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定孔庙

智天敏

嘉定孔庙，又名学宫，座落于嘉定区南大街今塔城路与沙霞路之间。古木参天，绿树掩映下，街的两端分别耸立着建于宋淳祐九年（1249年）的“兴贤”坊（曾称之宾兴坊、腾蛟坊、解元坊，至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改之今名），牌坊巍峨庄严，“教化嘉定”由此发源。

孔庙又称至圣庙、文庙、夫子庙。原本是古代专门祭祀孔子的礼制庙宇，后来成为古代官办学校县学的所在地，形成“庙学合一”的格局，所以孔庙也称庙学、儒学、学宫等。

元代至正十三年（1353年）建的“儒林”坊（明正德年间，曾改名为“起凤”坊，嘉靖初年为“会魁”坊，明嘉靖三十年（1522年）改之“育才”坊）两坊对峙东西，并通出入，以彰显举才任贤，宣传办学的目的。

嘉定孔庙始创于嘉定首任知县高衍孙，兴工于南宋嘉定十二年（1219）春，历经二年余，至嘉定十四年（1221）仲冬落成，坐北朝南，左学右庙。时有殿宇屋舍四十楹，“面势轩豁，规摹显焕，士民翕然。800年来不断修缮、增扩、重修达百余次，从而建成被称为“吴中第一”享誉江南的嘉定孔庙，仍是上海西北部规模最大的古建筑群。

1962年9月，嘉定孔庙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2013年3月5日，嘉定孔庙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其中四柱三楹的“仰高”坊最为高敞雄伟。四根高七米余、需两人合抱的石柱，前后置有坤石，上覆重椽小青瓦屋顶，脊的两端饰有吞脊、鸱吻。垂脊端部的“真人”塑像栩栩如生，戗脊端部设有戗兽等装饰，檐下象鼻昂斗拱小而紧密，中楹六组七层十字科斗拱，边楹各三组五层十字科斗拱。用琵琶拱作支撑固定于石柱之上，饰以枫拱，造型十分精美古朴。

明正德元年（1506年），又在两坊之间直对棂星门处建有“应奎”坊，天启四年（1624年），易名“仰高”，源自《论语·子罕》“仰之弥高”之语，赞颂孔子学问博大精深。

“仰高”坊南侧有一对高达一米六，宽八十二厘米的石狮子。这对石狮子由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从卢湾区自忠路重庆南路口原山东会馆移至此地。

棂星门，是嘉定孔庙的第一道石质门楼，始建于元至正十三年（1353年）。“棂星”即“天田星”，位于二十八星宿中“龙宿”的左角，后来人们又将棂星解释为“天镇星”、“文曲星”。因门形似窗棂，故而称为棂星门，以棂星门命名孔庙大门，象征着孔子与天合一施行教化、广育英才，可与“天镇星”相比，又意味着天下文人学士汇集于此，统一于儒学的门下。门楣饰鱼龙石刻，意为读书人进入此门，如鱼化龙，身价十倍，象征封建国家有得士之庆。

“泮池”是大成门和棂星门之间的半圆形水池，是官学的标志。依古礼，天子太学中央有一座学宫，称为“辟雍”，四面环水。而诸侯之学称为“泮宫”，泮宫之水只能半之，故称为“泮池”。泮池始建于宋淳祐九年（1249年）。现今泮池和泮桥是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重新建造的。池中绿水盈盈，映照着桥上的玲珑雕栏，分外别致。

池上三座虹桥飞架，以中桥为最，三座桥称为泮桥。古代等级制度森严，普通学子只能从边桥通行，只有状元或官员可以迈上中间那座桥，所以中桥又叫“状元桥”。有史以来，嘉定有3名士子考中状元，分别系王敬铭，秦大成，徐陠。

王敬铭是嘉定历史上第一位状元，康熙五十二年（1713）高中；50年后又出第二位状元秦大成，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中试；第三位系徐郙，于同治元年（1862）得中状元。

桥面有青石雕琢的丹陛，为元代正十三年（1353年）铺的丹陛，置有一方浮雕，镌刻着双龙戏珠和升腾的祥云，很是珍贵。

古时候凡新入学的生员都要在当地官员的引领下，从棂星门入孔庙，登桥跨泮池，进入大成殿礼拜先师孔子，再到儒学署拜谒教官。

在泮池桥凭栏、大成门、仰高坊、兴贤坊、育才坊等随处可见端坐大小不等姿态各异的石狮共计七十二尊，寓意孔子三千弟子中的七十二贤，组成了孔子庙、儒学署、书院三组庙学建筑群。

