他们除了独善其身，很难兼善天下。也正因为儒家思想的劣根性，才有法家的事功学问诞生。

在我认为，任何学问的诞生都有其必然的延续性，不可能无缘无故就出现的。正如儒家和法家根本没必要争什么正统和大道，本就互为补充互为表里的学说，就拿读书人的三不朽而言:立德、立功、立言，不也包含事功在其中？儒家学子为了所谓的正统性而排斥事功，其实既没有道理也不可理喻。

在我们看来，陈亮的事功也跳脱不了儒学，也是儒家门下的一个分支，就像朱熹的理学也是儒家门下的一门学说而已，本就可以共荣共存互为补充的，但在朱熹眼里事功却成了异类，这是朱熹的固执和偏见造成的结果。

陈亮的事功，是其通过史学研究，借鉴历史人物的功绩，开物成务，始成事功之学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知道永康学派并没有形成有影响力的事功学说群体，从头到尾都是陈亮一个人在单打独斗，这跟永嘉学派的学术氛围截然不同。

永嘉学派通过温州学者王开祖、林石、丁昌期等人在永嘉传播中原文化，开创了永嘉学术的先河之后；又在永嘉人周行己、许景衡等号称“元丰九先生”的发扬和传承下，融合了王安石的新学、吕大临的关学、程颐的洛学，这些学说为永嘉学派的形成奠定了强大的文化基础，让后来的薛季宣、陈傅良、叶适、郑伯熊、郑伯英等等一大批推崇事功学说的文人学者，有了非常好的学术氛围和土壤，可以说永嘉学派的学术确实渊源深厚。

从学术的传承来看，陈亮无疑是永康学派的开山始祖，从陈亮的经历来看，学术的创新发展所遇到的阻力和打压是非常艰难和痛苦的。任何一门学说的完善都需要一个过程，何况像陈亮这样无权无势的一介布衣，要想让自己的理念得以实现，靠谦谦君子的醇儒之道是不可能达成的。就如陈亮的上书，如果循规蹈矩按部就班，不可能有如此大的影响力。也正是因为陈亮的“狂悖”性格，做出了让天下人侧目的举动，才让陈亮的《中兴五论》为天下人所熟知。这也难怪全祖望会说:“永嘉以经制言事功，皆推原以为得统于程氏。永康则专言事功而无所承，其学更粗莽抡魁，晚节尤有惭德。”

但是，如果仅凭永康学派是陈亮所创，就以此判定陈亮的学说“无所承”，这未免过于武断。陈亮经世致用的事功学说，本就以史为鉴，许多理念与法家的思想有相通之处。我们现代就有人认为，儒家理学思想的盛行，才让南宋失去了血性，导致国破家亡的悲剧发生。在南宋之前，大多是以法家理念治国，就像秦国商鞅，他的法家思想在秦国的实践，改变了秦国落后的面貌，使秦国的军事、经济实力大幅提升。还有韩非子，主张以“法、术、势”相结合，主张“以法治国”，反对儒家的“以德治国”。他认为人性本恶，人只有在法律的约束下才会遵守秩序。他批判儒家的“仁义道德”，认为这些都是虚伪的说辞，不能真正治理好国家。回头看陈亮的事功学说，其“义利并举，王霸并用”已经对儒家和法家的思想进行了中和，跟前人相比已经具有相当大的包容性了。是不是可以认为，陈亮的事功学说更具有法家的思想精髓？

陈亮的事功学说本质上是以人性趋利避害为理论基础，这在当时的学术界无疑是创造性的破局。我想当时如果皇帝重用陈亮，未必不是诸葛亮，不是商鞅或者韩非子，也真有可能为南宋“开社稷数百年之基”。但天不遂人愿，陈亮有救南宋于危难的雄才大略，却没有良驹遇伯乐之命，也没有诸葛亮遇刘备这样的明君。

陈亮的落寞只有陈亮自己知道，当一个人怀才不遇时，那种失意和郁闷是没有人能体会的。我在想，永嘉学派和永康学派都是事功学说的倡导者，而且永嘉学派推崇事功的人更多，影响力不比陈亮小，但朱熹反事功针对陈亮的多，对永嘉学派却相对宽容，虽然最大的原因是朱熹和陈亮有交集，来往比较密切，但我觉得很大原因也是看到了陈亮一介布衣，并没有很深的社会背景，从小到大也没见师承何人，在乡野自学成才野蛮生长，在朱熹眼里不过是一个“自处于法度之外，不乐闻儒生礼法之论”的粗鄙之人，而朱熹不管社会地位和儒学造诣，无论哪方面都在陈亮之上，自认为拿捏陈亮应该不在话下。