据说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嘉定孔庙的工作人员听说这些石狮子要被“破四旧”，急中生智中连夜用砖头将这些栏杆和石狮砌成围墙，上面刷上革命标语，这才躲过一劫。

孔庙的第二道门称大成门，《孟子》称“孔子谓之集大成”，赞扬孔子学说汇集古代文人思想智慧，且达到了至高境界，在中国文化史上起了继往开来的作用，故此门亦名“大成”。寓意孔子的学说集中了古代文人的思想智慧，并且达到了至高的境界。

大成门内左右共昂首伏着7只赑屃，背上驮了七块石碑，石碑上的文字主要记载了元、明、清三代重修孔庙和县学以及祭孔活动的情况。

嘉定孔庙里处处是历史，一不留神就会撞见一件百年古物。譬如很少有人会注意到大成门两侧摆放的七通石碑，都是元、明、清三代的古碑。

一座县级孔庙，有这么多相关的碑刻文献记述其事，恐怕不仅也可称得上“吴中第一”，甚至可称“全国第一”。这些碑刻，不仅是研究嘉定孔庙——嘉定古代文化建设兴衰成败的第一手资料，也是研究嘉定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参考文献。

大成门前《故宋东祁王先生归田兴学记》碑，是元代的一块重要碑刻，记录了宋末元初嘉定人王斗祥（字东祁）南宋咸淳元年（1265年）任嘉定学正，深知教育的重要性，临终前嘱咐弟子将自家田产捐给学校，以支持教育事业。捐田助学、支持教育事业的义举。

《故宋东祁王先生归田兴学记》不仅是一块记录史实的碑刻，更是嘉定教育史上的一座丰碑，体现了王斗祥对教育事业的深厚情感和无私奉献精神。

元代至正七年（1347年）立碑，

现立于嘉定孔庙大成门前。

大成门旁《嘉定县大成礼器记》碑，是明代嘉定孔庙内的一通重要碑刻，记录了嘉定县在大成殿所使用的礼器情况。

碑文主要记载了嘉定县在大成殿所使用的礼器，包括鼎、簋、尊、爵等，详细列出了礼器的名称、数量及其使用情况，反映了当时嘉定县对孔庙礼仪的重视和规范。

撰写时间：明正德七年（1512年）。

撰写人：邓璞撰文，张相书写，李延俊用篆字写碑额。

《嘉定县重修儒学记》碑文是明代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由礼部尚书欧阳德撰文、邑人张意书写、昆山人张寰篆额的碑刻，现存于嘉定孔庙大成门外。

该碑文详细记载了嘉定县儒学在明代的重修历程：知县万思谦在督学御史黄洪毗、巡按御史徐洛的支持下，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启动重修工程，通过劝募民财、整合资源，历时一年完成宫殿修缮与学田扩充，使儒学建筑群焕然一新。

《嘉定县重修学宫记》碑位于嘉定孔庙大成门外，由明代奉直大夫、尚宝司少卿须之彦（嘉定人）撰文，邑人沈克似书写，殷亢宗篆额。该碑立于明神宗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记录了嘉定县重修学宫的过程。碑文不仅记录了工程细节，还提及“教化嘉定”的理念，与宋代首通记载教化嘉定的碑刻相辅相成。

跨过大成门，环顾左右墙上醒目嵌有两块石碑。

《嘉定县学之记》碑是嘉定孔庙内的重要碑刻，立于南宋绍定二年（1229年），由时任嘉定知县沈璞撰写，详细记录了嘉定孔庙创建之初的艰辛历程和规模。

《奉宪永行严禁》碑是清代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立于上海嘉定孔庙的一块重要石碑，堪称嘉定孔庙历史进程中的里程碑。

碑文称：“汇龙潭有城外园丁入城收粪船，昼泊仰高坊下及左右两涯，大小粪担十百为群，相率下粪于此，百般狼籍。又有所谓狗粪船，夜泊潭间，鳞次相倚，动至十有余艇，出没难稽，秽污丛集。每值微风鼓荡，两种粪船臭恶之气，遍满学宫，直逼大成殿。又左右居民往往于仰高坊内摊晒粪草，纵放牲畜；潭左更有安置茅坑，摆列粪缸，肆行污点者。虽连年以来叠申告诫，然谕之不从，禁之不得，重为学宫之害。故非请大宪钧批，勒石永禁。否则将来任意作践，竟不知于何底止。”

嘉定孔庙面临的环境污染状况，已到不堪入目的地步。有鉴于此，新到任的儒学教谕陈从王将之作为头等大事，坚持不懈地奔走呼号，历经嘉定知县、太仓知州逐级立案呈报，再经江苏省布政使转呈江苏巡抚批准，最终成为一道具有强制性的地方性行政法令，立碑（《奉宪永行严禁》）明示禁止。

令称：“学宫重地，理宜清肃，岂容无知愚民任意作践，肆行污秽，殊属不敬。仰苏州布政司转饬如详，勒石严行永禁，以昭诚敬。如敢抗违，即行详究。……并取碑摹，详呈各宪存案，永行禁止。倘有抗违，定即牒详究处。各宜禀遵。”

此道政令，可以说是嘉定历史上最早的，甚至是绝无仅有的一部单项环保法规。就今天我们所面临的环境状况而言，不啻是一面镜子。

大成门内是中心庙院，中间一条笔直的石铺甬道直通大成殿，苍松翠柏簇拥两旁。两株元时所植古柏，霜披雨溜，呈龙钟之态，仰视可见似苍龙丹凤，素有“龙凤柏”之美名。甬道至大成殿月台前，有九步台阶，供人拾级而上。

两株元代所植古柏，霜披雨溜，呈龙钟之态，仰视可见似苍龙丹凤，素有“龙凤柏”之美名。今天我们所见大成门前还活着的这棵桧柏，以及大成殿前已经枯萎的“龙凤柏”，就是当年所植。

据史载，柏树始植于元至顺三年（1332年），原栽柏树计六十棵。现存这株苍劲虬曲的“龙凤柏”树年纪已逾六百九十高龄。

大成殿前两侧是东、西“两庑”。为硬山顶收廊式庑殿，面宽十二楹，进深五界椽，其中一界为明廊，内为四界（五路头），上覆小青瓦，正脊为“竖头插脊”上覆盖头线。檐柱上的额枋两端雕有如意花纹线条，檐柱与廊柱间由抱头梁连接。

元代，孔子被追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统治者虽然为马背上的民族，但尊孔崇儒因袭不变。元贞二年（1296），嘉定因户口繁庶，以例由县升为州，嘉定孔庙（州学）也因之于泰定至至顺间（1324—1332），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全面地改扩建，提升规格，扩大规模，殿堂门庑斋舍等建筑达百六十楹，较宋始建时的四十楹，增加了四倍，当时即称“为吴庠最”。尤其是泮池和泮池桥，其规模气势，在州、县级孔庙中，罕有其匹，即便在全国，也属鲜见。

此台阶古称御道或御路，中间镶有花岗岩雕琢的丹陛。丹陛中间的深浮雕图案为龙戏珠，龙是天子的象征，代表着至高无上。龙珠上方的浅浮雕图案镌刻了五只蝙蝠，中间蝙蝠口衔着盘长，寓意福分无垠，幸福久远。丹陛的下方刻有宝剑、如意、书、圆寿等六种吉祥物，寓意六六大顺。

大成殿为孔庙之主殿，唐代称“文宣王殿”。“大成”乃因宋徽宗赵佶尊孔子为“集古圣先贤之大成”而改名为“大成殿”。初建于宋嘉定十二年（1219年），现今存物是清光绪三年（1877年）重建的建筑。是孔庙内建筑形制规格最高的一幢建筑。

大成殿面宽五间，重檐歇山顶上覆以灰色筒瓦，殿顶正脊高达1.6米，为双层亮花筒屋脊，其屋脊采用亮花筒构件，除了造型美观外，风由亮花筒而过，大大减弱了风对屋脊的压力。