你就看他在与陈亮的书信往来中，字里行间总带有一副居高临下的教训人的姿态，说什么“以老兄之高明俊杰，世间荣悴得失本无足为动心者；而细读来书，似未免有不平之气。区区窃独妄意：此殆平日才太高，气太锐，论太险，迹太露之过；是以困于所长，忽于所短，虽复更历变故，颠沛至此，而犹未知所以反求之端也。”大意是你才气过高、性情刚锐、言论过激、行事张扬，却不知道反思改过，早晚还会出事。你最好“细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而从事于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

朱熹的话不管是发自肺腑还是冷嘲热讽，以陈亮的性格听了自然不可接受。陈亮对朱熹的说法自然选择了反唇相讥:“亮之才虽不足以行其志，然其气则未尝不锐，其论则未尝不正，其迹则未尝不显。”意思是我陈亮自认为自己的性格和行为并没有错，而是你没有理解我的真实意图。我虽然才疏学浅，但志向坚定，行为光明磊落，你不应无端指责我。陈亮接着还说:“亮平生所为，皆本于公义，而非私利。若以小节论人，则天下无人可取矣。”意思是我的一切行为都是出于公义，而不是为了个人利益。你朱熹太过于注重小节，而忽视大义了。

陈亮的反击对朱熹来讲，可能意料之中也可能意料之外。但陈亮犀利的回应还是让朱熹有些招架不住，本来想规劝和教训一下陈亮，但最终结果事与愿违，朱熹没有达到目的，相反让自己陷入了无力应对的尴尬境地，这场举世瞩目的辩论，到最后以朱熹不再回应宣告结束，名义上是不了了之，但就影响力而言，陈亮无疑是赢家。

或许，也正因为陈亮是赢家，陈亮才对朱熹尊重有加。陈亮不管朱熹爱理不理，逢年过节或者朱熹生日，依然都会让人送上礼物带去问候的信，但朱熹似乎并没有打消对陈亮的成见。从陈亮写信想让朱熹为抱膝斋题词就可以看出，朱熹对与陈亮的心结有多深，朱熹不仅拒绝了陈亮的要求，在回信中甚至说：“《座右铭》固知在所鄙弃，然区区写去之意，却不可委之他人，千万亟为取以见还为幸，自欲投之水火也。它所诲谕，其说甚长。”这里朱熹不仅要求陈亮归还自己写的书法，还表达了对陈亮轻易将书法转赠他人的不满。从这一点看，朱熹并不是一个大度之人。

吕祖谦在世之时，朱熹和陈亮通过书信往来关系比较融洽，有矛盾吕祖谦也能居中调和。陈亮曾称朱熹为“人中龙凤”，朱熹则称陈亮“志大宇宙，勇迈终古”。两人的分歧是从朱熹发现两浙“家家谈王霸，不说萧何、张良，只说王猛；不说孔孟，只说文中子”后开始，朱熹对陈亮的态度就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在这之后，朱熹与陈亮发生了“义利王霸”的三年论辩，本意是朱熹想规劝陈亮放弃“义利并举王霸并用”的思想学说，规劝陈亮“以醇儒之道自律”，但陈亮并没有认同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念。相反在事功学说这条路上，开创出了一条全新的理论体系。陈亮的所作所为，加深了朱熹对陈亮的成见，理念的不同，导致两个人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渐行渐远，到最后只能说是表面敷衍的友好了。

陈亮的事功学说经世致用，只可惜的是，陈亮的理论并没有通过自己为国家为社会创造丰功伟绩，但他的家乡通过他的事功学说，创造出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永康人的经商理念无疑传承于陈亮的事功学说，不谈过程，只谈结果；不谈人性，只论功过。

或许，有人认为这种理念过于功利，但就是这种功利主义才造就了今日的永康。人做好了才能做好事，还是事做好了你自然就是好人，陈亮用“义利双行”“义利并举”为我们诠释了是先做好人还是先做好事的思想内涵。

其实，事功中的利益、谋略本就是客观的中性事物，本身不存在善恶之分。之所以有区分，就在于谁在用，怎么用，用在谁身上。论语中说:“言利而不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言谋而心正”，“以德报德，以直报怨”。这不就是陈亮事功学说中所阐述的理论和观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