大成殿陈设《嘉定县重修县学碑并铭》是南宋时期的重要碑刻，碑高183公分，宽87公分。碑文18行，满行57字，由华文阁直学士王遂撰并书，朝请郎黄自然题额。

重修原因：嘉定县学自高衍孙始建以来，经过25年已显废坏，知县王选于淳祐四年进行全面修缮。

修缮过程：王选筹集资金，修葺了县学的殿堂、门廊等共33间房屋，耗资三万四千余缗，米七十五硕，且未取自吏胥牙侩，体现了其清廉与重视教育。记录了嘉定县学在淳祐四年（1244年）的重修过程。

自清代康熙开始，历代皇帝都要做这件事！就是即位后要亲临北京国子监进行讲学，然后到北京孔庙赐匾一块悬于大成殿内，各地的孔庙也要效仿摹制。嘉定孔庙的大成殿内就悬挂着这么4块匾额，分别是康熙的“万世师表”、雍正的“生民未有”、嘉庆的“圣集大成”和光绪的“斯文在兹“。想看看清代4任皇帝的字写得怎样，来这里就对了。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前479年4月11日），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陬邑（今山东省曲阜市）人。他是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室内供奉身着帝王服饰的孔子像，悬挂四块古色古香的匾额，匾文是清代四位皇帝为赞扬孔子的思想成就而题。其中有康熙题写的“万世师表”、雍正的“生民未有”、嘉庆的“圣集大成”、光绪的“斯文在兹”。

大殿中央佛龛供奉着身穿帝王服饰的孔子塑像。

孔子塑像，头戴十二旒冠冕，身着十二章王服，手捧镇圭，形象威严而庄重。这一塑像反映了历代帝王对孔子的尊崇，将其神化为君王形象。

现存的木质牌位位于大成殿的正中，牌位镌刻“至圣先师孔子神位”，两侧供奉着孔子的四位主要弟子，即“四配”：颜回、曾参、子思和孟子。

历代帝王推崇孔子，主要原因如下：

1.政治理念契合：孔子的儒家思想强调“仁爱”“民本”“大同理想”等政治理念，这些理念为历代帝王提供了治理国家的理论基础。帝王通过尊孔，承认并宣扬这些理念，有助于巩固统治合法性，稳定社会秩序。

2.维护统治工具：儒家学说强调君臣父子的等级秩序，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有助于帝王巩固权力，维护专制统治。孔子的思想被用来教育臣民，规范社会行为，减少社会冲突。

3.文化正统性：尊孔有助于树立政权的文化正统性。尤其是少数民族政权，通过推崇儒学，能够化解民族矛盾，增强民族共同体意识，争取汉族士大夫的支持。

4.社会教化功能：儒家思想强调伦理道德和社会规范，成为稳定社会秩序、规范人们行为的重要工具。帝王通过尊孔，推动儒家思想的传播，促进社会的道德教化。

5.历史传统与象征意义：尊孔已成为历史传统，历代帝王通过祭祀孔子、加封尊号等方式，延续这一传统，表达对儒家文化的尊重和对先贤的崇敬。孔子的地位逐渐被神化，成为“万世师表”，象征着中华文明的精神。

嘉定孔庙的碑廊收集了散落在嘉定各处的碑刻，总共达60多通。其中有元代书法家杨维桢、书画家倪云林、顾阿瑛的作品，还有著名的南宋著名理学家、教育家朱熹的大字碑刻呢。

嘉定孔庙的碑廊是孔庙内的重要文化景点，位于明伦堂西侧，陈列着从唐至清各个朝代的书法碑刻，共计近百方。这些碑刻不仅记录了嘉定地区历代学子的功绩和科举制度下的求学故事，还展示了宋代黄庭坚、明代沈周、文徵明、董其昌等著名书法家的墨迹诗文，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意义。

“上海科举博物馆”坐落于“吴中第一”的嘉定孔庙内，全年向游客开放。博物馆展示了科举制度的起源和发展历程。通过丰富的文物展品、图片和文字描述，游客可以了解到科举制度最早起源于中国隋朝时期，随后经过唐、宋、元、明、清等朝代的演变和发展，最终于清朝废除。

馆内主要分成“科举制度沿革”、“科举与儒学”、“科举与社会文明”、“科举考试程序”、“科举与教育”五个板块，一千余件相关展品，向游客们全面展示了科举制度的变迁。

博物馆还展示了科举制度的考试形式和内容。

乡试三年为一届，考试地点在各布政司所在地的贡院进行，每届考试分三场，每场限三昼两夜封闭完成，白天笔试，晚上自修或休息，但不准离开号舍。考试内容有时务策、帖经、杂文等。

会试在乡试之后的第二年春季集中至京城贡院举行，通常在阴历二月初九、十二、十五开考，因此又称“春闱”。

殿试在会试之后的当年举行，由皇帝亲自主持，是科举考试中的最高一级考试。明清时期，殿试通常在会试后的一个月，即三月十五日举行。

隋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创设进士科，以考试区别优劣取舍的办法选拔官吏。

元仁宗于皇庆二年（1313年）下诏开科取士，中断三十余年的科举得以恢复。士子报考后，需参加乡试（通常在各直隶省及布政使司驻地、包括京城举行考试）、会试（士子会集京城参加礼部统一考试）、殿试（由皇帝亲自出题测试会考）。

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朝廷颁行《科举成式》对乡试、会试、殿试的各个环节都明确定出规制，是明代科举走向程式化的基本文件。

在承袭明代科举程式的基础上，清代改革科举考试内容，完善相关制度，严厉打击舞弊，使科举制度日臻完善，保障了科举的公正与公平。

然而，随着近代化的推进，科举制度已不适应新的社会需求。特别是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后，新式学堂的兴起要求考试制度与之相适应‌‌，科举制最终在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结束。

明代候峒曾行书与李流芳山水画合册。

侯峒曾（1591年10月1日-1645年8月24日），字豫瞻，号广成，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今上海市闵行区）人，祖籍苏州府嘉定县（今上海市嘉定区），中国明末诗人、抗清志士。

李流芳（1575—1629），明苏州嘉定（今属上海）人，系明代著名书画家、诗人。

东壁图书府，西园翰墨林。

诵诗闻国政，讲易见天心。

位窃和羹重，恩叨醉酒深。

载歌春兴曲，情竭为知音。

陆龙其手录唐代诗人张说的应制诗《恩制赐食于丽正殿书院宴赋得林字》。

陆龙其（1630年—1692年），字稼书，清代理学家家、教育家、政治家。自称“当湖先生”。曾于康熙十四年至十六年（1675--1677）任嘉定知县。

清张鹏翀《枯木蛟龙图》扇面画。

清张鹏翀山水画。

张鹏翀（1688--1745）字天扉，号南华散仙，嘉定人。清雍正五年（1727）进士，改庶吉土，授检讨。历充文颖馆、八旗志书馆纂修，云南乡试副考官，河南乡试主考官，日讲起居注官。累升至侍讲、右庶子、少詹事、詹事。以诗名天下，又擅山水画，书法亦苍劲，人称诗书画“三绝”。曾作《经史法戒诗》、《万寿圣德诗》、《十慎箴》、《春林淡霭图》、《日长山静》画扇进献乾隆皇帝。乾隆帝亦曾以御画《松竹图》、御书“双清阁”匾额，以及笔砚、纱缎、绒貂之类赐之。乾隆十年（1745）告假归，帝赐白金百两，御制五律一章，以宠其行。途中至德州，病逝。乾隆帝久不能忘，对群臣说：“张鹏翀可惜！”有《南华诗集》。

钱大昕和王鸣盛都是清代乾隆嘉庆时期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在嘉定孔庙设立他们的塑像，是将他们作为嘉定地区文化昌盛、学术繁荣的标志性人物来展示。嘉定孔庙本身就是地方文化传承和教育的重要场所，这些塑像时刻提醒着后人本地的学术传统以及先辈学者在史学、经学等诸多领域的卓越贡献。

清代学术巨擘钱大昕、王鸣盛等人的著作陈列，则彰显了自明清以来上海地区人文荟萃的盛况。

对于当地学子来说，钱大昕和王鸣盛的塑像是一种激励。他们看到这些塑像，能够感受到先辈们在学术道路上的执着与成就，从而激发自己在学业上努力钻研、追求卓越的动力。这两位学者以他们的博学、严谨的治学态度为后世学子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塑像成为一种无声的教育力量。

清代《魁星点斗》木雕插屏。

在科举考试中，取得高第即称作“魁”，就是出于“魁”与“奎”的同音，并有“首”之意。

三彩文武官陶俑，是唐代一件用来陪葬的明器，现收藏在嘉定孔庙“科举”博物馆。

明伦堂位于大成殿东侧，始建于南宋嘉定十二年（1219年），原名“化成”堂，宋淳祐四年（1244年）改为“明伦”堂，现存建筑物为清光绪二年（1876年）重建。现在明伦堂作为主要的展陈空间，全方位、立体式解读科举制度。

步入明伦堂，首先看到的是大型屏风“鲤鱼跳龙门”，其屏风背面是“状元及第”。

中国文化中，龙代表着尊贵和地位，鱼跃龙门象征着对更高身份和地位的追求和获得。这一寓意在古代科举制度中尤为突出，常被用来比喻科举中试或仕途升迁。‌“状元及第”是指科举考试获得殿试第一名者。

通过参观考场模型，了解古代考试的场景和流程。展品中也陈列了古代科举考试的题目和答卷，展示了古代士人的学问和才能。

《钦定科场条例》是清代专门性、多次纂修的科举法规总汇编，是清朝科举运行的制度性、法规性保障。主要内容:

考试程序：详细规定了乡试、会试、殿试等各级考试的程序和要求。

考场规则：对考场的布置、考生的入场、试卷的密封等进行了详细规定，以确保考试的公平公正。

防弊措施：针对科举考试中的舞弊行为，如夹带、代考、传递答案等，制定了严厉的处罚措施。

官员职责：明确了主考官、监考官、提调官等各级官员的职责和权力，以确保考试的顺利进行。

由此想起“孔乙己”原型周伯宜（1861—1896），是“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鲁迅之父。本名凤仪，秀才出身，因屡应乡试未中。在鲁迅十二岁那年（1893年)，时任七品内阁中书官职的祖父周福清，为其子即鲁迅的父亲周伯宜科考举人贿赂主考官案发，犯“科考舞弊”罪，光绪皇帝钦旨“监斩候”（死刑缓期执行）而入狱，周伯宜不仅未中举，还被革去秀才功名，因此郁闷成疾，35岁便去世，致使家道中落。

展区展出了一份清光绪年间的江南乡试试卷，第一场考“四书”题，第二场考“五经”题，第三场考策问。策问的内容包括经史或时事政治，如针对军事、农业、礼制、刑法等提出问题，要求考生阐述观点来进行议论。目的在于测试考生对某一问题结合社会实际的分析能力与政治见解，类似如今公务员考试中的“申论”。

这是光绪皇帝在光绪十二年（1886年）殿试时出的题目。

“豫之方设险立国之基也，范金者理财之要也。尔多士条举以陈，勿猥勿奸，朕将亲览焉。”

解读:

“河南是建立国家根基、设置险阻的地方。擅长理财是治理国家的关键。在座的各位士子须逐条列举陈述良策。士子们要正直诚实，不要卑鄙狡诈。我（光绪皇帝)将亲自审阅大家的答卷。”

这是赵以炯在光绪十二年（1886年）参加殿试时的应试文书。

“应殿试举人臣赵以炯年二十三岁贵州贵阳府人由廪生应光绪五年本省乡试中式由举人应光绪十二年会试中式恭应殿试谨将三代脚色开列于后”。

解读:

赵以炯（1865年－1907年），字仲莹，号鹤林，贵州贵阳府青岩人，殿试时年二十三岁。光绪五年（1879年）己卯科贵州乡试第一名举人（解元），光绪十二年（1886年）丙戌科一甲第一名进士（状元），授翰林院修撰。

赵以炯在殿试时填写的关于家族三代情况的说明：

曾祖父名叫维经，未曾出仕为官，已经去世。

祖父名叫玉墀，曾经出仕为官，已经去世。

父亲名叫国澍，未曾出仕为官，已经去世。

表明赵以炯出身于一个有从官经历（祖父）但到他父亲这一代已无官职的家族，而他凭借自身努力在科举道路上取得很高的成就。

“金榜题名”即指科举时代获得最高级别考试（殿试)录取前三名（状元、榜眼、探花)的公示名单。

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张謇考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当地官府特指派专人快速前往张家报喜，并且张榜公布。

文官补子，即官服图案。

清代官分九品，各品又分正、从两级，共十八级。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为从六品，榜眼、探花授正七品，进士为从七品。

古代官袍补子，又称“背胸”或“胸背”，是明清时期官员在朝服前胸后背处装饰的一块方形或圆形织物，用以区分官员的品级和职务。

文官的补子图案多为飞禽，象征文雅和贤德。具体图案如下：

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云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鸂鶒、八品：鹌鹑、九品：练雀。

武官的补子图案多为猛兽，象征威武和勇猛。具体图案如下：

一品：麒麟、二品：狮、三品：豹、四品：虎、五品：熊、六品：彪、七品、八品：犀牛、九品：海马。

贡院坐号便览的历史

自宋代开始，考生需按号就座，不得随意移动或调换座位，这一制度在明清两代得以延续。

科举制度起源于隋唐时期，正式确立于隋炀帝大业年间。唐代出现了专门的科举考试场所——贡院，贡院最初在京城设立，后来在各省会开设。

明清时期，现安徽、江苏、上海同属江南省。南京作为江南省会——江宁府，因安徽居长江上游，习称上江；江苏处长江下游，故称下江。明、清两代的贡院之一上江考棚就设置在南京的老门东。

考棚，是来南京参加科举考试的考场和考生居住的房舍群。因此，这里是学子每隔三年一乡试的考场。各县、州、府的秀才、廪生等云集江南贡院应试，考中者即为举人。

与现在的考试一般使用学校教室作为考场不同，古代科举考试有专门的考试场所，即贡院。各地贡院严整划一，壁垒森严，成为科举制度的具体象征。

进入贡院大门之后，就是仪门了。进入仪门之后就是龙门，这是考生进考场的搜检通道。

考生考试和住宿的地方，称之为号舍、号屋、号子。这些密密麻麻的号舍是贡院建筑的主体。每个贡院号舍的数量根据考生人数来决定。明清时期的每个举人、进士都曾经在这样的小空间里苦思冥想过，奋笔疾书过，这里是他们人生走向辉煌的起点。可以想象，1.16平方米的空间，连坐都坐不舒服，可是考生每天要在里面考试与睡觉。他们怎么在里面睡呢？这里必须感叹一下古人的智慧了。

古代科举考场的规则非常严格，以确保考试的公平性和纪律性。考生进入考场前需要进行严格的搜身检查，携带的物品如干粮需要切开检查。考试期间，考生不得离开考场，饮食由考场提供或考生自带。监考官员负责监督考试过程，考生白天在考官监督下进行笔试。

晚上抽下案板与坐板拼成睡觉的床，考生就蜷缩在号舍里过夜，即使生病都不能离开。

古代科举考场不仅是考试的场所，更是文化和教育的象征。科举制度通过考试选拔人才，提供了相对公平的晋升机会，尤其是对于出身寒门的学子来说，科举考试是实现阶级跨越的重要途径。

清顺治年间两份科举进士三代的履历簿。

《曾文正公家书》是晚清名臣曾国藩所著，记录了他在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至同治十年（1871年）期间写给家人、亲友的书信，共约1500封。这些书信内容广泛，涉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多个方面，包括：

修身篇：强调“慎独”、“笃实”、“坚忍”的为人处世准则。

劝学篇：指导子弟读书求学的方法，提倡“有志、有识、有恒”。

治家篇：阐述勤俭持家、睦邻友好的家庭理念。

理财篇：提供家庭经济管理的经验和建议。

交友篇：讲述交友识人的智慧。

为政篇：分享从政的经验和心得。

用人篇：论述选拔和任用人才的原则。该书被奉为治家宝典，对曾氏家族的家规建立和家风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对后世的家庭教育、个人修养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明伦堂后院墙上赫然写着“武魁”两字。此乃武状元选拔赛的场地。

武举道具

明清两代的武举考试中,摄石是必考项目之一，为促进了举重活动的开展。此为古人准备武举考试和举重训练的器具——

练功石。

为提升展厅的互动性。嘉定孔庙通过结合声光技术、艺术景观、场景复原等多种展示手段，精心打造殿试艺术景观、孔子圣迹图创作画、钱大昕与王鸣盛读书场景、科举号舍场景复原等重点展项，旨在让文物“活”起来，使观众直观感受科举制度1300年的悠久历史和教化嘉定的独特魅力。